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6日讯】2003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

2003年11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反驳11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就中国民主问题发表的讲话，说：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发展民主，努力促进和保护全体中国人民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公民的自由和各项权利依法得到保障。章启月表示，中国人民自己最懂得如何珍惜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自己的路。

这两则新闻在中国互联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考虑这两则经典的政治谎言是在中国当局连续逮捕和判处异议作家的情况下发表的，二者均遭遇网友普遍炮轰，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本文拟在评述网络言论对章柳二喉舌的强烈反应之后，进一步分析中国当代政治谎言演进的历史路径，最后在基督教神学视野下，讨论中国谎言文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在信仰之维中寻求提升中国“道德智商”（ＭＱ）的可能性。

　　一、章柳迷天大谎，网民忍无可忍 　　

如果网络作家打算为2003年重大“文化网事”做一番总结的话，章启月、柳斌杰（以下简称章柳）的上述发言引起的网友反弹，可能应该列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章柳的遭遇可能有些“不公平”，毕竟这种政治性谎言是从来如此的，但似乎只是到了今天才再也无法为所欲为了。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互联网对一个封闭国家走向开放世界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6600多万网民在经过了近八年（从1995年中国有互联网开始）的“网络自由”的洗礼之后开始走向成熟——人们不应忘记，在以往相当多的网络新闻争吵中，中国网民——特别是一些官方网站的网民——的主流声音是以“反美愤青”的声音为主的，但2003年特别是ＳＡＲＳ危机之后，中文互联网上实现一场静悄悄的观念革命，而连续不断的人权事件和自由主义者领导的抗议签名活动促成了这一转变，自由在网络上的“八年抗战”冲破了“网寇”和“伪军”无数次扫荡而初战告捷。当然，还有一点作为网络抗议的背景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社会对既往的政治僵化和停滞状态已经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全民性的政治焦虑正在寻找任何机会告别旧时代，而对这种渴望的任何耽搁和压制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道德羞耻感和政治勇气。
　　
抗议章柳谎言的网络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为了给读者提供这方面的经验证据，简单引证一下网友的反章柳言论是必要的。这些“敏感言论”在2003年11月初的10天里遍布了大多数中文文化网站（以其ＢＢＳ为中心）。下面是在一些著名的文化网站摘录的批章柳网言（为方便阅读略去了相关的网站信息，这些网站包括“新浪论坛”、“不寐思想论坛”、“关天茶社论坛”、“世纪沙龙论坛”、“凯迪－猫眼看人论坛”、“祖国论坛”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发言，一周之内笔者在相关论坛上所见的“回复”应该不少于一千条）：
　　1、我以为自己，疯话谎话见多听多了，想不到还要掉回眼镜。
　　2、真佩服中国的领导
　　3、哈哈哈，有意思，逗死我了，本文是有屎以来最强笑话。：载入死册吧。
　　4、震撼！逐字逐句地看完这个帖子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震撼啊！为什么会有如此好的帖子？！我纵横网络ＢＢＳ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
