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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9日讯】(法新社配图﹕上海股票市场。)

一位“海归”到大陆政府担任司局级官员的朋友曾对我说：“你写的文章越来越激烈，大陆政府很难接受，你不如将文字缓和，同样可以达到写作文章的目的。你的文章在国内政府和经济界很流行，几乎没有人不看，你何必要将自己搞得象一个“反共”分子？”

听了这位朋友的话，我深思了很久。我曾讲过，在海外能批评大陆的人几乎都是对大陆怀有强烈的感情。是非常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我从不否认在海外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对中国事务不闻不问，这些人早已经与中国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人，但在我的内心却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中国情结。这个情结让我时而兴奋，时而悲伤，而当我看到中国经济社会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又让我不得不愤怒。

在每周六北京时间21:00定期举办的网络语音演讲会中，有朋友曾问我：“你一直批判朱镕基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你的根据是什么？”

中国经济问题一直是个令世人困惑的事情，表面上看，一方面是不可否认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令人震惊的重重问题。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中共曾花费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并致力于分散权利，地方政府自主权空前地膨胀。这个现象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但在1989年之后，中共在江泽民，朱镕基执政后，却开始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稳定”发展政策。用中共的话来讲，这就是：“似右而实左”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凯恩思经济理论的延伸。但这个理论在大陆的施行却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凯恩思理论是建立在私人所有的社会制度上，只有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中共在实行这个经济理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理论的实施基础，只是企图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掩盖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经济与体制上的矛盾。

在中国，尽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私人经济已经占到了社会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中国实行的扩张经济政策的实施却依然是支持和扶持日益衰败的国有经济，大量的政府投资和资金仍在支持着这些低效率，甚至是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数年前，当我断言朱镕基先生“国营企业三年解困”必将失败的时候，我曾建议将三千亿人民币解困资金转为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但作为海外小商人的建议毕竟是人轻言微，更被人斥为俄国式的休克疗法，对中国政府别有用心，甚至被人怀疑是具有美国政府特别身份，专门干涉破坏中国经济发展和稳定（而有关部门还专门开会调查研究本人的身份问题和行为目的，造成了诸多的笑话）。到了后来，中共政府浪费了三千亿人民币不但没有解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更大的问题是错过了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的最后时机（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请看下篇文章：社会保障机制──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棵稻草），同时，数年来，倾向于扶持没落的国有经济的积极扩张政策不但没有让社会稳定，相反压制了私人经济的发展，更为中国金融界创造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的巨大亏损黑洞。这就是国有银行的巨大坏帐问题产生的根源。数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一些统计数据：“2002年境内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账面盈利达385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经营效益显着提高”。这个统计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从这个自我涂粉，表示进步的报道中能看到些什么呢？一，根据上述数据的推算，中国金融坏帐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四万亿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相当于每个中国国民要承担三千元人民币的坏帐损失。而目前中国民间储蓄的总数不过是八万亿人民币。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所掩盖的真相，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再一次煽了自己政府一个耳光，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金融坏帐比例远高于中共政府自己承认的只占25％的比例。二。中国金融界在形式大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2年所消除的金融坏帐也不过是951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先设立一个荒唐而又不可能实现的假设，这就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金融不再增加新的坏帐。中国金融界要想靠自身发展消灭坏帐也需要四十多年。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就是要让近两代人去消化中国国有银行的坏帐，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而本人曾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谈到希望中国金融界能够靠经济发展总量上的增长来消除坏帐，国内的友人说我天真，从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上看，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事实上，根据中国各个方面公布的数据计算，2002年，中国国有银行新增贷款中的坏帐比例又高达30％以上，旧病未去，又加新病。

根据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政府在去年的财政收入是一万七千亿人民币，GDP是十万亿人民币。增发的国债是六千亿，中国国债总额三万二千亿人民币。折合每个国民承担2,500元人民币。如果我们能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些数据中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积极扩张财政政策的未来走势和结果，我们也许会看到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

