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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2日讯】皇帝所代表着的是一种适应于皇权生成和发展的制度，亦即帝制。帝制是王朝制的本质及其最高表现，研究帝制，必须研究其所来源的王朝制。王朝制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制度，除了名称、旗号(即国号)有所差异外，究其本质，概莫能外。古代王朝是现代王朝的缩影，现代王朝是古代王朝的扩大了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古代王朝勇于承认自己是王朝，现代王朝却常常打着反王朝的旗号而行其王朝之实。所以，从根本的意义来说，现代王朝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王朝的建立，也像皇权的来源一样，有基本的三种形式，即(1) 打天下者坐天下；(2) 世袭制或禅让制；(3) 政变制。第(2) 种通常保持王朝的各称不变；后一种形式可能就要改朝换代了；第一种形式倘若属于起义或暴动的性质，那也是改朝换代的开始。所以，只有第(2) 种能够保持大致的稳定，而第(1) 种形式则属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第(3) 种通常源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表现。此三种尽管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着推翻一个旧的王朝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种表述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铁的定律。

所有的王朝，都实行适应于王朝的政治制度。即：(1) 一党制 —- 皇帝党；(2) 官爵分封制；(3) 民主集中制；(4) 军队参政、执政制；(5) 警探密布制；(6) 司法重刑制；(7) 思想一元制；(8) 言论封锁制；(9) 舆论一律制；(10)人权虚无制。

一、一党制 —- 皇帝党或曰保皇党。一党制是所有皇帝所津津乐道的，参加这个一党制的都被称作该王朝的骨干分子；所有掌权人，亦即国家行政官僚阶级，构成了作为皇帝党的一党制的基本框架。

皇帝的所有至爱亲朋都是皇帝党的当之无愧的党员，所有的这些党员都被封以王候之称谓，而他们被赐以高官厚禄也就顺理成章、母庸置疑了。而归附于朝庭的各位大臣出于利己的需要也必定要加入皇帝党，因为该党必定会有利且有大利可图矣！

二、官爵分封制。此为帝制，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督抚或巡抚，督抚任命县知事。顶戴花瓴是由上面的行政机关赏赐的，因而听命于上级就成为所有下级官僚的必然表现和万死不辞的政治任务。倘若稍有违逆，轻者摘去顶戴，重者打入大狱。

(1) 由于官爵分封制的实行，行贿讨官便成为时尚之举，而受贿也就成为各级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贿礼之轻重乃是上级行政领导检验下级领导效忠程度的某种秘密标准，如此这般，岂能不形成政坛的普遍腐败？难怪明太祖朱元璋不禁感叹地说：“我欲除贪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见“国初事迹”).

(2) 下级看上级的眼色行事，一切唯上级的命令是从；而上级评判下级的标准，完全根据是否听话、是否符合上级意愿为尺度。因而，溜须拍马的献媚之人，往往能够邀宠成功。阿谀奉承之辈得逞之时，也就是无能领导的开始。无能是王朝政治的本质特征。是防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对于人类未来前途的根本否定。无能，不能不造成社会发展的无望。

三、民主集中制，是帝制的形式加内容。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在朝庭内部，各位大臣都要参与议政，斯是民主；然而最后却都要集中到至高无上权力的掌握者 —- 皇帝的手中。

你可以按照“….条条”、“….框框”去民主，当合朕意时，就照你的去办；当不合朕意时，那还是要照我的意见办。总之，谁有权，就照谁的意见办，谁无权，则就不能照着谁的意见办。

民主集中到谁？秦朝集中到秦始皇，汉朝集中到汉高祖或汉武帝；唐朝集中到唐玄宗、唐高宗；宋朝集中到赵匡胤；元朝集中到成吉思汗、忽必列；明朝集中到朱元璋；清朝集中到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直至慈禧太后….如此等等，足见民主集中制竟是王朝所乐此不疲的怎样的一种制度。

四、军队参政执政制。除了世袭或禅让之外，王朝的建立通常依靠打天下而获得，或通过政变而获得。

打天下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政变也同样需要武装，亦即军队的实力。因此，王朝制既是由武装所夺取、所建立，也必然需要军队来维持、来参与。军队因而成为王朝须臾不可或离的拐仗，一经丧失或离开这个拐杖，那么王朝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皇帝的宝座必须通过刺刀来把守，来捍卫。

