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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2日讯】在看到晓波先生文章的同时，还在网上看到署名槟郎的一位文学史学者的一篇《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其中有”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我的设想是，推进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成立自己的组织，在工会和农会的基础上组成自己的农工政治组织，走议会道路，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对鲁迅的左翼思想的发展，鲁迅时代不谈民主宪政，是无实现的可能性；现在，民主宪政是国际潮流，大势所趋。在还有希望的情况下，民主宪政也可以用来维护工农阶级自己权利。不管什么政治势力，谁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左翼知识份子就支援谁。”之类的说法，对于以”左翼知识份子”身份发表意见的槟郎先生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愿望，笔者表示充分的认同；至于他所说的”鲁迅时代不谈民主宪政，是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说法，胡适在发表于1937年7月4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中早有回答：”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宪政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参加这种生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就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学网球必须上场一样。”

早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之前，辛亥革命已经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初步的民主宪政，彻底败坏和葬送民主宪政的，正是国民党人士李石曾、马裕藻等人为了让另一位国民党人士取代杨荫榆的校长职位而发动的女师大风潮，以及由此而来的三一八惨案，为许广平而战的鲁迅在其中所扮演的，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关于当时由女师大风潮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与李石曾、李大钊、徐谦等人同为国民党领袖人物的马叙伦，在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中介绍说：”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祺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

与”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彻底垮台相比，推翻宪政推行专制的国民党人士随后实行的一党专政，却是以更大规模的惨案和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代价夺得政权的，中国历史也因此走上了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的不归之路。

与晓波先生争鸣商榷在笔者已经不是第一次，为贤者讳不应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当下学人的思想禁区。笔者此前也不止一次承认过自己就是吃着《鲁迅全集》的”狼奶”步入学术生涯的，后来是在谢泳《读一点胡适》的引导下，一步步走进了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储安平等人更加文明的精神世界，进而认识到了制度比人强，只有充分发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式化、制度化的强制力量，才能够把中国社会引入民主宪政的人道轨道的普世性常识。这种并不深奥的普世性常识，迄今为止并没有成为像晓波先生那样”对强权说真话”的精英学人的底线和共识，由此而来的”说真话”，难免有些令人怀疑的水分和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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