在1995年时，国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国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国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本人的初步估计，中共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更可怕的是，2003年中国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80％。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的比重也已经从1989年的8.8％增长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中共政府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以债养债的地步。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任何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在另一层面上，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增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种指数型的恶性增长尽管创造了今天的表面化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埋下了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崩溃的种子。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原本计划2002年全年发行国债总计人民币5,930亿元，这是一个创纪录的高水平，但目前仍有高达人民币910亿元的国债尚未出售。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已经七、八次进入国债市场公开操作，总共回购一千亿人民币的国债，试图拉抬国债，吸引中国民间购买国债，但国债价格仍然在下跌，甚至跌破票面价值。出现数年来少有的新局面。

我们再看看地方债务问题，地方债务包括县乡村各级政府和组织所欠下的债务。2001年5月的《中国新闻周刊》通过采访调查，认为目前中国大陆乡镇债务窟窿高达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县级政府债务和乡村债务。而本人根据大陆政府数据估计：2001年底全国乡村债务已经高达3，800亿元。2002年更高达5,900亿人民币。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内容，这全部是摘录自中国官方报道：……以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安徽省来说，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负债300万元，每个村平均负债近20万元。湖北省监利县的村级债务5.5亿元，乡镇债务（含管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合计为10亿元。在江汉平原，该县基层债务尚属中等，有的地方欠100多万元高利贷的村都有不少。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农办、财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对乡镇负债状况进行普查，其结果是全省2000多个乡镇总负债85.4亿元，乡镇负债面高达88.2%，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其中负债最高的达5111万元，为乡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财政收入之和，有的乡镇在1999年就已经吃完了2003年的财政预算。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协对宿州市15个乡镇税费改革情况进行调查，15个乡镇历年滚存债务总额为1.0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为727.1万元，其中欠债千万元以上的有3个，500万元以上的有7个，债务的构成主要包括欠发工资、乡镇建设工程欠款、乡镇企业欠款、世界银行贷款、农业发展资金等。在当前乡镇财政年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债务负担已经成为乡镇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其中有些债务因为税费改革无法解决，如部分乡村教育集资建校三年计划，已实施一年，现在约三分之二的资金无法偿还；还有一些分年度实施的公益事业，如已建道路和小城镇建设等存在欠账……

另外，中共经济政策上朝令夕改，既有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的问题，也有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因素。过去国家号召兴办“短平快”项目，乡镇大力兴办企业，后来又封杀“十五小”，企业被强行关闭，债务由乡镇财政背着。当前相当一部分乡镇负债已经超过其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两三倍，如河南省灵宝县豫灵镇前些年在“大发展”中大量举债，今天负债已经超过了1个亿，按照每年偿还100万元计算，需要100年才能还清所有债务。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极易引发财政危机。由于乡镇负债大多品质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来自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外，80%以上来自农民或职工集资、农村合作基金、私人组织甚至民间高利贷。另外，为了按时完成预算上缴入库任务，乡镇垫税现象也很严重，其后果形成了虚假的“泡沫财政”，一些垫税资金如果来源枯竭，将有可能因负债累累而导致财政上的崩溃。

根据中国地政府官方公布的各省市地方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在省市一级地方债务上，各地政府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更是累计高达六万亿人民币。全体大陆百姓又要人均承担4,600元人民，整个社会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

在语音演讲论坛中，曾有朋友问：“你认为中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经济崩溃？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其实，在去年年中，当海外经济人士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质疑中国政府积极扩张经济政策的时候，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先生曾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长期使用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长期使用这样的政策没有不出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中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结束这个荒唐不切合实际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但意料不到的是，在中共十六大之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又确定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中共政府在未来的数年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按照经济理论，温和的通货膨胀会解决中国的目前问题，但问题是，凯恩思理论实行的基础是在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而不是依靠维持毫无生计的国有企业来进行扩张。另一个执行凯恩思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基础是，这个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机制，以稳定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而中国恰恰缺乏的正是稳定社会的全民社会保障机制（有关此问题，本人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更为克可悲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数十年的最大罪恶是完全将原来建立的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全部破坏。更通过资本分脏制造了众多的社会新矛盾。当年俄国能在整体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全面的社会转型，其主要的保障就是不完善，但仍起作用的社会保障机制。江泽民，朱镕基执政中国十三年的最伟大业绩就是：不但原先存在的国有经济黑洞没有消除，而且又史无前例地在中国金融界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黑洞。并伟大，光荣，正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稳定的，经济在高速发展。

