【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6日讯】§§四﹑社会主义不外是封建农奴制度

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是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当作是社会运作的唯一目的。然而﹐这种做法﹐是违背它本身的思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与个体﹐是辩证的同一。把任何一方绝对化﹐这同一物的存在﹐就毫无意义。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互相对立﹑同时又互相依存的。没有个人的利益﹐怎会有整体的社会利益。这有如去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去找森林﹑没有水的地方去找海洋﹐是同样可笑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把公放在第一位﹐是反映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诗句。更何况是公而无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至于什么斗私批修﹑把个人利益斗垮斗臭﹐简直是全部抹煞个体存在的意义。这样的主义﹐怎能为人民所认同呢。尽管他们整天地唱社会主义好﹐也唱不出什么好处。好与坏﹐是自有公论的﹐不是唱出来的。如果它真的那么好﹐就不会走进经济的死胡同里﹐就不需要开放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和欧文一样﹐同是空想的。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宗教的天堂没有两样﹐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它的手段﹐就更是有害的。他崇尚暴力﹐以暴力去夺取政权﹐以暴力来达致社会目的﹐导致对人命的伤亡﹐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造成的祸害﹐对人类造成的痛苦﹐是有目共睹的。

以暴力去消灭私有制度﹐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至于由私有制带来的矛盾﹐如什么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说法﹐更是故意地﹑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任何事物﹐它的存在﹐有其利必有其敝。这也是辩证的规律。事实证明了﹐以暴力的手段﹐去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它所造成人类的痛苦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无可估量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这一点。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这自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呢﹖任何违背自然律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贫困﹑物质的缺乏﹐使它最终走上瓦解的道路。

其次﹐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什么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物资的供应源源不断﹐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的幻想。要知道﹐丰足与贫乏﹐也是相对的。人类的欲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断地提高的。生产力的状况与人类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平衡的。否则﹐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才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理想主义﹐离开人们的欲念的社会蓝图﹐是毫无意义的。什么“斗私批修”﹑“存天理﹐去人欲”﹐是唯心主义和宗教的禁欲主义。如果说﹐欲望是有限的﹐那么人类至今仍然穴居野处。既然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要实现“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看来﹐毛泽东也看到这一破绽﹐因此去求救于唯心主义。什么“政治是统帅”﹑“人的思想第一”﹐把教育﹑洗脑当作救命的稻草。如果教育真有神效﹐社会早就不会产生罪恶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那么绵缈﹐它比天堂还要渺茫。而且﹐什么各取所需﹐这种无政府状态﹐根本不应该让它实现。什么国家消亡﹑消灭阶级消灭了党﹐又怎能“千秋万代”﹑保住红色江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改装了的共产主义﹐以适应专制政体的国情。一个专制政体加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蓝图﹐就这样出炉。只要把“各取所需”改为“按需分配”﹐只要彻底消灭财产的私有权﹐实行什么一大二公﹐甚至连思想也要公有化﹐割资本主义尾巴﹐三餐干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就已经实现。这就叫做“大跃进”﹐一天等于几十年﹐只要思想解放﹐有伟大舵手来领航﹐精神就会变物质﹐荒山也会变粮仓。

社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的演变﹐有它自己的客观的规律﹐不能凭主观意志去转移的﹐更不可以以暴力﹐强而为之。故《道德经》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现在﹐让我来探讨一下﹐这个要整天唱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看看它有哪一点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色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是中央集权专制加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度﹐并非就是马克思所发明﹐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仅有的。

首先﹐我们看一看﹐他在生产关系上进行的“革命”﹐他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对土地和人民的占有﹑控制﹐当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历史以来改朝换代的流血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对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这就是“受民受疆土”。秦始皇说过﹐“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孟子也说﹐“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中国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土地问题﹐是历代皇朝的头等大事﹐在周代﹐就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孟夫子向滕国有过这样的建议﹐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经》上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卫鞅的经济改革﹐以废井田开阡陌为大事。战国时代﹐贵族逐渐没落﹐其土地逐渐转入私人手里。秦汉时代﹐兼并之风甚盛﹐朝廷鉴于贫富悬殊﹐易生变乱﹐是以董仲舒向武帝建议﹐限民名田。新汉时代﹐王莽下令﹐“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准买卖。历代的农民革命﹐也是基于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毛泽东利用农民对土地的欲望﹐夺取了政权。但他并非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只是为了夺取和永远保住他的红色江山。他害怕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生产关系随之而发生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破坏他那封建闭塞的﹐什么“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动摇他的红色政权。所以当土地改革一旦完成﹐他就立即着手去剥夺农民的生产手段﹐把它们变成一件劳动工具﹐使他们都一无所有﹐只剩下爹妈给的一双手。这名义上是国有化﹐而实际上﹐是实现了真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泽东成最大的地主﹐因为国家﹐也只是他的统治工具而已。