　　5、应把他的名字改为“牛逼”，他可算得上我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可以与伊拉克的哈萨夫媲美。
　　7、这样无耻，简直无言以对。
　　8、袁（木）大人重出江湖？
　　9、再回到新浪新闻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文章不见了。此贴在天涯很快被删了，呵呵，真是莫大的讽刺！
　　10、他是中国最会讲人话的领导之一。不佩服不行，共产党的官员就是脸皮薄，传统美德啊，建议加官进爵，当宣传部部长。
　　11、需要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如此厚颜无耻的跳梁小丑！（回复：没见识！何要几千年？）
　　12、佩服之极，有勇气！哇塞！送报基尼司记录！如果编一本《新笑林广记》，此番言论当选于其中
　　13、作为中国人感到脸上发烧！让人想起萨哈夫。
　　14、倏见此特好消息，咱激动得泪流满面！哈哈！！！！
　　15、果然说Ｘ话最自由的国度之一
　　16、他算什么，根源还不是更多比他更大更无耻的
　　17、当年列宁曾直言不讳反对言论自由，起码其坦率令人尊敬。而柳某却信口雌黄、公然说谎，不知世上还有耻辱二字，我都替他感到丢人。相信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鄙弃这一谎言。他妈拉个巴子，真是欺人太甚，太令人气愤了。如此这般，还谈什么“新政”！
　　18、可以看出，部级干部不是一般人干的！！！！
　　19、从此将柳杰斌这个名字铭记在心，当我在人生中作了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时，这个名字会成我力量的源泉。
　　20、刚刚将杜导斌抓去，又吹这么大的牛皮，还不脸红，我算服了！
　　21、中国是世界上说慌最自由的国家
　　22、向新闻出版署柳斌杰副署长学习，该说法实在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本人驽钝，对柳副署长的敬佩之情实在难以抑制……
　　23、“之一”在作文上很好用
　　24、刚看人这张帖子还以为这条新闻是假的，连忙去大洋网找了下竟然一找就找到，才知道这竟然是真的，在这里是强烈呼吁论坛呼应党的号召，立刻取消审帖制度，这样才能呼应党所说的我们是言论出版最自由的国家！！！！！！
　　25、对中国人民的公然强奸啊。恶心，今天还是被强奸了一次。柳斌杰，你这个强奸犯！又被章强奸了一次。
　　26、哦。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大骂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还不够自由吗
　　27、新闻无国界组织才前几天把我国被列为当今世界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排行版第二，当然朝险是垫底的。
　　28、自从有了互联网，吹牛也要上税了。
　　29、说谎说的多了，就不觉得无耻了，而是理所当然，ｇｏｕ官！
　　30、确切地说，上世纪二、三世纪的中国曾是言论出版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31、萨哈夫在美军已经进入巴格达时对记者们说：我向你们保证美军没有进入巴格达，机场还在伊军手中，待会儿我就领你们到机场去采访。
　　32、哈哈哈！！！！全国人民不得不发出最后的惨笑：我们又被自由了一回！！！
　　33、真的欲哭无泪啊！！看看《南方周末》名记的辞职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自由拉……
　　34、你叫人家怎么说，难道非逼人家实事求是，这样是不是太残酷了吧。
　　35、我吐着吐着就习惯了……
　　36、中国的悠久传统嘛：睁着眼睛说瞎话。
　　37、他这也是为了饭碗，你让他说真话？？
　　38、可怜啊，怎么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
　　39、感谢政府，感谢党！
　　40、靠！出门就碰上裸奔！小孩子不许看！
　　41、佩服佩服，说这话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42、建议把柳斌杰副署长免职，胆敢不把中宣部放在眼里和嘴上。
　　43、我刚知道这种自由！！！！！！？？？？？？？？？
　　44、是啊！网络上没有网警！！！也从不删贴！！！也不过滤网站！！！所以全世界最最自由的国家！！！
　　45、说得真好，和真的一样。