有人曾来信对我说：美国国债也很大，不照样活的好好的吗？这个论调其实并不新鲜。中共在很多官方场合都讲过资本主义如何腐朽没落，美国国家债务如何世界第一，如何庞大。但我们如果能正视一下自己的问题，认真的比较一下两国的总体经济情况，我们就应该知道，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和坏帐总数已经超过了14万亿人民币。而中国去年创历史新高的GDP产值只不过是十万亿人民币。如果我们再看一看中国民间财富量和美国民间财富量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有大陆经济学家曾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债与GNP的比例不超过20％，而美国国债与GNP的比例曾高达70％。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国债不仅没有风险，更且远远不够，还需要增发。事实如何呢？一。如果计算上地方债务及各级坏帐，中国国债已经高达GDP的140％，远远朝出美国的最高标准。二。美国民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了巨大的私人财富，而中国百姓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的私人财富是多少？两国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基础吗？政府增发的巨额国债卖给谁？ 从根本性质上看，中国与美国国债发行量的最大区别是在与政府财政对国债发行量的依赖程度。这是影响一个政府执政及社会稳定的最关键指标。美国政府财政对国债的以来程度最高时也没有超过20％，而中国政府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则在2002年创造了一个国际新指标：依赖度超过了80％,又为国家争了光，可以写进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了。如果各位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你们还会心安理得吗？还会高喊形式大好吗？

小的时候，母亲曾我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在很久的时候，有个国王想奖励一位功臣，国王告诉这位功臣说，你可以提一个要求，我会满足你。这位功臣对国王说：我的要求很小，请您拿一个国际象棋棋盘，在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在第二个格子里放两粒米，以此类推，每到下一个格子就增加一倍。直到将这六十四个格子全部放满。国王听了功臣的要求之后哈哈大笑：你的要求如此简单，我可以请你在提一个要求。功臣很谦虚地说：谢谢国王，您能满足我这个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如何呢？学习数学的朋友们可能会计算出来，如果要按照这位功臣的要求，将这个棋盘全部装满的话，全世界一年的粮食都不够。这就是数学上的指数增长的可怕。同样，我们知道了这个指数增长的实质涵义，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国债发行量会每年以45％的比例增长了。尽管中共采取了各种减员的方法，变卖大量的国有资产来补充财政。但前一年的巨大国债和指数增长的利息支出不得不到不依靠下一年增发新的国债去填补。而指数型的增长必将让未来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背上难以喘息的沉重负担，实际上，在去年新发国债用于偿还以往国债及利息的分额已经占到了70%的比例。这就是江泽民，朱镕基政府十三年来的“光辉业绩“，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幕。同样，我们可以预算一下，当胡锦淘先生执政后，如何面对这样庞大的债务黑洞，中国百姓如何面对需要两代人才能还清的债务，我想问各位，你们不感到恐惧吗？

在语音演讲论坛中，我曾多次讲过，中共继续执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个非常愚蠢的决定，是为了短暂的政权稳定而采取的全民性自杀政策。是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而置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长期利益而不顾的伤天害理的行为。我可以断言：尽管中共政府信誓旦旦地要继续执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稳定社会。但我更相信，长则五年，短则三年，这个政策就会导致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引发中华民族数十年来最大的社会动乱。突发性的大幅度货币贬值及经济崩溃会将使整个中国社会倒退数十年。而整个民族更会陷入动荡和战争。什么是引发中国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悲哀的中国国民们，每当我写这些经济文章的时候，我内心总是充满了苦楚的感觉，我爱中华民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竟然如此的悲哀。或许，新上任的胡锦涛先生可以为中国百姓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带领中华民族走出目前的险境。但直到现今，我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内心的痛苦和哀伤，我只能以我的浅薄见识不断地呼吁，我不断地祈祷上帝保佑中国，保佑苦难的中国百姓。

我期盼着所有爱护中华民族的人们都去祈祷，让上天保佑中华民族。

感谢作者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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