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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日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两位经济学家Ａ和Ｂ在乡间的小路上散步，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堆牛粪。Ａ对Ｂ说，把这堆牛粪吃了，我就给你10,000元。Ｂ想了想，觉得值，就吃了这堆牛粪并且得到了10,000元。接着他们继续散步，结果前面又发现一堆牛粪。这次Ｂ对Ａ说，我给你10,000元，你把它吃了。Ａ想了想，同样觉得值，于是照办，得到10,000元。不一会，两个经济学家回过神来：我们的个人财富毫无变化，却居然各自吃了一堆牛粪！不过他们马上恍然大悟：哦，但是我们毕竟创造了20,000元的ＧＤＰ啊！

这个笑话固然很有趣，但其背后所能引发的思考似乎更加耐人寻味。在当今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被广泛用于度量一国的收入或福利情况。作为核心指标， ＧＤＰ实际上成为人们判断某一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依据。大到判断一个国家是“富国”、还是“穷国”，小
到评价一个地区的政绩之优劣，无不看它的大小。它的增长甚至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它的增长率是高、还是低，能够牵动世界上大多数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的神经，足以使他们为之欢呼或沮丧。

我们依赖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但值得指出的是，它的增长既可能是高质量的，也可能是低质量的。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的一切都和它的增长率这个冷冰冰的数字联系起来，也许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这个数字所无法反映的内容──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例子表明，同样的增长率可以对贫困和福利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同样的增长速度，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从巴基斯坦到墨西哥），导致了在教育进步和环境保护方面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样的增长速度，对同一国家内部（比如缅甸和巴西国内）不同地区的贫困状况的改变，起到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把ＧＤＰ作为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主要表现在关于ＧＤＰ的核算只涉及到怎样正确反映社会总的净产出量的问题，却未涉及“谁从中受益”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好处都和它的增长联系起来了，却不太强调它的结果：而事实上它里面有太多流向了那些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优势的人，而留给那些不幸者的部分却是太少了。一直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就认为“如果一国的经济的成功只是按其收入来判断，不幸事实上经常是这样做，那么生活的重要目标就失去了。森指出：斯里兰卡40年代扩大医疗服务，救助饥民，使死亡率从2.06%下降到60年代的0.86%。相同变化也发生在印度喀拉拉邦。尽管人均ＧＮＰ在这个邦低于印度平均水平，但它的人口寿命超过了70岁。教训很清楚：不仅是人均ＧＮＰ、还有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和有效使用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

其次，ＧＤＰ实际上是一个财富流量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对财富存量的损耗核算。例如，砍伐原始森林可以使该国当年的ＧＤＰ增加，但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及对人类环境的破坏，则没有计算在内。目前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的不对称：人们把人造资产作为生产性资本加以价值化，并把这一损耗从生产价值中扣除；但是人的有效工作能力的损耗、自然资源的损耗，则被“遗忘”了。这种“不对称”度量方式，对于那些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与出口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尤其大：由于把资源耗竭排除在ＧＤＰ核算之外，这就显然夸大了净产出和资本形成的总量。一个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案例表明：在计入土壤侵蚀、森林破坏、以及石油汲取所造成的实物存量变化之后，官方所宣布的ＧＤＰ（1984）应当扣减17.3%；从1971～1984年，平均每年ＷＲＩ对这3项资源损耗进行的数字调整是减去9%。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一国之内因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贫困人口。

总之，将ＧＤＰ作为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更准确、更广泛地测算发展情况，至少应该还包括“人类发展”、“收入变化”、“环境可持续性”等三个方面。此外，人类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以后，也许将不像以往那样注重物质财富的增加。毕竟，生活还有许多其它的乐趣。

──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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