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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日讯】千里搭长棚，世上无不散之筵席。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国十届人大，标志江泽民时代的终结和胡锦涛时代的开始。朱镕基、李瑞环、李鹏、李岚清、尉健行、张万年、迟浩田等中共第三代党、政、军领导人，均一一谢幕下台，博得虽不均匀、尚称一致的欢送掌声。唯独江泽民一个，戏已唱完，还在空荡的舞台上顾影自赏，赖着不走，引发散场观众的一片哄笑声。
江泽民外表看来好笑，其内心却是恐惧的。这位七十七岁的孤独老人，代表的是一种制度，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独裁制度。他赖着不走，是这个制度死亡前的最后挣扎。
一、江泽民在中国的民意破产
江泽民赖下去的下场如何？看看过去四个月，便可推知未来。四个月来，中国民间对第四代胡锦涛、温家宝的期待显着上升，对痛快退下来的第三代朱镕基、李瑞环赞声频频。为什么？这四位“情为民所系”是其原因，反衬江泽民那副为民所厌的难看吃相，也占相当因素。
中国的人大、政协，虽说是钦定代表、委员，遵命发言、投票，但依稀还能从隙缝中窥见若干民意。两会“产生”的中国领导人，得票率三高三低就是显例。
三高是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
第一名胡锦涛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得票率高达99.8%，只有三票弃权，四票反对。相较于五年前江泽民权力顶峰时当选国家主席，有二十九票弃权，三十六票反对，得票率仅97.79%，相差两个多百分点。
第二名温家宝决定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得票率99.4%，三票反对，十票弃权。比五年前朱镕基的得票率97.9%还高。
第三名吴邦国当选人大委员长，得票率98.9%，十二票弃权，二十票反对。比五年前李鹏的88.7%高达十个多百分点。
三低是江泽民、曾庆红、贾庆林。
赖在国家军委主席位置上不走的江泽民，得票率仅92.5%；弃权一二二，反对九十八，共二二○人拒投赞成票。如此难看的“主席”得票率，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有人禁不住惊呼“terrible（骇人）”！同他自己上届当军委主席的得票率98.2%比，也下降了五点七个百分点之多！
受江泽民连累的曾庆红，当选国家副主席的得票率仅87.5%，弃权（一九○）加反对（一七七）共三六七票。
还有一低是政协主席贾庆林，得票率92.5%，同江泽民一样。他仅得一九九○票，而二十四名副主席中有二十三名得票都在两千票以上，低于他的只有早已失去说话和行动能力的巴金一人。
这三高三低，不过略略折射出江泽民在中国的民意破产罢了；却让一群“中国专制制度永恒论”的“理论家”，迫不及待地“辩解”起来。
一位说：“不能高估得票率对政治人物的影响，票低不代表对人的能力评价，只能表明那些年近六十岁，未能更上一层楼而必须退休的地方官员藉投票发泄情绪。”
另一位附和道：“江泽民是名副其实、百分之百中国最高领导人；二号人物得票高过一号人物未必是好事，功高震主者不祥。”
他们已敏感到现实对他们所拥戴的独裁制度和独裁者的挑战，所以辩解中不免流露杀机。
相对而言，台湾媒体的“解释”虽不中节，却温和、善意得多。《中国时报》的“北京观察”专栏，称道“江胡体制符合中共领导体系‘扶上马，送一程’的历史传统”；还以“美伊战火频催，国际情势丕变，战略格局动荡”，来为江泽民的“使命意识”增添“合理性与道德性”。
二、江胡体制，还是胡温体制？
中国十届人大原本是中共第三代的闭幕式，却因江泽民这名“戏子”的戏瘾越老越大，在闭幕式上又唱开独脚戏而下不了幕。观众不禁纳闷：他还要赖多久？他想扮演什么脚色？难道他真有办法除掉“功高震主”的“不祥”之物“二号”，自己终身当“百分之百”的“一号”吗？
这恐怕不能以江泽民的个人意志，也不能以“中国专制制度永恒论”者的“理论”为转移。江泽民及其“理论家”们若还认为他们可以抵挡人民意志与历史潮流，以所谓“江胡体制”或“更理想”的“江曾体制”主宰未来中国，纯属痴人说梦。
第一，“江胡体制”政治上已彻底破产。
中共十六大前，中国军队内部确有张万年等支持江泽民不退，但其目的是为自己同江泽民一起赖着不退。江泽民效法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的模样，装出一副欲退不能的虚情假意。结果呢？江泽民一达目的，把抬轿子的轿夫们一律遣散。军队里第三代在中共十六大早已退下戏台，张万年上了江泽民的大当。所以这次中国十届人大，最不满江泽民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不退的是军队代表团。有代表说：一个中心叫“忠”，两个中心叫“患”，两个中心串在一起代表“隐患”。选军委主席时九十八张反对票中，有三十六票投给胡锦涛，主要是军队代表。还有人说，“江胡体制”，过去说是“危机体制”，怕“枪指挥党”，怕慈禧太后控制军队搞政变废掉光绪，祸国殃民；现在成了“笑话体制”，江泽民想废胡，也没人愿替他当袁世凯了。
第二，“江胡体制”既已破产，“江曾体制”更无指望。
有人说，胡锦涛已处于江系人马包围之中。上面太上皇军委主席江泽民压着，下面太上皇亲信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挤着，他还能做什么？国家副主席是备位元首，江泽民不退，迟早让曾庆红到位，撙下胡锦涛。这是典型的江派宫廷政治学。
江派宫廷政治学的盲点在对江泽民的个人迷信。什么“百分之百中国最高领导人”，什么“无人能够挑战其‘核心’的主导地位和个人权威”？
毛泽东都懂得“红花虽好，犹得绿叶扶持”。他发动文革自己“清君侧”，最后总还得剩下第一代两个老人周恩来、叶剑英，一文一武扶持到底。
