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4日】

“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自于西方，践行于中国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用进废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西方有一种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只有适应残酷竞争的人，才可能活下来，不仅延续后代，而且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

虽然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多数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保护弱者、尊重残疾人士、全民福利待遇、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均等，等等，在意识上和行动上，尽力体现文明社会的进步和人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大力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诚信，整个社会只相信金钱和权力，大多数人信奉“强权即公理”。例如，周恩来曾公开说“弱国无外交”。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际事务中信奉这一法则，对内驾驭人民也一直使用这种办法，导致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变得低下。

正是因为中国领袖们身体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为的就在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口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大搞连横合纵。成功者便一言九鼎、为所欲为；失败者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多数中国人则对胜利者顶礼膜拜，对失败者及其家人痛打“落水狗”；全然不想也许胜利者是个暴君，失败者或许会给国民以生计。

政治平衡可以避免冒失举动

正是由于中共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异常残酷，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权力斗争，以镇压异己份子，从而保住自家人的性命，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成为次要。其结果就导致建国50多年来，国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都决定于中国领袖；而中国各级官员们也无不卷入上层的政治斗争中，常自称是某某领导的人，其命运随某某领导的沈浮而沈浮。因此，官僚们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他们只顾观察领袖们的脸色，完全忘记了自己做为公务员的责任、甚至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一句道地的口号。

邓小平时代，由于有了经济改革的异议者陈云，而他们在中共高层又有着旗鼓相当的威慑力量，以至于连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官员们，也得慎重思考和行动，就是中共喉舌的媒体，在如何深化经济改革的舆论导向上也持着谨慎态度。这事，对经济改革的思想宣传，常有不同的声音或矛盾之处；而这些争锋，就促使中、下级官员们在争论、争吵中想明白，并在自己的工作中稳打稳扎，很少有极左或极右的冒失举动！因此，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的平稳发展，相当一部分得益于中共高层间的政治均衡。

江泽民时代没有均衡政治

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成了中国唯一的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便没有了反对的声音。虽然经济改革的步子在加快，经济发展却险象环生，国家和国民缺乏理智地肆意发财，表现之一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在国内坑害国民，在国外败坏中国的形像。

由于当时的中共老常委班子，根本不能起其政治制约作用，江泽民作为党、政、军的首脑，常常兴之所之地信口开河，并企图贯彻执行一些可笑的决定。于是，从上而下的政治口号此起彼伏，却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而中国各级官员们也个个成了活学活用的口号家，甚至连街上卖菜的也打出横幅“学习‘三个代表’，疏菜降价”！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大陆腐败的提速就是这个原因吧。

朱镕基是个雷厉风行的总理。他的脾气和性格致使他的一些政治、经济决策，有很大的冒险性。来自江泽民和李鹏的制约，使他的经济改革趋向合理化。这是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没有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

李鹏和朱镕基的没有力量制衡江泽民。结果，受到负面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结构，连权力不受制约的江泽民本身也因此受到损失。在国内街头到处流传着讥笑江泽民的顺口溜。在国外，人们甚至将他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上！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之所以在国外上了被告席，就是因为他对法轮功的处理措施非常极端、非常残酷：在“打死白打死，不查尸源，就地火化”的情况下，他甚至不许受害人家属靠法律寻求公道。这进一步导致缺乏法律意识的大陆公安人员的为所欲为，酿成无数的人间惨剧。我在2001年底得知江泽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后，曾投稿到北京写道：“江泽民的此番话无异于纳粹，会导致公检法的胡做非为。这是要被历史和国家审判的。”中国还没有对此采取合理的行动，而江却在活着时上了国外的法庭。世界的反应比中国更加激烈和明确！

据闻，中共高层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不仅希望低调处理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高层人士甚至支持法轮功。但是，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没有动摇江泽民打击法轮功的决心，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江的政治主张。这使法轮功人员活在一个生命、尊严没有保障的社会中！而法轮功人员的遭遇，只是国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个缩影！

不能让胡锦涛不受制约

现在，所有的中国异议者们，似乎都希望江泽民把军权交给胡锦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江的绝望；二是寄希望于胡。然而，人们忘记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谁能保证胡锦涛不?像他的上一任那样？！我相信胡锦涛有了江那样的绝对权力，他必然也会犯许多类似的错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道理，也适用于胡锦涛。中国人在努力逃离江泽民时代的强权阴影时，绝对不可以忽略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的基础：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国家之上。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好的制度，而非一个好的领袖身上。

为了表达对江泽民的痛恨，人们甚至攻击江泽民的任何言行，似乎中国的一切不幸都是江制造出来的。例如江泽民对新一届中共常委们做了一个决定，不再提“核心”，让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集体领导”，也就是说，中央的任何政治决策都将考虑9位常委的意见。有些反江的国内、外人士，把这个决定也当成江泽民的罪恶加以嘲笑。难道“一个人说了算”比“集体领导”来得好吗？

胡、温的弱势领导是国民的幸运

国家的命运任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下场往往是可悲的。几乎所有皇帝，都因为其一个人说了算而普遍地伤害其国民。以毛泽东为例，仅“三年自然灾害”就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如果中国的第四代领导，这9个常委能在各种问题上产生 制衡作用，那就很难出台对国家和国民极端不负责任的政策。如果退休的老领导们和政治局也对这届班子起到制约作用，那么这9常委想胡来的思维也会受到制约。如此，则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迈进一大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

所以，当异议人士极力挺胡的时候，笔者倒是很高兴看到胡锦涛、温家宝是随和的人，是没有强烈政治野心的领导。只有在这样的政治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局面才会有所好转。政治权力的和平移交，在建国以来是第一次。这次的权力移交是早已决定，而且没有发生什么政治
斗争的激化。虽然这在人类史上是不起眼的一小步，但在新中国历史上则是可喜的一大步。新常委们温和上台，老常委们安静退休，这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新中国，是很难得的！强势领导人或强势政府并不是国民的幸运，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强权统治，国民已经苦不堪言。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

世界需要一个友善、民主的中国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中国领导层有了政治制衡，它也大大不如民主政治。不错，但是它至少有了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还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身上。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的眼里它们只不过是痰盂、传声筒和花架子，根本不被允许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我们无法指望它们发挥作用。

中国很难一夜之间演变成民主国家。政治产生突变、剧变的结果，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发生比“6．4”更可怕的流血事件，却很难出现民主政府。毕竟，在这个国家，军队可能随时介入干政，而没有任何“国际警察”敢于武装涉入的。“集体领导”的实现，说它是“和平演变”也好，说它是民主渐进也罢，应该是正面的一步吧。

自然界是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下进化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弱者有弱者的弱势生存办法，而强者也有其致命的劣势一面。正是这种世间万物的互相均衡制约，才使地球处于一个生态平衡中。而中国高层产生一个政治的制衡，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国民，也有利于世界，毕竟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也需要一个友善、民主的中国。

（2003年5月11日）

──原载《民主论坛》(//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