军队的将帅直接参与王朝的大小政务，军队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活动，在王朝制中的人民，时刻感觉到刺刀的明晃晃的影子。刺刀高悬于每个人的头上，时刻有倾落下来的危险。军队不但要打仗，而且还时刻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地、亲密无间地纠合在一起，军事首长常常也可以成为政府首脑。

政府级别军事化建制，营科级、县团级、师地级、省军级、部委兵团级等等。社会生活战时体制，例如供给制等等。

军队首长参政执政制，是传统的王朝制的显着特点，是落后生产力所造成的愚昧的政治制度，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具有极其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属于必当破除之例，亦即军队必须职业化。军队必须国家化。

五、警探密布制。每一个社会，包括发达的民主社会都需要警探，以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但在王朝体制下，警探所起的作用与民主社会的警探之作用，具有显着的不同。前者主要是监视人们的思想、言论和所有非暴力的活动，而后者主要是防范并追究暴力活动的制造者。身穿制服的警探，和大量的、不穿制服的警探，每时每刻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人民的言论和行动，稍与王朝的规范有所偏离，就被指斥为“图谋不轨”、“反革命”、“抗旨不从”，动不动就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右派”、“反革命”的大帽子，或流放异乡，或关进牢狱，或处以极刑。

充当政治警探的常常采取密报制，所以在王朝制度下，密报制实乃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密报者，由于对王朝尽忠之表现，通常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有的甚至可以弄它个一官半职，或者是平步青云，甚至于可以受到皇帝本人的嘉奖。而与此相反，被密报者的命运就要凄惨至极，就要家破人亡，或者身首异处了。

六、司法重刑制。王朝实行的是人治，从来就没有什么法治。即便有种种立法，也完全是出于维护王朝的目的而进行的。皇帝老子可以直接地行使审判权，最高审判权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纵观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重刑是其无所不在的内容。“唐律”所规定的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都是直接侵犯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与统治秩序的行为，也就是直接危害封建专制独裁制度的核心 —- 即君权、神权、政权和夫权的行为，因此，“唐律”规定十恶罪都是“常赦所不原”的大罪恶，也就是必得格杀勿论的大罪；其后的宋朝司法和明，清两朝司法也都作出了维护其王朝制度的严酷刑律。无论公元前的秦律，还是两千年之后的今日，王朝的司法从本质上一脉相承，以严酷的刑律威慑人民，镇压人民。现在时常流行的所谓的“严打”斗争，根本不符合法律的正常秩序，实乃人治于法律上的制度表现。

就刑名而言，巧立名目，意在以刑杀立威(1) 死刑，如族刑、枭首、腰斩、枪决、弃市；(2) 肉刑，如墨、劓、刻、宫、笞等；(3) 徒刑。

王朝的司法制度形式上也有一定的审判程序，也是从基层办案直到大理司判断，但由于司法不能自治，司法必需在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因而司法机关缺少法与制等必备特点，于是冤狱丛生、生灵涂炭、民心无宁，社会在畸型的状态下缓慢地、轮回似地生不如死地苟存下去。

七、思想一元制，又叫思想一元化。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人文学科来讲，除了皇帝的思想和围绕着皇帝的思想而进行的御用思想之外，毫无其他思想可言。这种思想一元制竟能够在泱泱的中华大地上以唯一正确、光荣而伟大的自我标榜存在了五千年之久，并且极有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若干年。这可以说是中国独具特色的王朝特点。

世界上只有一种思想是唯一真理的化身，那就是皇帝的思想，当然也有不叫皇帝之名却行皇帝之实的思想。皇帝的思想说到底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经验、常识和水平，而不能也决不可能代表一切人的一切思想。尽管皇帝的思想可能伟大，但也决不应当让一切其他的不怎么伟大的思想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倘若不允许任何其他思想存在的这种所谓的思想以其外在的非本质的存在取代作为思想的本质存在，亦即用枪杆了或刀把子保护这种单一的思想，并且与此同时不允许其他任何思想的存在与发展，动辄以“大逆不道”“异端邪说”“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等等诬蔑不实之词和形形色色的大帽子扣将上去，那么这种单一的思想就必定是专制的思想。

专制的思想通常以王朝的“一致赞同”的方式获得通过，并且以国家意志的面貌俨然合法地公诸于世。换言之，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存在，更不用说与之相反对的观点了。不同的乃至反对的观点一律被极其武断地和极其残暴地认定为“反动”，但只有专制思想却是最不“反动”的。

