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8日讯】孙大午的遭遇凸现了“依法治国” 策略的阴毒，在立法上和执法上，中共有意保持某种灰色模糊的状态，法条本身的模糊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为统治者的任意解释和打击异己提供极大便利。

目前，国内知识界的许多良知之士为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呼吁，最坦率者直言孙大午是“以言治罪”的受害者，打擦边球者力陈民间融资的困难、质疑现行金融体制及其相关法律的缺陷。这样仗义执言，即便没有即时的效力，但从民间力量扩张的角度讲，通过关注个案来推进民间维权运动、扩展民间的言论空间和凝聚民间共识，正在成为民间与官方的有效博弈方式之一。

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丧失了感召力，而经过“八九惨案”的民间，其权利意识空前觉醒，类似毛泽东时代那样强大的精神控制很难恢复。所以，中共维权就越来越依重于两大策略：一为经济高增长，二为加强法治。虽然，提倡依法治国的现政权，比之于无法无天的毛政权是一种进步，然而，民间必须清楚，这样的进步，仅仅是局部策略的调整，而不是统治方式的变化。

具体而言，中共提倡法治有两重目的： 1、由于加入WTO的压力，使中共的经济立法还有某些局部进步，但在根本上，是为了利用与“法治”这一国际潮流接轨的言词宣示，来争取国内民意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以便增加其政权的国内外认同，即用“依法治国”的手段来达到获取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2、另一目的是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用更多的法律将对内镇压的恐怖统治“合法化”。随着各种社会危机和民间不满的加剧，底层维权运动向组织化扩展的趋势，使“恶法治国”愈发成为中共维持稳定的杀手——将民间反抗消灭于分散的萌芽状态。

在政治方面，中共完全不顾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式，不但通过修改宪法来适应其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四个坚持”写进宪法，而且出台许多条“恶法”，如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9年出台的关于“示威游行”和“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 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管理条例》等，以及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无一例外地是“恶法治国”的典范。更有甚者，仅仅是为了满足最高当权者个人的权力恐惧而随意立法，如1999年的“邪教法”，就是在江泽民的授意下为法轮功量身定做的恶法。以上法律都是中共意欲把打击异见的传统手段加以合法化的努力。

在经济领域，市场准入制度和惩罚性法律条款，也是为了一党私利而制定的，主要为了维护党产的安全、增值和垄断。比如，模糊的产权界定，股市准入条款对国企的优惠、对民间融资的重重限制、各类法律中有关金融犯罪条款……其核心显然都是为了维护党产的垄断地位，因为党产是党权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的党权垄断必然以经济上的党产垄断为前提，中共失去了对主要经济资源的垄断，就意味着实质性提失去政治上的独裁权力。所以，无论党营企业和党有银行多么腐败低效，当局也要给予其政策上法律上的优惠待遇；而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无论多么高效，当局仍然要对其施加政策上法律上的歧视。

在此大背景下看“孙大午非法融资案”，即便抛开地方政府的公报私仇的动机，也抛开最高当局打击政治异见的原因，仅就以“非法融资”的罪名指控孙大午而言，也是典型的“恶法治国”。众多学者专家已经指出：由于金融系统的国家垄断，使私营企业的融资阻力重重，一方面，向国有银行进行成本极高的融资，免不了权钱交易（行贿）之罪，另一方面，向民间融资又要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无论怎样，都很难逃脱非法融资之罪。而类似孙大午这样的优秀农民企业家，一反其他富人的行为方式，非但不攀权附贵和歌功颂德，不愿意与国有银行玩权钱交易式的融资游戏，反而专门结交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公开揭露压在农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现在的农民有饭吃而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农村有事他不能干。不能干，是因为他不敢干。为什么呢？因为恶法的歧视和恶吏的刁难。他以自己的企业为例指出：他办的养鸡场，光办营业执照就要过七道衙门关和三十项手续，核准的时候需交申请书、投资者身份证明、职业证明、计划生育证明、投资者履历表、场地使用证明、照片两张。再去卫生局办卫生许可证，也需要4关9项，还有技术监督局4关10项。他说：“还有税务局、地税局、国税局，还有其他的局。我不再说了，因为这个要念完占时间太长……” 衙门及其恶吏对民营企业的苛刻歧视，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恶政恶法。

