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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为修建成都长途汽车站，我家居住的临江西路11号院落，被撤迁到离江边稍远的临江路。院落建好后门牌编为65号，原来大门后的门房，被改建到门后左侧，成为一间独立的小屋。这时，搬来了院主谢妈妈的亲戚吴爷爷。
吴爷爷高瘦的身材，穿一件那时已少见的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子；夏天，头戴一顶灰色的线帽，冬天，在线帽上再缠一张蓝布帕；一张丝瓜布似的脸上的高度近视眼镜似乎已无济于事，成了一种装饰品，吴爷爷看人或看书时都贴得太近，被我戏称为“闻人”或“闻书”。

吴爷爷搬来后，我与小伙伴们逮猫或下江游泳的时间开始减少，因为复建的院落光秃秃的，失去了原有的绿荫，因此需要重新种植。而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我们逮猫的躲藏点，和我们曾有过的偷摘青涩的苹果或花红果的乐趣，因此需要重新找回。

想一想，白天没有知了的鸣叫，夜晚听不到叫咕咕的吟唱，该有多枯燥。因此，放学后我自觉地成了吴爷爷的帮手。开始栽万年青形成通道，然后在几块空地上分别植上了苹果、橘子、枇杷、桃及桑树的幼苗。记得一个星期天，吴爷爷叫上我，拉起板板车到东郊的果园里拖回了一棵碗口粗的柑子树，种在谢妈妈住的正房前，寂静的院落里便渐渐地增添了许多生命的喧闹。

偶尔，我也窜进吴爷爷的小屋，听他讲那重复得发黄的故事。总是在他的老家资阳县乡下，他曾种过多么大的果园，又曾业余医好过多少病人。他会从枕头下翻出几本烘d旧的线装书给我看，然后摸着我的手说：“娃娃，你手掌上的脉象很旺，将来你会发达的。”那时，我一定会好奇地问：“吴爷爷，你咋个会算命呢？”

五九年下半年，城市里开始供应“高级点心”。同样的质量，不用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50元，而用一两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05元。天真无邪的我不理解这现象，因为我相信政府，而政府发的粮票背面印有说明：“粮票系无价证券，严禁买卖云云。”少年的好奇心驱使我在中学的政治课堂上向老师提出了我的疑问，老师没有回答我，但期末我的成绩单上政治品行这门是三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有怀疑。”那时代，这已经足以决定我一生多舛的命运。吴爷爷哟！你怎么没有算到？

城市里的公共食堂也散伙了，人们重新购回大炼钢铁时献出的铁锅铁铲，吴爷爷的小屋内也冒出了炊烟。但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不高，记得起初是每人每月27斤，后来最低降到19斤，这才真正决定了吴爷爷的命运。

六零年起，我与吴爷爷见面很少，因为我就读的师范学校规定住校，每周只返家一次，但有时却能遇见他的侄孙九九来叼扰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煮了两斤米的干饭，自己吃不饱还叫上我。我俩一阵风卷残云似的把它吃个干净利落。

六一年下半年，我从下乡劳动的龙泉驿回到成都，再见到吴爷爷时，吴爷爷已经脱形。我去小屋内看他，吴爷爷蜷缩在床上，完全不理会我，母亲说吴爷爷饿疯癫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亲的惊叫声惊醒。冲出门一看，吴爷爷正用右手伸进我家熬稀饭的沙锅里面，抓滚烫的稀饭吃。我家没有厨房，蜂窝煤炉就摆在门口的屋檐下。惊惶中，我用手推了吴爷爷一把，吴爷爷向侧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虽然缸破水泻满地，吴爷爷幸而没有摔伤，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满是血泡。我赶紧扶他起来，吴爷爷却突然惊恐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惹得全院老小都围过来观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吴爷爷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凄厉的呼叫声回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内。

吴爷爷的女儿住在青石桥正街，离临江路不远。当天傍晚，谢妈妈就把她请来，接走了吴爷爷。不久，她还特地来陪了我家一口水缸，并说吴爷爷已经去世。
八三年，65号院落又被撤迁。建成楼房后，我家搬上了五楼。虽然楼房已接通了自来水，但我还是把吴家的水缸抬上了五楼。每当看见它，吴爷爷凄厉的呼叫声又回宕在我的脑海里，鞭笞我？警醒我？我那惊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吴爷爷对我的关爱，使我愧疚一生。直到九七年我移居美国前，还特地请来九九，在那棵于世事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柑子树下面，我俩拍了一张照片，作为对吴爷爷的怀念，也留下一张绿色无言的见证。

安息吧！吴爷爷，请接受我迟到的愧疚。

2003年2月28日夜于LAKE TAHO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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