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和六四屠杀，学毛泽东自己“清君侧”，最后也还剩下老战友杨尚昆“保驾护航”。要不然他一九九二年以一介平民之身举家南巡炮打北京中央，未必能敌当时与陈云、邓力群结盟，“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江泽民、李鹏。等到他降服了江泽民，为江除“后患”而削去杨家将兵权之后，邓小平完全退隐，默默而终。
江泽民自以为棋高一手，以年龄划线搞光了所有第三代党、政、军领导人，殊不知最后彻底孤立了自己。他已成了没有第三代的“第三代核心”，高悬空中的空军司令，只能主导“空气”而已。今日之中国，举国上下均已是“第四代”的天下。曾庆红也是第四代，而且已是第四代权力结构中的第三号人物。他凭什么要背弃第四代集体，背弃中国人民的期待，把自己生命的赌注，压到一个“皇帝妄想症患者”的七十七岁老戏子身上。
因此，所谓“江曾体制”，也是江派宫廷政治学者永远圆不了的幻梦。
第三，“胡温体制”初步赢得人心。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利用低价中国劳工、低价土地成本、国家优惠政策，引进外国资本、技术、管理、行销通路，迅速扩张出口加工制造业，重点发展沿海大城市样板经济，促使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产生所谓“中国磁吸效应”。但同时造成国内贫富、城乡差距两极化，农村衰败、农业衰退、农民穷困，工人大量失业，银行呆账、烂账累累，财政赤字失控，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官员贪黩腐败恶性发展。
胡锦涛、温家宝四个月来身临第一线，推行“为民”、“务实”新政，一反江泽民的“假、大、空”作风，走访贫困地区人民，对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着手解决。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经济工作向农村、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等。胡温体制的新政策、新作风，赢得民心，从这次全国人大选举得票率已获得验证。
胡温体制最大的挑战是政治改革。江泽民为什么赖着不下？主要就为抗拒他内心最害怕的政治改革。党内，军内，国内，对第四代启动被江泽民阻挠了十三年的政治革新充满期待。有人希望胡锦涛能学台湾的蒋经国，在中国施行宪政民主。胡锦涛的一些做法，如强调“宪法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批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过多报道领导人活动等，博得民众好评。前毛泽东秘书、改革派知识分子李锐在中共十六大时给中央写信建议政治改革。胡锦涛很认真，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去看望李锐并听取建言。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去世，胡锦涛亲自参加告别仪式。这些都是江泽民时代不可想像的。
江泽民十分恐惧开放宪法规定赋予中国人民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中共十六大到中国十届人大期间，一些比较活跃的报刊言论尺度放宽。像《炎黄春秋》刊登了李锐给中央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隶属广州南方日报集团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刊登了对李锐的专访。李锐畅谈政治改革，不但批评毛泽东，还批评邓小平虽认识到毛的错误而提出政治改革的必要，终因不敌保守势力压力和本身旧意识而放弃。近来媒体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以及赞扬朱镕基主动退下来的大量报道，显然打到江泽民的痛处。江以为冲他而来，怒不可遏。《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等已因此遭停刊整顿。
胡锦涛、温家宝的性格与胡耀邦、朱镕基不同，比较温和、内敛。他们亲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朝的复杂斗争，不会轻易同江泽民正面冲突；甚至可能为避免冲突，对江暂时妥协、退让。让江在党内、军内、国内，自己耗尽其影响力。
曾庆红是个聪明人。他现在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党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正处于辅助胡锦涛的关键位置。他何苦去帮一个空头军委主席江泽民同胡锦涛斗？他不会不清楚，他得票率居三高三低之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代江受过”。人家因他帮江而有疑虑。他要建立自己的公信力，恐怕离江越远越好。当年邓小平南巡批评“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时，曾庆红就曾建议江同邓力群“保持距离”。现在他该认识到自己要同江“保持距离”了。其实他当国家副主席而非军委副主席，已经表明同胡、江之距离孰近孰远了。
三、江泽民代表的是一种制度
人们常问：以江泽民之无德无才，凭什么力量，统治中国十三年，把他那一代人统通赶下台，自己七十七岁了，还能赖着不下？
乔石、朱镕基、李瑞环，这些比他聪明能干的人，均以身示范，是要让江泽民也跟着下来，他也自己表示要“乘风而去”，教教“蒙童”，但依然不动如山，是何道理？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江泽民代表的是一种制度，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中国专制独裁制度。这个制度到今天已濒临垂死挣扎，江泽民将是这个制度的殉葬者。
