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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4日讯】 两个月来，广州所谓“非典型肺炎”造成了死亡事件，恐慌波及华南诸市，再及西南五省区，抢购相关药品的浪潮仍未见稍歇。官方对此抱怨“谣言制造者”，又指责“不法商贩”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遗憾的是，当局惟独缺乏自我反省——它不仅不检讨自己在恐慌已经蔓延多日之后才在形势逼迫下公告于民，更不反省这种非理性恐慌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原因。

商人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须更多指责的，他只是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作出理性选择。更重要的是，商人的选择仅仅是恐慌事件发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同样，谣言也基本上是恐慌的伴生物，而不是产生恐慌的最初根源。我们要分析的是，中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或大众心理：一遇到突发性事件就乱作一团，争先恐后？

首先当然和灾民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由于历史上的灾变记忆造成了生存恐惧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我们对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因此对任何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突发性灾难麻木不仁，而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则草木皆兵。当然这是较为深层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和当下的社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一方面，由于政治缺乏自由程式所设定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府也必然缺乏关注“选民”的政治义务和“社会契约”所锁定的政治责任。在这种背景下，选民不相信政府会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也不相信政府传达出来的资讯的可靠性。这也是长期奉行“舆论导向”政策必然产生的社会恶果之一，这种不道德也不负责任的“宣传”把自己的人民培养成什么也不相信的“相对主义者”，即使它讲真话的时候人们也宁愿相信它是在做“正面导向”，在“报喜不报忧”，在掩盖事实真相，在欺骗人们。事实上，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来自社会经验。现实生活告诉他们，政府官员从来是先自己之忧而忧的，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安危放在心上。有时候甚至为了政绩或其他利益，甚至隐瞒灾情。这样的例子他们见的太多了。近年来，人们还对这些现象记忆犹新，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政治大恐慌”（特别是苏东巨变之后）早已把自己的亲人或利害相关的人送到了国外，先跑了，这样的政府更不可能关心“本土”社会的灾难。

另一方面，由于极权控制，人们多年来丧失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技术。极权社会的人没有充分社会化，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不可能作出理性的反映和组织化应对，他们长期以来也缺乏自治的经验。因此，恐慌万状、一片混乱乃至互事施拳脚是可以想见的。

我妄测，中国未来的危机或许将是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大恐慌，这恐慌在严重的时刻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我不知道是否会在那废墟上出现一个理性社会，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个社会崩溃的真正原因是“自杀”——首先是当局既得利益的精明算计，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愚蠢的悲剧结局; 其次，民众将为自己当年的相对主义精明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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