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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的蔓延，让我想起了曾在网站上看到的有关中国处理爱滋病的报道。翻出细看时，更觉触目惊心：

据专家估计，中国在2001年染艾滋病的人数是60万人，2002年底已达至少到100万人。
河南省有80多个爱滋村，村民由于在卖血输血过程中不卫生的操作感染爱滋。当地村民对法新社记者称，当局在文娄村（音译）的检测发现，65%的村民感染了爱滋病毒，已有40人因此死亡，另有5人因无法承担医疗开支自杀；在新蔡县境内的有4500人的另一个爱滋村东湖（音），据估计，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爱滋病带原，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已经发病，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爱滋带原者。“纽约时报”指出，这种发病率是全球最高的。

更恐怖的是，当年流动抽血车穿梭河南全省，不仅病毒流传以至全省再无没有爱滋病例的空白点，而且所抽的血液存放于国家医院血库，爱滋病毒血液流向全国，经数年潜伏之后，爱滋病可能在大陆广泛蔓延。

对这种恶性的事件，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所采用的主要办法就是对病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灭，对外极力掩盖事实，甚至对揭露事实，对患者提供帮助的人进行迫害:

最早报道河南省新蔡县出现爱滋村，是2000年5月的《纽约时报》。7月间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及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前往采访，被拘禁了半天；2001年8月，两名在河南采访“爱滋村”的德国记者被当地政府扣留，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后才被释放。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河南一位74岁的退休医生高耀洁，自2000年初就一直帮助上蔡县等地的患病农民，她因此获得位于美国的非赢利组织“全球卫生理事会”2001年度“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然而中国当局禁止她前往美国领奖。她被指责为“为反华势力工作”，不断受到有关当局的警告，叫她不要对记者发表讲话，并从此不再允许进入农民患病的村庄。

据BBC2001年11月22日报道，4名男子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后，前往当地医院要求诊治，被公安以扰乱公共秩序拘捕。

据“纽约时报”报道，2001年11月底“世界爱滋日”在北京召开一场会议，探讨爱滋病问题的同时，河南省城关镇的官员却把采访爱滋农民的三名记者扣留在镇里的接待室，受访的十一名爱滋农民则被拘留在镇公所里，五十名染病的村民聚集在外，大声抗议。三十五岁的谢扬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表示，“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所以只能站在外面大骂”，她的丈夫今年春天因爱滋病而去世，医生告诉她，两年内她也将因爱滋病不久于人世，她指出，“我们大喊：村民一个个死去，你们却什么也不做，只把人关起来，你们是什么官员！”“对他们而言，我们就像气泡，他们知道只要不管我们，我们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2002年1月，法国记者亦在采访“爱滋村”时，被公安阻拦，幸得愤怒的村民将公安挡住，记者才得以脱身。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02年5月意大利摄影记者法兰西斯高(FrancescoZizola)，（意大利著名摄影记者，曾多次获得世界性的新闻摄影奖项），当他在河南农村准备采访爱滋病患者和救助爱滋病患者的高耀洁医生时，被公安带走，遭审讯四、五个小时获释，后被限令立即出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2002年9月12日消息，三十八岁的万延海是中国大陆爱滋行动计划的创始人也是主要推动者。该计划的宗旨在推动中国大陆爱滋患者的人权，由于他在一份爱滋病患情况最新调查报告中披露，光是河南一个爱滋病“重灾区”，估计就有 3 万 4198名病患，并已有三千多人死亡，比官方的报告要严重得多，而被指“泄露国家机密”，于8月25号在北京被捕。

联合国2002年6月5日向北京发出历来最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爱滋病大灾难，无法想像其扩散范围，感染人数将居全球之冠，估计中国现已有逾百万人染上爱滋病，并批评中国政府在爱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动不足，应采取紧急措施。

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大卫墨菲 （David Murphy）2002年8月7日于北京发回文章，指出爱滋病毒（HIV）和爱滋病正在中国迅速传播。报导同时指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不把这（中国面临被艾滋病吞噬的危险）当回事，整部国家机器正被全力用来吹捧他的“三个代表”理论，和发动全民攻击法轮功。

而在中国，炼法轮功的人在被禁止前近亿，绝大多数在炼功前都有病，有的是癌症、瘫痪、肺炎、聋哑等，因修炼法轮功而获得健康。

SARS的爆发，只不过是AIDS在中国传播历史的更大规模的重演。

在现在这个阶段，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炼法轮功的人在那样铺天盖地的压力下，却是那么的不可动摇。因为他们所秉承的是一种正的精神！要有健康的身体必先有健康的精神。谎言可以蒙骗一时，不能蒙骗一世，可以蒙骗有的人，不能蒙骗所有人。

拨开命运的迷雾，真诚、善良、宽容永远是人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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