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8日讯】【按】本文有些见解很不错。但“政变”这个词,在汉语中有确切的含义,就是指少数握有一定权力的人,通过密谋等手段,改变领导权的做法。格鲁吉亚最近的事情,显然完全不是政变,而是广大人民参与的人民革命,和平的不流血的庆典式革命。这种庆典式革命,虽然看起来是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实际上,在当代,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尼,都通过这种庆典式革命,改变了社会制度。有时也用这种方式改变不肯用民主方式交出领导权,或有复辟专制企图的领导人,如这次的格鲁吉亚。因此,这种庆典式革命,在当代,具有普遍意义和必然性。我在1974-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文章中,总结浙江反对王洪文、翁松鹤的斗争经验时指出,未来人民反对官僚专制时,将会普遍采取突发事件的形式,预见到这种发展,看来是正确的。但庆典式革命成为通例,马列毛式革命被历史所否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专制依靠现代科技、经济和武器,大大增强了统治,使得过去习惯的反抗方式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使得暴力手段为文明人类所反对,使不流血的庆典式革命成为可能。但这需要对抗双方都变得文明,非暴力庆典式的变化才有可能。否则,突发事件产生后,双方,尤其是旧的统治者一方,最后仍然可能祭出暴力武器,搞暴力对决。这是我们需要及早预见,努力避免的,如果不能避免时,则采取正确果断的处理方式,把民族的损失减到最低。
--徐水良2003-12-6
几天的时间,这在人类历史中只是一瞬,但就在这一瞬中,格鲁吉亚完成了一次政变。整个政变过程没有流血,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政变是人类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这种事件在人类的历史中很多很多。历史中的政变都是攫取权力,格鲁吉亚的政变是人民收回权力。历史中的政变是统治者与统治者的事,格鲁吉亚的政变是人民和统治者的事。当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觊觎时,政变就会发生。有时候,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思索,抵得过一百种政治理论。尤其在人民已经不信任她的统治者的能力的时候,尤其在人民已经怀疑她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的时候,与其犹犹豫豫、一筹莫展,并最终放弃良好的理性和愿望时,更是如此。
格鲁吉亚曾经有过苏联共产党几十年专制的历史,且是世界级、历史级专制主义顶级人物斯大林的故乡。但苏联解体以后,格鲁吉亚人民没有在自己神圣的土地上继续专制主义,没有因这个鞋匠的儿子的专制、残忍、暴戾达极权力顶峰而无端的自豪和炫耀,像儿子炫耀父亲一样。格鲁吉亚人民没有”格鲁吉亚出了个斯大林”的狂然和忘乎所以,格鲁吉亚人民就是人民自己,而不是专制者和独裁者的附属物和实验工具。苏联解体以后,格鲁吉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了人民参与制定的宪法。她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斌予这个国家独立的有功之臣的总统权力,并赋予了一次、二次、三次。在第三次的中途,他们怀疑了,需要收回自己的权力,于是,他们用抗议和示威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怀疑。他们成功了: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了,赋出去的权力又回到主人这里。
一场政变就这样完成了。
政变的当事者是反对派及民众、总统、军队三方,三方都在政变过程中保持了克制,设有让事态向流血跨越哪怕微小的一步。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厌恶和憎恨流血、镇压的政变文化。这种政变文化植根于更深一层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秩序、尊重法律。还有一层就是”对超验的敬畏和尊重,没有这种敬畏和尊重就会导致对一切的不尊重”(捷克总统哈维尔语)。换一个视角,这是一种有别于镇压示威者的政变文化,是一种有别于”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文化,是一种”使得政治成为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职业”(刘军宁)的自由民主文化。(当然,我这里阐述的是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种类民主。同样,我关注的是不流血政变,政变以后的政府是否比政变前更好,不在此关注。)
在这次政变中,当事者三方的立场是这样的:首先,反对派及其民众进入议会大厅后,克制了制造暴力事端的狂热。其次,是总统:”我没有命令军队采取行动,因为我清楚镇压示威者将会导致流血。”最后,是军队,她的一位司令官的声明称:”如果谢瓦尔德纳泽命令我镇压抗议群众,我将公开’抗旨’,我不会把枪口对准格鲁吉亚人民。”想一想,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反对派及民众,这样的总统,这样的军队,她还能再向上帝祈求得到什么?
格鲁吉亚是个信奉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国家(不是官方意义)。该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的意义,在于有一个超验的维度,这个维度融构了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尊自重。人类历史也实证了这一超验维度必不可少,实证了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里,有超验维度和没有超验维度的社会政治灾难的性质和程度的差异,有无超验维度融构的民族、社会精神是不同的,格鲁吉亚能够在历经苏共几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专制后,又回 复其具有超验维度精神文化,在这一次不流血政变中得到了当然的凸显。
当然,格鲁吉亚这次不流血政变有相当的制度因素。她有一部好的宪法:”1、对民众的保护(它带来了自由的人民)。2、民众的权力(它带来了坚持己见的人民)。”(萨托利)但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宪法,也需政变行为者的行为支撑,况且,格鲁吉亚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这样,这些政变的当事者对于流血政变的理解和拒绝就显得特别重要。
该政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的事实,还有政变文化产品的意义。它可以被研究、被认识、被输出、被享用、被仿效。它对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唤起的是被迫害和流血的记忆和比较,并从记忆和比较中获得希望和希望的能力。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社会层面,从统治者到民众,从思想到政治现实,是国家都不能幸免。但它最终冲击的是个人,是支撑政治制度的个体的政治辨识、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一当这个基础层面改变,赖以建立其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得重新构建。
当然,当前的民主制度尽管是人类迄今最不太坏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但她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归宿,她只是人类继续前行中较专制为好的制度,她只是一个过程,
尽管如此,民主对于尚处于专制(不管哪种形式的专制)下的国家和民族,依然是一个非经历不可的历史过程。历史证明,经历过民主与否的国家和人民,其尊重自己和爱好和平的能力是有霄壤之别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格鲁吉亚不流血政变的意义。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历来只有造反、起义、战争等几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要以流血为代价。人类终将告别流血的 政治。如果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不流血政变就是这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格鲁吉亚不流血政变的意义。
中国·贵阳·方家华
200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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