　　46、我们的政府官员谎话连篇，不讲诚信，如何在社会上倡导诚信？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社会，连政府也不得不号召人民要诚信啊，然而人民不讲诚信的根源就在政府公然欺骗老百姓不讲诚信。
　　47、哈哈，第一见网友们在这个贴子上的意见的高度一致，难得！
　　48、当然是最自由的！！！你有反对政府的自由，我有拥护政府的自由！你有骂总统的自由，我有拥护主席的自由！你有自由结社、集会的自由，我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只要正确理解了自由，我们当然是最自由的国家！
　　49、一篇必将载入史（不要误作“死”或“屎”）册的发言。但虽然我们确实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但自己晓得并且享受着就得了，别嚷嚷，万一传到金正日耳朵里他会不高兴的。毕竟人家也搞的不错嘛。建议柳斌杰同志学得像广告里的范伟那样低调——“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50、哎呀呀————！偶的门牙喷到哪儿去了呢？……（作抱腰满地找牙的无齿状）……
　　51、在中国的词典里，“恬不知耻”这一条已经被删去了。
　　52、这才是政治合格、党性强的领导干部！不管说什么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脸皮可以挡子弹，声望直逼张文糠。
　　53、柳斌杰，你就不怕自己的鼻子越变越长，一直抻到银河系外吗？如果言论自由，为什么所有的坛子都像解放前的茶馆，全部都得挂上“勿谈国事”的牌子？如果言论自由，为什么《南方周末》会被你们阉割？如果言论自由，为什么某县政府竟敢没收《人民日报》？如果言论自由，当地的政府的丑事为什么只能在外地报纸上看到？如果言论自由，为什么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言论自由，为什么不能自由办报（旧中国都可以的）？
　　53、柳署长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言论自由。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感动得痛哭流涕中）——还不快快感谢皇恩浩荡！
　　54、大跃进、反右、文革……都是这么来的。假话说的比真话还理直气壮，脸皮真比后丘还厚实，中国官僚的无耻表演，丢中国人的脸！
　　55、呵呵，赶紧把新闻法写完吧，几十年了！
　　56、我替小柳补充一下：我党的言论自由是有历史传统的，延安时有《新华日报》为证，58年有大鸣大放，68年有四大，就是现在不是连假广告，掺水新闻都没乍处理的吗？还让你们在这甚马乱七八糟的论坛上乱翻皮，反了你呀？！
　　57、据国际新闻记者组织评比：2002年全球新闻最自由的国家是芬兰、爱尔兰和挪威。美国排在44位（因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他的排名大幅度下降）。我们中国嘛，排在全球倒数第五！倒数第一是谁？哈哈，就是咱们的邻居——朝鲜（全国就一家电视台，嘿嘿）
　　58、中国言论多自由啊，用无界浏览和ＭＳＮ想说什么都成，ＱＱ和论坛上就要注意了，当然，前面那两个软件服务器都不在中国
　　59、中国的新闻不仅最自由，甚至是超自由——知道吗？中国的党报不仅可以自由发行，还可以强行向组织征订，已经自由得可以强制了。
　　60、不脸红，还举世瞩目？去死吧！
　　61、唉，人到了无耻的地步，没救了。操ＴＭＤ，真不知有几层脸皮，当着世界的面说谎。
　　62、永远也不能正视自已！可悲！！
　　63、真是比窦娥还冤枉啊！
　　64、我没有感觉的民主的成在，至少我身边没有！
　　65、在特色的民主里面民是民，主是主，不分清楚岂不乱套了？
　　66、不知章启月看到网络有何感想，既然“举世瞩目”何不可就此议题举行民调？最好是公投？如何？
　　67、为什么牛皮在天上飞呀？？？是有人在地上吹呀。
　　68、当摆明了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以为它还有廉耻心？
　　69、我活了三十年，才在文字上刚刚知道我们是最好的。
　　70、所以为什么诚信会在国人心中完全消失呢，上梁不正啊！
　　…………
　　
反章柳的网友言论之密集程度、猛烈程度和一致程度几乎都是空前的，以至一些网站甚至不得不删除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相关的文章。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在众多文化网站被关闭之后发生的；不难确信，如果那些让北京当局讨厌的网站还存在，对章柳的“声讨”将会更加声势浩大并“卓有成效”。