不要以为﹐实现了土地公社化﹐消灭财产的私有权﹐就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就能实现向无阶级社会﹐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世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土地国有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古代伊朗﹐全部土地都算是国家的﹐当然也是皇帝的。皇帝把一部分土地赐给贵族和庙堂﹐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是属于公社的。在皇帝和贵族庄园中劳动的﹐是奴隶和喂佣劳动者。在中国的周朝﹐土地是国家所有﹐为公社所使用的。但这些农奴﹐他们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并用以耕作公田和自己的份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社会﹐不允许有财产不平均的现象发生﹐私有财产是不存在的。虽然﹐斯巴达人成长以后﹐便从长老手中﹐分得一块面积相等的份地。但这块份地﹐他既没有权利出卖﹐也没有权利转让。斯巴达统治者﹐和中共统治者一样深知﹐商品生产与和货币流通﹑贸易的发展﹐会导致财产不平均的现象出现。所以斯巴达人严禁贸易﹐同时使用沉重的铁铸货币﹐使人们不容易积蓄。在希腊化时期﹐全部土地都为皇帝所有﹐国家把土地分为两大部分﹐王田和赐田。在土地上耕种的是奴隶和喂佣劳动者。和中共一样﹐土地占有者──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她可以干涉任何经济活动﹕什么时候播种﹑种些什么东西﹐都由中央机关统一规定﹑统一管理。伯罗奔尼撒以后﹐斯巴达财产不平均现象迅速发展。国王亚基斯四世﹐鉴于大土地占有者会削弱王权﹐主张改革﹐实行废除债务﹐收集烧毁债券﹐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后﹐克里昂米尼发动军事政变﹐武装夺取政权﹐他也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恢复公有制。但这都完全没有改变奴隶制的社会性质。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度﹐就是一种美好的制度﹐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而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也不是马克思所发明的。它也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必然被私有制所代替﹐那就更说明了﹐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永恒神圣和绝对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也只是一件工具。它可以为任何阶级集团利用。而毛泽东也只是利用了它﹐来达到复辟封建专制的目的。毛泽东把一切东西﹐甚至连思想都实现国有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这个工具。这国家是我缔造的﹐它应该属于我的。就是这样﹐毛泽东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私有主。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主人﹐其他都是奴仆。

现在我们看一看﹐生产关系的另一个要素﹐即生产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把人民﹐当作是被统治的工具﹐当政治权力一经确立﹐头等大事就是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支配。这就是所谓“受民受疆土”。在奴隶制社会﹐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土地和奴隶。

中国是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最早制定户籍制度的国家。所谓“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与户籍制度相配合的是里甲制度﹕五家编轨﹐十轨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乡。这是严密控制人民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政权的组织更为严密﹕生产者除了在工作时间﹐受生产单位的党团工会组织监督以外﹐在家里﹐还得受居民委员会的监视。治安保卫委员会﹐每天都向公安派出所汇报所谓敌情﹐把民众的思想﹑言论﹑行动报告上司。压迫者最先受压迫。党团员在每周的组织生活中﹐必须汇报自己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在所谓人民公社化后﹐共产党更取消乡村组织﹐把它变成军事组织。什么大队小队﹐“亦文亦武”。户籍制度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不要说迁徙自由﹐甚至到外地探亲﹐也要申报户口﹐凭证明领取粮票。这样一来﹐人民就永远依附于工厂﹑土地。这和奴隶有多大的分别呢﹖如果说奴隶制中的奴隶﹐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则共产党统治下的“驯服工具”﹐就完全没有说话的权利。虽然﹐奴隶主可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自由买卖奴隶﹐而共产党则不可以。但这并不是说明﹐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人民和土地都从属于国家﹐而国家则从属于共产党。所以买卖这些所谓“国家的主人”是毫无意义的。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而在中共社会中﹐共产党政权也可以随意把一个小商贩﹑一个批评共产党的人抓去坐牢﹑枪毙。

