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4日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萨斯) 可能将使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 此外，它对整个国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处理紧急事态和保护人民生命的能力受到质疑，它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

在两名部长级官员因处理萨斯问题严重失责而被免职后，还难以预料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是否会进一步改革干部制度乃至政治体制。这场流行病暴露了中共铜墙铁壁上的裂纹，它势必将加速中国转变的进程。不仅是知识分子，连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牢骚满腹、不敢声张和为人所不容的少数人，可能会在走向新时代的过程中起到越来活跃的作用。萨斯影响了社会生活，它在近期和中期会在以下十大方面引起重大变化。

1) 中共 “无所不能” 的神话破产了。温家宝总理 “降服” 了1998年的特大洪灾.其声誉在全国鹊起。但是在解决令人棘手的小小冠状病毒问题上，党和政府的领导却屡屡失误，遭遇到预想不及的困难。 迫于世卫组织和外国政府的压力，党的领导层已不再掩盖真相，但是它无法从部队医院和某些省市了解到事实和数字。 在某些地区修建与萨斯有关的医疗和检疫设施时，卫生部门遭到当地干部和居民的强硬抵制。成千上万的民工有可能携带病毒而把传染病扩散到内地，但是中央政府却无法阻挡他们离开北京而暴露了党的弱点。

这种情况至少壮了”右倾” 知识分子的胆，他们要求党与国内其它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

2) 促使大力推行干部责任制。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隐瞒事实与严重失责而被免职，从而引起了更严格考核干部的呼声。清华大学的胡鞍钢等敢于直言不讳的社会科学家要求引入西方的制约机制，以保证官员刚正不阿。胡教授要求人大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处理萨斯失当的责任。

胡主席与他的盟友温家宝总理等人迫于压力，想利用萨斯危机为突破口，彻底检讨效能低下而又腐败的干部制度。据传胡–温领导班子不久将重新调查几十起重大贪污案，其中包括与江泽民或上海帮有牵连的案子。

3) 重燃知情权与宣传之争。疫情爆发后，温总理重申政府单位和国家媒体应该尊重人民的知情权。甚至官方的人民公安报也在评论中指出：群众的知情权是 “严肃的法律问题” 。

但是，积习难改。中宣部三月末发出的通知要求宣传干部 “牢牢把握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正确方向，为防止萨斯创造良好气氛。” 在掩盖了萨斯真相之后，中共当局要花大力气才能使中国人民和外国观察家相信它愿意把真相置于党的私利之上。

4) 打开北京对新闻与信息垄断的缺口。尽管北京有报喜不报懮的癖好，萨斯危机证明当局已无法垄断信息流通。中国人，至少是大城市的居民，另有渠道来获得关于这场流行病的信息，并传递往往使政府感到难堪的消息。

手机短讯是有力的武器，专家们称之为 “中国式的人民信息战” 。甚至在萨斯爆发前，专家们就估计今年将发出1500亿条短讯。四月的最后一周，广东当局拘留了十五人，因为他们用手机传播蛊惑人心、诽谤性的或反政府的 “谣言” 。但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接受失去信息垄断权的事实，这是不可逆转的。

5) 屈从于全球化的影响。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京竭力反对华盛顿和伦敦提出的 “人权高于主权” 论。时至今日，中共仍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传统观点，即不容侵犯每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明确边界。 2001年末北京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得不放弃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与金融主权。上个月，迫于世卫组织与外国的压力，它又不得不增加了部分政治与卫生体系的透明度，使之与世界接轨。不久，中共领导层可能不得不放弃更多的权力与控制机制。

6) 更恰当地评价 “软件” 实力与 “硬件” 实力。中国社科院于年初发表了关于中国 “综合实力” 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把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世界十三个大国中分别列为第三与第四。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度” 与 “政府的调控能力” 却分别被列为第十一与第十三。

社科院的学者们所量化的主要是 “硬件” 实力 。然而，在 “软件” 实力–某些分析家称之为道德权威或文化影响–方面，中国的地位与它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却极不相称。萨斯危机暴露出中国政府与老百姓缺乏面对事实、讲真话和为公众利益而无私奉献之类的所谓社会主义品德。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必须努力培育使其能重登道德与文化殿堂的品德。

7) 解决由来已久的 “硬件” 与 “软件” 之间的差距。自从邓小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创改革时代以来，北京始终集中财力与精力建设基础设施与硬件，包括从高楼大厦到高速公路，等等，但是，它却忽视了卫生、教育等软件。

萨斯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暴露了全国各地在医疗、福利、教育方面的恶劣条件。相对现代化的铁路、公路交通反而更便于萨斯的传播，使冠状病毒迅速从中心城市扩散到人们还在用原始甚至迷信的办法来对付疾病的地区。

8) 减轻地方主义的危害。萨斯的蔓延说明：尽管前主席江泽民与前总理朱镕基重新集权于中央的措施相当成功，地方主义还是根深蒂固。没有一个省或大城市愿意如实向世界说明本地的萨斯问题，怕的是吓跑了投资者和旅游者。个别地区在没有北京授权的情况下在公路上筑起路障，不让人们去有疫情的城市。 北京，尤其是江泽民的上海帮，其政策是牺牲内地发展 “沿海黄金地带” ，他们该为出现这种情况负主要责任。北京对艾滋病的情况至今还在避重就轻，这说明首都的官僚不想解救深受其害的内陆地区。北京是否愿意帮助西部地区建立教育与卫生设施，以求从长解决艾滋病问题，还有待证明。

9) 解放军的特殊地位受到冲击。解放军是掩盖萨斯疫情的元凶之一。部队医院有近200所之多， 但是许多医院都在提供萨斯病人数字方面拒绝与政府和世卫组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仍然主管解放军而又喜欢抛头露面的江泽民，直到四月末，也就是出现第一例萨斯病的五个月之后，才公开讲到这种致人于死命的疾病。 萨斯危机可能会激起舆论， 要求把解放军变成隶属于人大的、”正常” 的国家机器。疫情再次证明军队是 “国中之国” 。如果北京要适从全球化的要求，这种状况必须结束。

10) 台湾问题。北京主管台湾政策的干部私下指责台湾总统陈水扁以萨斯为借口中断两岸来往。

但是，由于中国与香港都在萨斯问题上应对失当，台湾兴起了一股害怕大陆、怀疑 “一国两制” 可行性的新浪潮，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萨斯渐趋消失，台湾的商人和旅游者会重返中国城市，然而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将久久挥之不去。萨斯危机再次证明：大部分台湾人确实想在大陆赚钱，但是没有多少人能承受随之而来的政治与医疗风险。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