因为这种皇帝的专制思想最不反动，而其他的一切思想都被认定为大逆不道或异端学说，或以其他的巧立名目认定之，那么在王朝制下生活着的人民就要毋庸置疑地和坚定不移地尊从这种专制思想，认真学习、认真领会这种专制思想，从而使人民成为这种专制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有觉悟了”的人民。人民只有别无选择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真理”，亦即专制思想。

诚如现代的历史研究所一再地证明了的事实，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思想，人会进行思想的选择，人会进行有选择的思想，要不然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就归于同一，人就异化了他自己。而专制思想，作为外化了的国家意志却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无尽丰富的选择性，从而只能有一种唯一的选择；也同时使人不能自由地进行独立的思想，从而斩断了人之为人所可能或必然具有的思维。因而专制思想，作为外化了的国家意志，从本质上等于对人的大脑实行了毫不留情的和惨无人道的摘除手术或曰根除手术，使人变成非人的状态，使人在没有自己的大脑状态下有如动物（猪、马、牛、狗）般地苟且偷生于人世。这就是专制思想对于人民统治的最终结果。作为补偿，思想麻痹症患者全民化，这又有利于王朝的垂死挣扎。此等恶性循环已经累积有五千年之久矣！

八、言论封锁制。古往今来，所有的王朝最惧怕的就是言论自由。所以，所有的王朝都要采取种种残暴的措施千方百计地并且是以各种蛊惑人心的名义取缔言论自由，封锁言论自由。说话也犯罪，也要被绳之以法，也要受到司法的无端追究，甚至遭到酷刑和残暴的杀戮。

秦王朝就设有“妄言罪”，这是指反对或推翻秦王朝统治的言论，这种罪通常要满门抄斩，亦即族刑。另一个是“非所宜言罪”，也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至于什么是不应该说的话，秦律并无明文规定，封建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因此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害于人。还设有“诽谤与妖言罪”，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帮攻占咸阳后，对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有的历史书描写说：“秦禁民聚语”，始皇35年，有儒生议论秦始皇专制独裁，始皇便以儒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逮捕四百六十余人，皆坑埋于咸阳，此即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据蒲坚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载，顺治、康熙年间，浙江庄廷珑编辑“明书”，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告发。时庄廷珑已死，清朝统治者下令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以及刻者、读者、保存者，甚至事先未发觉的地方知府共七十余人，全部处死，这是清朝“文字狱”之开端。其后，“文字狱”迭兴不断，康、雍、干三朝达一百余起，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杀戮、滥肆株连，迫使当时的知识界人士大都“惧一身之祸”，而埋首书斋、钻故纸堆，致使清初颇有生气的学风，逐渐为繁琐考据之学所代替。

清朝末期爆发了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义军首领洪秀全历经艰苦卓绝的大小征战，终于在1853年定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取缔“妖书邪说”，目的是为宣传革命主张，防止旧思想侵蚀革命队伍，因此把过去的经书，戏曲等等，一概称之为妖书、邪说、邪歌、邪戏，并用严刑予以禁绝。“太平刑律”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一概斩首不留”，“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

民国时期，总统换了若干，除了孙中山有着浓郁的民主思想之外，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都实行以言论治罪的不成文法。

民国后期的蒋介石统治集团，也程度不同地实行过同样的政策，言论不能自由，发表过与其统治意志相违背的言论之人，都要受到特务机关的逮捕、查办，有的还要被暗杀，如闻一多、李公仆等人即是。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宗明义地宣称“以夺取全国性政权”为目的，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旧的王朝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正像一座旧的高楼大厦被夷为平地之后，如何建立一个与旧的高楼大厦（王朝制度）具有本质不同的新的高楼大厦这个历史性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地，新建立的高楼大厦却相当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旧大厦的一切弊端，当然是在新的形势下并且以新的名义从事着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新时代发生的一系列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事件：

(1) 五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于俞平伯“红楼梦”评论的批判；

(2) 在五十年代初的政协会议上对梁漱冥的自由言论进行了批判，称梁是“反动文人”，“你梁漱冥从来就反共”，“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冥用笔杆子杀人”，并??“用笔杆子杀人比用枪杆子杀人还要厉害”等等（见“毛选”第五卷）。