中共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除了加强军队﹑警察﹑监狱的作用以外﹐就是分化人民﹐让人民自己去压迫自己。他们划分阶级﹐就象古印度人划分种性﹐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一样﹐把人民划分阶级。元朝的异族统治者﹐把人民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中共称为臭老九〕﹑十丐。中共把人民划分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分子。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士兵﹐就是所谓工农兵﹐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而地﹑富﹑反﹑坏﹑右﹐是专政的对象﹐是被压迫阶级。在印度﹐僧侣﹑军人﹐垄断了国家的高级职位。首陀罗和普通的奴隶﹐是低贱的被压迫﹑奴役的阶级。中共统治下的五类份子﹐和斯巴达的希洛人一般﹐不但要负担沉重的劳动﹐而且还要受经常性的管制斗争。甚至不经审判﹐不容辩护﹐动辄被抓去劳动教养﹐关进监狱﹐或公开枪毙。斯巴达统治者﹐非常害怕希洛人起来反抗﹐因此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常常派遣武装青年﹐在深夜突袭他们的村庄﹐把一些有反抗意图的人杀死﹐使他们常常生活于恐惧之中。中共毛泽东王朝比斯巴达统治者更甚。他对所谓敌对阶级的压迫统治﹐更为广泛﹔不仅对“五类份子”本人﹐而且连同他们的子孙﹐甚至不论出身于任何阶级家庭的知识份子﹐及一些敢于独立思想﹑敢于怀疑党和领袖伟大正确的人。毛泽东煽动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在节日来临之前﹐各地公检法机关﹐必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公开判处一些“阶级敌人”以徒刑或死刑﹐让民众观看死刑执行的残酷情形。还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下达指标抽阶级敌人。他们煽动所谓工农兵出身的群众﹐对阶级敌人或怀疑是阶级敌人的人﹐进行批判斗争。毛泽东就这样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控制﹐以阶级斗争来分化人民﹐使人民常怀恐惧之心﹐使斗别人者﹐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王朝这些疯狂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毛泽东赤膊上高7d﹐煽动“红卫兵”对阶级敌人﹑对自己的政敌及其同情者﹐进行抄家﹑绑架﹑斗争﹑殴打﹑游街﹑凌辱﹐使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中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历代王朝的株连制度﹐被发挥到前所没有的地步。那些五类份子的子孙﹐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比死亡更为痛苦。

我们再看一看生产关系的第三个要素。在过去﹐历代皇朝无不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山泽江海﹑盐铁酒茗﹑布绵丝帛﹐皆有禁例。在中共统治的公社和国营工厂里﹐劳动者完全没有参与生产计划﹑管理的权力。党委是最高的决策机关﹐其它组织只是装饰门面而已。一切生产皆得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里。工商业全部都是国营官办。这不仅控制了人民自由谋生之路﹐而且﹐连人民一切生活必须品的分配﹐从粮食到螺丝钉﹐皆由政府计划生产供给。这是历代皇朝从没做到的事。所谓“工商食官﹐盐铁专利”也远不及他控制得那么彻底。昔者荣胡公好专利﹐厉王悦之﹐以至被流放于彘。但共产党却可以把所谓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关进监狱。大家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他的统治权力。毛泽东利用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把工人﹑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得来的粮食和物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中国劳动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完全没有参与的权利。历史上也是如此﹐“积谷政策”历代皇朝都非常重视。他们以“济民”为口实﹐建造官仓﹐屯积粮食。和中共政权的统购政策一样﹐“和籴”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种征购政策﹐余粮一律由国家以官价收购储备。他们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就能“足食足兵”﹐民众就可以得到控制。试想﹐在一个要凭粮票才能买到一点点粮食的国家里﹐人民还能跑到那里去。他们以为再加上种种控制措施的配合﹐就可使他们的统治权力﹐得到稳定巩固﹐“千秋万代”永不变易。

和历代专制政权一样﹐中共一向都非常害怕民营工商活动。韩非子把商人称为“五蠹”。秦汉把商人编入“七科谪”﹐对他们的经营加以种种限制。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中共政权的国有化来得那么彻底。孔子弟子子贡﹐可以经商致富。长安巨贾王酒胡﹐曾和皇帝一同进食。秦王也曾为一位商人建筑怀清台。八大商家也曾是清廷的座上客。但历代专制王朝对私营工商业的压抑﹐也没有如此之甚﹐因历史背景不同﹐共产党要巩固专制统治﹐就必须如此。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毛泽东王朝在政治﹑思想上﹐如何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首先是对知识份子的压迫﹑控制。战国时代﹐是知识份子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黄金时期。自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历代王朝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韩非子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尽人皆知的事。尽管毛泽东的御用文人要为他翻案﹐但其对文化的破坏﹐也是举世公认的。不错﹐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儒生﹐比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真是望尘莫及。及至汉承秦制﹐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高祖也不过是﹐把儒冠当作便壶。明﹑清时代﹐文忌之多﹐文网之密﹐文祸之广﹐也是历史所罕见的。明代文字狱有因“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诗而被杀。雍正时有因《维民所止》的考题而戮尸。乾隆举人因一首“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所谓反诗﹐连同其孙及参校﹑刊行等惨被处死。但这一切一切的文字狱﹐都比不上毛泽东皇朝这么浩大﹑这么普及。历代皇朝也懂得利用知识份子﹐而毛泽东却不如是﹐说什么“读书越多越蠢”﹐把知识份子﹑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所谓“向党交心”﹐整风运动﹐以此来镇压思想上的异己﹐剥夺人民的思想权利。什么统一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