同时，孙大午的遭遇，非常典型地凸现了中共“依法治国”策略的阴毒，在立法上和执法上，中共有意保持某种灰色模糊的状态，法条本身的模糊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灰色，可以为统治者的任意解释和打击异己提供极大便利，既可以镇压民间异见，更可以清洗权贵集团内的政治对手；既可以依法掠夺民间资源和私人资产，也可以惩治贪官和富豪来缓解民愤。在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中，对遍及民间的自发融资当局并不认真，而当局一旦发现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于是，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就成为“恶法治国”的受害者。

最为奇特的中国特色是：一方面抓紧出台各类法规，另一方面又纵容现实中普遍的违法违规的潜规则交易，实质上要达到的是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为权贵们的瓜分和掠夺提供方便，又为手握释法执法大权的最高当局打击挑战者提供方便，反正释法的权威和抓人的权力在我手中，而每个高官和富豪又都免不了灰色交易，我想整谁都会找到一大堆违法违规的证据，只要还想高升或发财的人，都必须与我合作，否则就可能面临深陷囹圄且人财两空的惨剧。于是，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和利益的双重控制，转变为邓江时代赤裸裸的利益要挟，中共现在对体制内官员和民营富豪的控制，根本无法指望意识形态说教发挥作用，而只能依赖于利益杠杆来维系私人效忠：服从者将得到超额既得利益，而不服从者将付出超额代价。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重目的：在民怨沸腾之时以抛出替罪羊的方式来收买民心。在此情况下，“依法治国”就成为中共的策略选择。

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在论及法律与民主的关系时，特别指出一种有悖于宪政民主的“立法者统治”。他认为，“立法者统治”中的法律，绝非现代政治文明中“法治”，而仅仅是独裁者实施蛮横统治的工具。因为，“在法律形式下和采用法律手段进行统治……立法可能是暴虐的专制立法”。而且，“立法者统治是一种真正的立法狂的结果，是一种可怕的法律膨胀。……法律膨胀本身就败坏了法律的声誉。”“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立法者统治将使被统治者“习惯于接受国家的全部命令，即把任何命令作为法律接受下来。”于是，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发生混淆或干脆就合而为一，最高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权威法官。“当法治转变为立法者统治时，总的来说也就打开了通向最巧妙的压制形式的方便之门：‘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压制。”更可怕的是，“一旦我们习惯了立法者统治，‘统治’也就腾出了一只相对于法治来说是不受限制的手。……法西斯主义攫取权力之后，这种演变就悄悄地开始了，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而且其连续性实际上没有中断过，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了，并且有可能再次发生。”（见《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P332-334，冯克利 阎克文译）

中国的民众和各级官僚，不就是把政权的“所有命令当作法律吗”？比如，孙志刚案、李思怡案、张斌案三大命案，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司法程式，其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司法机构本身，而是来自政治局常委罗干、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和张德江等高官的批示；再如，当下中共正在进行的党营媒体换制的改革（由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实体），最初的发动者和最终的决策者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并被境外媒体称之为“李长春新政”；如此靠高官个人的权力干预的制度现实，岂不是对中共宣扬的“依法治国”的莫大讽刺？

事实上，中共现政权所奉行的“依法治国”，仍然是毛泽东所公开宣扬的“以权力命令治国”，在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当下的依附性精英们大力推荐的“政治改革法制化”和“党主立宪”，不正是萨托利批判的“立法者统治”和“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压制”吗！

2003年8月16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简介：刘晓波，作家，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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