(3) 1955年，在中国大陆上发生了著名的“胡风反党集团”案，案件主犯胡风，是文学家、文艺评论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由于其独立自主的见解、由于其刚正不阿的性格所使然，竟敢以一介平民之身份，上万言书给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要求给予文学艺术以更多的自由和更为宽松的环境，并直陈毛泽东本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所作过的种种的胡作非为。于是，他被指斥为“胡风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并遭到20年以上的关押，身心无不受到致命的摧残。凡是与胡风有过信件往来的、凡是与胡风过往甚密的，甚至与胡风有过一面之交的、受过胡风的指教的、与胡风交谈过一次的、见过一面的、读过胡风的书的或者对胡风表达过钦佩之情的，都统统地被划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范围之内，且无一人漏网。这些人的命运由于胡风的耿直的秉性和直言进谏的表现而悲惨之至：有的流离失所或被谴送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有的被长期关进狱中，遭受到非人的磨折，有的含冤决命、客死他方。“胡风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胡风，仅仅因为他的著名的万言书，他本人、他的家人、他的亲属和他的朋友们，受到了大规模的诛连，这是现时代的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4) 五十年代中叶批判人口学家马寅初“人口论”，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旧人口论”的翻版，并提倡“人多好办事”等等。

(5) 五七年夏季开始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规模浩大的运动，全国的知识分子有百万之众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大部分“右派”流离失所、被送交给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改造，从而丧失了说话的权利。

(6) 五十年代后期展开了对于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政治批判，并称作家们“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语录）。

(7) 一九六四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主要是进行思想统一运动，全面封锁言论自由.

(8) 一九六六年以批判邓拓、吴、廖沫沙“三家村”开始的、以发布“五一六通知”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地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就其直接的经济损失而言，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一元钱可购买1.2 斤猪肉、或购买3 斤刀鱼、或购买1.2 斤鸡蛋），竟达4000亿元人民币之多，其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更是无法确切地估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抓出成百万上千万的“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并以批判“封、资、修”的名义把他们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无以计数的教授和科技专家统统地被扣上各种各样、形色各异的帽子，他们不堪重负，经不起惨无人道的各种刑罚（坐老虎凳、戴高帽游街示众等等）的折磨，或跳楼、或投河、或上吊、或卧轨….均死于非命。

(9)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可是，紧接着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却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要求。于是乎，凡是不符合当时政治要求的言论都统统被称作“精神污染”而受到指责和攻击。

(10)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于人们接触外来思想日趋增多，故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呼声愈加迫切而响亮，但这一切自由的言论却被指斥为“全盘西化”，是继承和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11)一九八九年查封了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世界经济导报”，并软禁该报主编钦本立，逮捕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驱逐作家刘宾雁，残酷迫害哲学家王若望，大肆批判懮国懮民的电视连续政论片“河殇”，重新逮捕民运人物魏京生，禁止五百多家报纸、杂志社出版发行他们的报刊。

言论封锁是所有王朝的共同特征，不许谈论人话，只许遵从帝言，此之谓也。不许对社会进行论证，不许对社会进行批判，更不许对社会进行置疑，而一个经不起论证、经不起批判、经不起置疑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如此简单的问题恐怕不难回答。

须知，人的伟大在于思想，在于思想的真实表达 —- 言论。倘若封锁人们的自由的言论，让人们在缄默中苟活，那就是把人变成了非人的存在。这正是王朝制赋予我们现时的生存环境。

九、舆论一律制。自汉代蔡伦发明活版印刷术以来，各种书藉、报章、杂志以更加简单的方式刊行于世。但在若干世纪的王朝制度下，舆论只能采取口传的方式进行，而印刷成书、成文的舆论大抵都是官样文章，所以舆论本质上几乎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皇帝的诏书之类的篇什以及御用文人所记载下来的、适应于王朝意志的、通常是歌功颂德的一些所谓的事迹，即便是“史记”，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影响。

舆论的兴起是近代的事情，突出的例子是清末民初的“申报”。“申报”与其他各种民办报纸的出现，是适应当时社会变动状况的能够真实地表达民意的舆论工具。随着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各种报刊的发行，都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舆论环境。换言之、当时的舆论环境较为宽松、较为自由、也较为开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办刊物、办书店、出售自己的著作看得出来。做到这一点，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所领导者的民族革命事业分不开的。