诸位﹐请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生活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人民﹐他们被当作什么东西﹖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官老爷﹐则是人民的公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只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只有在枪杆子出政权﹑出真理的时代中﹐才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事。这是用头站着的时代。而这唯一的伟大脑袋﹐是属于伟大领袖的。

§§五﹑结语

中共政权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人民的耻辱。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政权﹐能够产生和继续存在下去。事实是这样﹐凡存在着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必有它的内在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说﹐凡是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中共强权政治之所以产生和存在﹐是有它的内因和外部因素的。其内因是贫富悬殊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痛苦﹐以及传统的生产方式﹔而其外因﹐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围堵。日本的入侵﹐给共产党的发展以有利的时机。资本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围堵﹑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共更顽强地沿着极权道路走下去。

所谓合理的就是合法则性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宇宙内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其自然的法则。它们都在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因果关系之中。所以说﹐一切自然和社会存在的现象﹐它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它既然存在着﹐就是合理的﹑合法则性的。专制政体﹐是相对于民主政体而存在的。黑社会是相对于合法社会而存在的。合法社会与黑社会之间的斗争﹐其实并不仅因为是由于黑社会的危害性﹑和它是否具合法性﹐而更主要的是利益上的冲突。黑社会虽然不是依循于选举法产生﹐但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现象。它之所以存在﹐有它必然的原因。说到它的危害性﹐一个坏的政权﹑一个依靠枪杆子夺取和支撑的﹑非民选的非法政权﹐不知比它大多少倍。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就可以放弃对黑社会和专制政体的斗争。因为﹐对立物的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人们常说的公平合理﹐把公平和合理拉在一起﹐是不适当的。实际上﹐这个世界﹐凡公平的就是不合理﹔合理的就不公平。在这个普遍存在着差别对立的同一世界中﹐差别和对立就是非绝对的同一﹔就是非公平的。如果说﹐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也是很不公平的。他创造的星辰﹐千差万别﹐有巨大的恒星﹐有细小的陨石。他所创造的生物﹐本能悬殊。有强如雄狮﹐有弱如兔子。他所创造的人类﹐有的狡猾如狐狸﹐有的忠实如赤子。就算是人们所说的公平机会和公平的法律﹐实际上也不是公平的。平等的法律﹐只是为了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已。在这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社会里﹐公平的法律只不过是﹐让一个健跑者和一个老年人﹐站在同一条起步线上。无论是民主社会下的宁纵勿枉的司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下的宁枉勿纵的司法精神﹐也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审判的目的。不是一些人逍遥法外﹐就是一些人屈死冤狱。在自然界方面也是如此﹐一个众星质量平均的天宇﹐会是怎么样的。我想﹐那不过只是一团浑沌而已。

每一存在的现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一分为二”的﹐也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东西﹕好的就只是好的﹐坏的东西就是绝对坏的。日尔曼是最优秀的民族﹔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无产阶级份子犯了错误﹐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他的本质是完好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又一次违背他所教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而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追求个人欲望﹐是人类的生物性的本能。私有制思想﹑对物质财富占有的欲望﹐根植人们的心中。连毛泽东自己也不例外﹕他对权力的占有欲﹐是如此巨大﹑顽强﹑甚至凌驾于整个国家人民利益之上。 合理性就是绝对合理的﹐公平就是绝对公平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一件坏的东西并不是一开始时就是坏的。一件新生的事物﹑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当它刚诞生时﹐它是好的﹐是进步的﹑合理的。但它已经蕴藏着坏的﹑反动的﹑不合理的因素。当这坏的﹑反动的﹑不合理因素的增长﹑超过这事物﹑社会制度本身所能容纳的限度时﹐也就是说﹐当坏的﹑不合理的﹑反动的因素﹐大大超过事物内部的好的﹑合理的因素时﹔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时﹐旧的制度就必然要由新的制度所代替。由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进步的。虽然只是二世而亡﹐但灭亡的只是秦皇朝﹐而不是这个制度。汉承秦制﹐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延至今日。但为什么﹐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能够有这么长的历史﹖这只能从中国的社会基础本身去解释。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它是一盆散沙﹐缺乏经济上的凝聚力。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正是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历史至今﹐一切皇朝﹐为了巩固其统治权力﹐除了在军事上削弱藩镇权力﹑政治上实施愚民政策﹑学在官府﹑打击﹑控制﹑利用知识份子外﹔经济上则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实施“工商食官”﹑“盐铁专利”﹐以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农业方面﹐实行什么“限民名田”﹑“抑制豪强”等等的措施﹐以阻碍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维系“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和亦文亦武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专制制度。

