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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2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党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尽管会议也强调“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外界对这样一次会议还是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讲“三个代表”？难道“三个代表”真的能够指导政府的防治“非典”工作吗？很多人自然把高层这样一个举动和权力斗争联系起来。

“非典”正在引发一场高层权力斗争吗？自从“非典”爆发以来，高层权力斗争说一直是外界对中国政治的主流解读或者猜想。也难怪外界的猜测。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总会引发这样那样的高层权力斗争。而“非典”爆发以来的一些迹象，似乎也显示出高层的权力斗争。例如，为什么江泽民派人马在“非典”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对事情表达意见，更没有显示对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团队的高度支持？为什么“平衡地开除”卫生部长张文康（被解读为江派人物）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解读为胡锦涛派人马）？对一些人来说，这次政治局再次强调“三个代表”也证实了江派人物和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笔者并不想轻易断定“非典”是否正在触发一场高层权力斗争，这里想强调的是，从以上所说的“蛛丝马迹”中并不能得出高层正在进行一场权力斗争这样一个结论，过度解读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政治的误导。没有人会怀疑江泽民及其江派人马所拥有的无以伦比的政治权力。正如很多人早已经所指出的，在政治局、特别是在常委，除了少数几个外，大都是江的人马。不过，江泽民本人及其人马在开始时期对“非典”事件没有表态并不表示他们和胡、温人马之间没有共识，或者不支持胡、温的工作。无论是江泽民及其人马是有意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出来表示这样那样的意见，外界又会把此解读为江泽民仍然是中国的“太上皇”。江泽民这样做无疑是为了表示其高姿态，让外界相信，新的领导团队已经真正开始运作，而他只是扮演新执政团队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罢了。（江泽民对军方医务人员的动员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平衡开除”说也没有多大的道理。张文康是卫生部部长，兼任党委书记，孟学农则是北京市长兼任副书记。开除他们和中国的政治程序有关。“非典”事件属于行政事务，当然要有部长或者市长等行政领导来承担，而非党委来承担。尽管中共还是党领导行政，但从理论上党和行政还是两码事。在北京市的案例中，要市委书记而非市长来承担“非典”的责任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当然，这不是说，市委书记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此其一。先解除张文康和孟学农的党的职务，后解除他们的行政职务也是与政治程序有关。党只能解除党内干部的党内职务，行政职务要由行政部门来任命和解除，并且要通过同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可。此其二。

如果要说“非典”导致高层权力斗争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会来自于中国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所谓结构性因素指的是高层权力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的关系。第一线领导人在前台工作，但仍受制于处于第二线领导人的制约。结果是权力与责任的不相一致和协调，更有可能在重大社会事件出现时导致第一线和第二线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争斗。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出现过，在邓小平时代也出现过，现在也还存在。文革前第一线的刘少奇和第二线的毛泽东的关系是这样。在八十年代，第一线的胡耀邦、赵紫阳和第二线的邓小平等的关系也是这样。现在的局势与胡、赵时期有结构性的类似。尽管胡锦涛、温家宝成为了第一线的领导人，但在第二线的江泽民无疑还有很大的权力。如很多人所指出的，这不仅是因为江泽民还拥有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位，而且也是因为江泽民可以通过其他人马来影响甚至决定第一线的决策。

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的关系不仅受领导人个人权力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两线领导人之间沟通和协调因素的影响。只要存在着两线，两线之间的权力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整合。两线权力之间的不整合往往给一些政治人物争取更大的权力提供了制度机制。一旦重大社会事件出现，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制度上的缺陷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从而酿成激烈的权力斗争。胡、赵的被贬都是这种制度缺陷的直接产物。 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掀起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不管领导层的真实意图如何，在客观上，这个举动可以协调两线权力之间的关系，减少“非典”引发高层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三个代表”是江泽民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其权力继续存在的象征。新领导层形成以来，胡、温把重点倾向于“人民”。这已经被外界解读成为了形成和江泽民（因此是“三个代表”）不同的路线的努力。领导层现在把“三个代表”和“非典”结合起来，看起来有些迷惑不解，但从政治权力运作上说可说是用心良苦。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时候，高层权力斗争可能能够满足一些政治人物的权力欲，但损害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

——原载《信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