所以江泽民赖在那里不下，不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不是“美伊战火频催，国际情势丕变，战略格局动荡”的需要，也不是胡锦涛让他“扶上马，送一程”的需要。而是中国专制独裁制度垂死挣扎的需要。这个制度的死亡需要一个殉葬者，江泽民也心甘情愿做它的殉葬者。所以江泽民的笑剧里，还包含一点悲剧意味。
江泽民代表的中国专制独裁制度，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由那个张艺谋电影里歌颂的“英雄”秦始皇创建的。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秦始皇是统一帝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叫做始皇帝。他要把这个帝国传之万代，结果“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建立的制度却迄今尚存。
有人说，美国厉害，两百多年前美国宪法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度，至今不变。我说中国更厉害，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建立起来的专制独裁制度，至今不变。一个是自由民主制度，一个是专制独裁制度，代表两种价值观。中国的改朝换代，就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一个用武力，一个用选票。外国人叫中国“China”。“Chine”，就是“秦”。“秦制”最有“生命力”的有三项：
第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皇帝制度。
天下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中于皇帝。行政、司法、立法、任免官吏、军事、征收赋税、重大工程营建，均由皇帝总揽。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所以秦始皇很忙碌，“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第二是全国统一的官僚制度。
改封建为郡县，废除“分邦而治，分土而食”的采邑制度。“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皇帝选任郡守、县令，代表皇帝统治地方。所以江泽民对沈君山讲，“邦联、联邦，中国无此传统”，指的就是秦始皇的传统。第三是巩固专制统治、维护皇帝权威的“以法治国”。
法家的“以法治国”，与法治国家不同。法治国家是rule of law，人人都要守法。“以法治国”是rule by law，统治者拿法律来管制人民，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统治者自己不必守法。秦法就有“侵犯皇帝罪”、“诽谤、妖言罪”、“妄言与非所宜言”罪、“谋反”罪、“焚书令”、“挟书律”等，用来禁止思想、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
秦制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也继承了秦制。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意识形态，秦始皇是政治制度。毛泽东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算什么？我们超过他一百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政初期，确一度认识到这个制度问题，主张改革。他总结毛泽东的教训，“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不坚决改革制度，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可能重新出现。”
邓小平指出，制度中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变成个人领导。”
他分析制度问题的两个根源：“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一个是共产国际各国党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传统。”也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但邓小平没有“坚决改革”，一碰到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新四人帮”抵制，就放弃了。终于导致他自己说的，“如不坚决改革，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可能重新出现。”
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提出“核心”论，说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实际上是他自己，第三代“核心”是江泽民。这是彻底回到秦始皇，秦始皇才是中国第一代“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的最后三代“核心”。
江泽民超越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贡献”，是强化了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了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的“现代论述”。