中共政权与历代皇朝一样﹐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侵蚀﹑和商品生产﹑流通造成的两极分化﹑动摇其专制统治﹐强迫推行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什么“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共产主义。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中共的种种复辟措施﹐是历史以来最强硬﹑最彻底的。其原因﹐则是由于中共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初步的发展﹐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共政权害怕资本主义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害怕人民民主损害中共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所以他采取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为严厉的措施。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绝对美好和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社会制度。伟大领袖也不是圣人﹐他也不可能是全无错误。不要认为毛泽东是无错误的教皇﹐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克林顿的性丑闻﹐就说明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制度。伟大领袖也有一具血肉之躯。毛泽东也“寡人有疾”﹐也有七情六欲。但其实﹐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进步的领袖﹐而不是一个圣人﹑一个清教徒。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不在于他能消灭情欲﹐并不在于天天地进行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恰恰相反﹐而是能够更大地满足人民的情欲﹐而是能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欲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得到尽量的和相对合理的满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错误的。天理人欲﹐人欲就是天理。消灭了人欲﹐社会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阶级斗争﹐也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寸土必争﹐寸权不让”﹐毛泽东的的权力欲不是也很强烈的嘛。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牺牲国家人民的利益。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也是一分为二的。他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今天﹐他那不合理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已经超过了他自身的局限。今天的经济开放﹐容许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存在和发展﹐就是首先从经济基础上﹐突破这一局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一个多党制的﹑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民主的中国﹐必然要诞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在这里再重复王充的话﹐“天运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逆之则凶﹐顺之则昌。

批判毛泽东﹐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了泄发私怨﹔而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早日摆脱﹐以武装斗争实现改朝换代的﹑血腥的历史循环﹔并以此来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使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国实现。中国要想繁荣安定﹐就一定要彻底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摆脱一党专制﹐不要再让死的缚着活的。共产党毛泽东在这几十年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看﹗仅是一次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就使神州大地赤地千里。数以千万计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农民﹐被活活地饿死。毛泽东﹐这位始作俑者﹐并没有因此改弦易辙。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他把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加于神州大地。为什么﹐这个独夫能具有这么巨大的破坏能量呢﹖这股残害中华民族的力量不是来自战争﹐不是来自外族的侵略﹐不是来自帝国主义﹐而是来自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人民毫无经济﹑政治﹑思想权利﹑官僚只知欺下谀上的独裁制度和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试问﹕庐山会议上﹐衮衮诸公中﹐在铁的事实面前﹐一个个只唯上不唯实﹐有哪一位敢说一句真话﹖敢于在昏君面前坚持真理﹖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竟然埋没良知﹐颠倒黑白﹐助纣为虐﹐对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周小舟落井下石﹔对亿万逃荒饥民的苦难﹐全然不顾。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党专制的﹑反动的政治制度﹐这高度的集中统一﹐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统治权﹐都集中到这个独裁者的手里。这独裁者就算是一台发疯的钢琴﹐在它那狂勃的旋律下﹐人们只能随之起舞。多可悲呀﹗这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制度﹗难道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只能对伟人跪着﹐只可以顶礼膜拜﹐只能够赞颂欢呼﹐千秋万世﹐永不变易﹖﹗

人们还记得﹐共产党的《国际歌》是这样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是神仙皇帝”。毛泽东不是什么大救星。他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给人民带来最深重灾难的皇帝。秦始皇算得了什么﹖他只坑了几百个儒生。而毛泽东更胜于蓝。他给人民带来的是比秦始皇更甚百倍的压迫和灾难。无论他当初是否怀着救国救民的动机﹐他的行为的效果﹐说明他只是个罪犯。他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他的罪孽必须接受人民法庭的审判。

毛泽东思想不是永恒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没落的太阳。

（1998年1月1日于迈阿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