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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作家阿尔拔．卡缪(Albert Camus 1913-1960)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生长在一个极度穷困家庭。大学时期，他对运动及剧场发生莫大的兴趣，但可借染上肺结核而被迫辍学。读者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找到对贪穷、社会运动、生命本质等的思索和困惑。

　　在北非的家乡攻读哲学的时期，卡缪当过演员、教师、剧作家和记者等工作，收入用来帮补学费。他后来选择了记者作为职业。1938年他加入反殖民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日报”当记者，深入报导在加比利斯地区阿拉伯人贫穷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卡缪来到巴黎，当时二十五岁。他的才华令他成为当时法国显要的作家之一。他为当时重要的地下新闻报纸〈抵抗战斗网络〉(Combat Resistance network)写作，及为〈巴黎人战斗日报〉(Parisian Daily Combat)做编辑工作。在工作和政治行动上，都显示出他笃从自己的道德原则的性格。

　　卡缪在战争期间出版的主要作品，都隐喻着人类生命最终的虚妄状态，因为每个个体都不能从死亡本身获得理性经验的解脱。如他脍炙人口的小说〈陌生人〉(The Stranger,1942)，小品文〈西西菲式的传说〉(The Myth of Sysiphysus, 1942)，和在1944年出版的两部剧作〈交错目的〉(Cross Purpose, 1948)，和〈卡里右拉〉(Caligula, 1948)，都流露他对当代虚无主义的同情。他对道德责任的想法，在〈给一位德国友朋的信〉 (Four Letter to a German Friend, 1945) 中有深入的剖白。

　　卡缪其中的一部畅销小说〈瘟疫〉(The Plague, 1947) ，深入描写了人类尊严的坚忍精神。小说不单是述说人怎样去对抗瘟疫，而是人怎样去面对种种不同的苦难和困境。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要自己负上责任的。能在极度的困苦下还能付出所有，才显出人性珍贵真的一面。

　　〈瘟疫〉这本小说写在二次大战后三年，当时德国纳粹党正残害欧洲，外国的文评家都认为，作品所描述的背境，带着极浓厚的寓意。瘟疫成为搜捕犹太人的恐怖体验的反照。就如小说中描写德军入城时，有如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街上游走一样可怕；因瘟疫迅速扩散而被迫封城，就如同被关困在纳粹集中营，失去人的尊严和自由。

　　四十年代中期，瘟疫毫无预兆地来到阿尔及利亚海岸的一个平凡港口俄兰城(Oran)。它的出现，考验了整个小城对自身的困境的忍受能力，他们无助地承受疫情的发生，只有继续按自己的生活模式下去。自私者每天追求逸乐，因为他们认为对抗瘟疫衹是个人的事。

　　当越来越多人慢慢死去，市民才警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人们一直浸淫的安逸生活终于响起警钟。虽然事态是那样的明显，当权者一直否认疫情的严重性。

　　当权者因为没有特效的疫苗去控制迅速扩散的瘟疫，最终惟有封城。人们一下子醒觉到原本自保求存的自私想法是错误的。原来大家同坐一条正在下沉的船。

　　死亡的蔓延，造成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质疑。小城开始食物短缺，商人做着暴利的生意。有些人无度地挥霍金钱，沉醉于物质享受，人们已到了行尸走肉的景况，生活在绝境当中。外国人想尽办法逃离绝境，但最终，他们明白到绝境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去共同面对的–甚至是做最简单的工作。他们尝试努力改变人与人之间因疾病带来的疏离感。

　　在瘟疫蹂躏俄兰城的九个月间，人们经过与世隔绝、亲离死别，在逆境中经验到人情冷暖。面对生命最恐惧的时刻，人们才有机会认真思索生命的真谛、价值及存在的意义。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一个疫症对整个城市产生的影响，又怎会单是医疗卫生上的。所有人本的问题，社会心理的问题，都突然出现了重新思考和整理的契机。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个危情的苦难，相互照顾和支持，我们一定可以从中找到生态和精神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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