照“中国专制制度永恒论”的“理论家”的阐述，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包括国内外两个联盟。在国内是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三角联盟”。在国外是同全球跨国资本的联盟。通过这两个联盟，剥夺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自由自主权利和他们创造的财富，换取本国权贵精英与国际资本对中国专制独裁政权的支持。而所谓“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给大多数老百姓留口饭吃，继续过日子”的“稳定”。这位“理论家”写道：
“中国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从事制度建设”。“只要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他们就会接受现实，忍气吞声继续过日子。这意味着，大众中绝大多数还是拥护稳定的。”
其结论是：“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还可以适应全球化。”
所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就是从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中国专制独裁制度“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现代论述”。
第二，江泽民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从国内现代化建设转为军事与经济对外扩张。
江泽民统治中国十三年，军事战略从防御转为对外军事扩张，迅速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战略武器，把大量飞弹瞄准台湾，部分长程飞弹瞄准美国。经济战略从国内现代化建设导向，转为出口廉价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导向。这十三年，进攻性武器装备生产与进口，出口加工制造业生产与对外贸易，其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全国国民经济增长与全国国民收入增长。全国资金集中投向上海等特大城市，创造大城市样板经济；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全球行销通路，产品外销为主，与国内发展、广大人民生活需要断裂，造成全国自主性工业体系瓦解，中小城市与乡镇大部分企业停工，GDP高速增长与失业率高速增长同时呈现，大城市畸形繁荣（贫富悬殊、分配差距悬殊）与广大城乡经济萧条同时呈现。
第三，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暴力镇压。
江泽民从反面总结两届总书记拒绝镇压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被独裁者邓小平废黜的“历史教训”，“发展”了毛泽东“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专政”的矛头从指向“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为指向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中、下层人民。他以“一手笔杆子”进行思想文化专政，箝制人民的思想言论；以“一手枪杆子”增强武警部队等镇压工具，消灭人民抗争于“萌芽状态”。照拥江派“政治理论家”的论述：
“镇压能力是维护稳定最重要的能力。这取决于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垄断和运用暴力的能力、镇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团结的能力。九十年代里，中共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越来越严，除了坚决地垄断媒体之外，还尽量把社会运动和各种独立组织消灭在萌生状态。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则不惜代价坚决镇压。凭借现代暴力机器，政府具备镇压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
“当面临大规模社会骚乱时，统治者维持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是极为重要的，权力核心出现意志动摇往往是政权垮台的先兆。天安门事件显示，中共拥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但仅有高层意志和决心还不够，还要有各级党政官僚的密切配合。从镇压法轮功的经验可以看出，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共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对外。在危机时期，高层团结至关重要，而这依赖于‘核心’的主导地位及其政策可行性。近期内，无人能够挑战最高领导的个人权威”。
上引拥江派政治论文的“作者说明”是：“二○○二年五月三十日完成初稿；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形成第二稿；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定稿。”正值中共在北戴河安排十六大人事之际。其论述的旨意，直言不讳为江泽民在十六大后延续其“核心的主导地位”、“个人权威”与“政策可行性”不受任何人“挑战”营造“公共”舆论。