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就与舆论的自由状态相违背了。舆论被所谓的新闻检查机关蜘蛛网似地严密控制住了。舆论由于这种苛刻的检查制度而变得统一起来，单调起来。这是蒋家王朝为着维持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严密措施。但即使这样，蒋家王朝也没有因为舆论一律而挽救自己在中国大陆上覆灭的下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 —-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作为推翻旧王朝的结果，亦即合逻辑的必然发展，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执政的历史舞台。在经历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战争、反右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回顾一下我们所刊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连篇累牍的文章、著述，就不难发现舆论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现象，就不能不感受到在四亿五千万人中、在七亿人中、在十二亿人中只有一个声音在讲话，在发布命令，在统一指挥，在统一部署，而且没有也决不可能有任何不同的、甚至与之相反的声音公开站出来进行辩论，进行心平气和的商榷和讨论，进行公平的和平等的对话。总之，舆论一律，即使有人曾公开批抨舆论一律的现象，也立刻遭到了伟大领袖的斥责：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舆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舆论；无产阶级的舆论就是不让你资产阶级有舆论的自由。

舆论一律的特点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懮，从本质上排斥了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意志，新闻成为党派的政治喉舌，换言之，成为党派首脑的喉舌，舆论由此而丧失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丧失其自身存在价值的舆论却整日喋喋不休地鼓噪陈芝麻、烂谷子的那一套人们早已厌倦但却无法排谴的货色。新闻不成其为新闻，只是宣传，只具有宣传的功能。

舆论的到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就象精神鸦片一样，迷醉了人们的神经，麻痹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昏死过去。所以舆论一律也就是对人民实行全方位的迷幻术，亦即骗术。

舆论一律使人民不能够清楚地了解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物，不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进程，反过来讲，民意也不能畅达，信息也不能共享，智力资源却被普遍地浪费。

舆论一律使作为社会观察员和评论员的新闻记者丧失了他们的基本功能，剥夺了他们存在的应有价值，相反却使他们成为唯长官意志是从的盲目的追随者，使他们的所言所论都在言不由衷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不得不为。

舆论一律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派生物，是思想专制和言论封锁的必然的外在表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是舆论一律，那么相伴生的就必然是愚昧、落后与贫困，就必然是迟滞不前、一无作为的罪恶结果。

克服舆论一律，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议，是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和迫切任务。其方针是，解除报禁，让舆论像百花一样盛情开放，而不能只是一枝独秀；允许私人办刊，以使各种各样不同的，乃至针锋相对的相反的声音融汇成思想的汪洋大海，形成百家争鸣、千家争鸣、万家争鸣、百万家争鸣的现代化新气象。

十、人权虚无制。王朝从严就没有人权。王朝以其无能遏制人权；王朝以其谎言愚弄人权；王朝以其酷刑蔑视人权；王朝以其政权压迫人权；王朝以其专制否定人权。王朝与人权水火不能相容，王朝与人权根本就没有所谓调解与和平共处的可能。要维持王朝的江山万年长，就必须置人权于死地而后快；要人权，就必须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取缔王朝制。

秦王朝有人权吗？没有，只有皇权；汉王朝有人权吗？没有，只有皇权；隋王朝有人权吗？没有，只有皇权；唐、宋、元、明、清以及随后各代王朝有人权吗？没有，只有皇权。

皇权，以及皇权所分封的各级大大小小的皇权之代表，亦即各级大大小小的皇帝们，从来就没有人权的概念，从来就对人权行使压迫、遏制、蔑视和否定的权力。五千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人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独立过，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人权，没有过人权的全面实现。

王朝从来把人作为行使其罪恶统治的御用工具。合乎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诛或刑，无所不用其极。王朝从来不把人作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之稳定作为目的。换言之，所有的人，都要为着王朝的生存与延续而努力，而辛勤地、任劳任怨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劳作。王朝因此也以其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该制度不是为实现人的基本权利而没置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发展却要以王朝的旨意为座标、为方向、为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非法的王朝体制存在多久，那么中国人民也就会在这种罪恶的制度中垂死地挣扎并且以非人的存在苟延残喘多久。

人是宇宙的主宰，但人却受到专制的主宰；人是万物之灵，但人在王朝体制下却无论如何也灵不起来。于是思想萧条、言论划一、文化乏味、经济停滞、社会裹足不前、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随处可见，未开化的、野蛮的举止被视为正常而合理，如此等等，皆源于人在非人的王朝制度下已经彻底地自身异化了。这不但没有丝毫的历史进步可言，简直是罪恶历史在当今之世的别无二致的翻版。@

一九九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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