然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以江泽民及其“理论”阐述者的意志为转移。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国十届人大，短短四个月时间，江泽民的“核心主导地位”，其“个人权威”与“政策可行性”，显然已受到全面“挑战”。“挑战”者不仅有中国“广大人民”，还包括刚刚闭幕的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对专制独裁制度的挑战
中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称“橡皮图章”。两千九百多名代表济济一堂，其扮演的角色，不过是通过领导人提出的报告、决议、人事安排而已。此次人大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究竟是世代交替的完成，还是江泽民继续做“太上皇帝”，以延续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的“稳定”不变？
大会落幕，答案各异。
《美国之音》三月十七日报道，“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类似中共十三大后的格局，中央的最高实际权威与最高民意权威，由两个人分享。江泽民是最高实际权威，胡锦涛是最高民意权威，也就是最高权威的双轨制”。
这种看法未必准确。中共十三大后的格局，不是“最高权威双轨制”，是秦始皇以来中国专制独裁制度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皇帝权威单轨制。邓小平自己说，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是他自己。“核心”只有一个，“核心”就是皇帝，就是独裁者。
一个最显着的例子：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中央委员差额预选，差掉了十个人。恶名昭著的邓力群差了下来。“左家帮”大闹，王震硬要把差掉的邓力群塞进等额的中央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赵紫阳做不了主，去请示没有出席会议、正在打桥牌的邓小平。赵紫阳向邓小平报告：
——差额预选差掉的十个人，重要的是两个。一个邓力群，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坚持改革开放不够。一个是朱厚泽（胡耀邦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能坚持改革开放，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有力。这两人差下来，表明小平同志“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邓小平听了高兴，轻松地说：“尊重民意”。事情就算拍板。
然而时移势易。今天江泽民想做中共十三大后的邓小平，已“时不我予”；不但“皇帝权威单轨制”不可得，恐怕连“最高权威双轨制”也未必实现得了。
十届人大代表们手中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投票权，也已经明确表达对江泽民“核心主导地位”的挑战，对江泽民“个人权威”的挑战，对江泽民“政策可行性”的挑战。对人事任命的投票是挑战，对各项报告的投票还是挑战，可以说是对江泽民挑战到底。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表决，三百九十八票反对，二百零三票弃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五百四十五票反对，二百六十四票弃权。
——财政报告决议表决，一百七十票反对，一百一十八票弃权。
从秦始皇到江泽民，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经历过多次挑战，均以挑战者的失败与专制独裁制度的复辟告终。本世纪三次最大的挑战与复辟，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与蒋介石王朝复辟；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蒋介石王朝与毛泽东帝国复辟；毛泽东去世后对毛帝国制度的挑战与邓小平帝国的复辟。江泽民帝国的“十三年”，只是“六四”血泊中复辟的邓小平帝国的延伸。
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国十届人大，貌似平静的权力交替进程，孕育着在中国延续专制独裁制度与终结专制独裁制度的最后较量。这一次的权力交替，不但是新人与老人的世代交替，而且是中国跨越两千多年专制独裁制度走向尊重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时代交替。
七十七岁的江泽民紧抓住枪杆子不肯放手，不光是一位孤独老戏子个人权力欲的贪得无餍而已，他代表走向灭亡的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独裁制度的垂死挣扎。江泽民已注定是这个专制独裁制度的殉葬者。
中国十届人大代表们对国家人事以及报告、决议的投票，也是对“江系人马”以及江帝国专制独裁路线执行者的警告。谁靠江越近，谁越不得人心。他将随江一道成为中国专制独裁制度的殉葬者。
中国十届人大代表们的投票更是对胡锦涛、温家宝新体制的高度期待，鼓励他们不要怕“太上皇”，中国广大人民的“民意”，将把秦始皇以来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独裁制度同这位“太上皇”一齐送进坟墓。
二○○三年三月十九日于台湾淡江大学会文馆
(2003年4月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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