　　上述网友言论引人瞩目的共同特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谎言感到愤怒、羞愧和无法容忍；第二是表达抗议时消除了内在的政治恐惧，而且语言基本上是文明的。我愿意把这种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视为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互联网带给中国的“新自由”。网络语言特别是电子公告牌上的发言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太可能是深思熟虑和长篇大论的，它是胡绩伟先生和胡耀邦先生当年在西单民主墙被邓剿灭后倡导的“民主公园”的再现，这个虚拟的“民主公园”不仅日渐成为弱者呐喊申冤的公共广场，也成为以话语权力替代拳头权力的新文明的自由社区。自由引起的道德自觉同样令人鼓舞，网络自由使中国开始获得了羞耻感和尊严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道德状况令人绝望之处不仅是谎言和暴力的共谋，更深刻的是对这种野蛮状态的沾沾自喜和无羞耻感，这是中国精神迷途不返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了，网络为“千古秦制”的“超稳定结构”的真正转向提供了“外层空间”和“三维平台”。

　　当然，网络因这种自由功能而成为章柳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敌人。这一政治实体仍然是强大的。这个东方“利维坦”的执迷不悟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它也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而这种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谎言不是道德控诉的对象，反而是一种“国家宗教”或世俗正义。

　　二、谎言之国：“袁木式的脸”是怎样炼成的

　 章柳为什么说谎？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我们撇开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不谈，本文关注的是说谎的政治哲学方面的逻辑结构。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些常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专制社会由于缺乏合法性支持必须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20世纪中叶以来，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研究仍然是在这一学术常识框架之下展开的。这些理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分析范式仍然要面对中国专制主义这一个案的质询：纳粹式的谎言暴政几乎是西方政治的癌变，而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李慎之语，我的定义是“恩人专政主义和力量专制主义的二元专制”，参见拙著《灾变论》）何以与谎言浑然一体且历久弥新？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谎言文化”的主角不仅仅是章柳喉舌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全社会成员都把谎言深化为自己的文化习惯，而专制政治恰恰也是因此获得自己的群众基础？

　　论证中国是“谎言之国”，不仅要冒政治风险，在理论上也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因此我把这一立论作为一“公设”。但尽管如此，引证一些相关研究者的结论仍是必要的。

　　最近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陶杰”的文章：“从袁木之女申请赴美说起”。文章谈到美国驻中国前大使李洁明对于中国人的“袁木式双重性格”感到不可思议，文章称袁木是中国最准确的形象代表——他说谎时面部肌肉丝纹不跳的一张中国脸（Ａ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ｃｅ），令西方人觉得像满州一样的‘深不可测’（Ｉｎｓｃｒｕｔａｂｌｅ）。

　　要了解现代的中国人，必先从这张脸开始。这样的文字充满了从传教士以来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全部记忆。在袁木之前有和申（左王右申），之后有张文康、章启月、柳斌杰等等，我们相信，这份名单是蔚为大观而无法穷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名单并非为中国官员所独占，研究者发现，谎言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中国人的性格》）有位作者在“无意识的谎言——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一文里也谈到：中国最大的优点是人人有饭吃，最大的缺点是人人说谎。网上还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失灵的测谎仪》，内容大致如下：据报载，中国的公安系统从国外引进了测谎仪进行案件的侦破工作，回来一测试，发现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遂向美方提出索赔或调换，美方立即派出技术人员来到中国进行检查，仪器各项技术指标完全达标，各个部件、电路也丝毫没有质量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些地方官员们长期说谎，公开说谎（该国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里就常常看到他们面对镜头在13亿中国人面前说谎），以至于他们身体和精神系统都已经适应了说谎，测谎仪对他们一点作用都没有，从现场测试的技术报告里看，反而有时说真话时他们却显得不自在，表现为心跳加快，神情紧张。因此，测谎仪不能在该地区使用，只好退款退货……。

　　当然，本文关注的问题不是上述描述性的，不是关心中国人是如何说谎的，而是要分析“为什么这样”。用一句网络语言就是：袁木式的脸（也可以替换成张文康式的脸、章启月式的脸、柳斌杰式的脸等等）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说谎时，心理会产生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一些生理参量的变化（如心跳、脉搏、血压、呼吸、皮肤电等的变化）。这些参量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而不受大脑意识的控制，通过多参量心理测试仪测定它们的变化就可以分析心理变化，从而判断犯罪嫌疑人讲的是“真话”还是“谎言”。现代的“测谎”技术就是用一些问题对被测试人形成心理刺激，从而触发他的心理反应，记录这些生理反应图谱，通过分析图谱作出判断。大脑皮层兴奋性的变化会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也必然会引起一定的生理变化，如肌肉紧张、皮肤出汗、呼吸急促等。这些反应均是受植物性神经支配的，不受人的意识所控制。

　　心理学家面对“袁木式的脸”就进入了一种手足无措的困境（姑且叫“袁木困境”），因为“袁木”大脑意识可以成功地控制植物神经的波动，并在说谎的时候从容不迫。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在心理上需要两方面的长期训练：第一是习惯，经常说谎使那些心理参量失去敏感性，或者说，植物神经系统对说谎形成习惯而无动于衷。第二是赋予说谎以道德感、正价值判断或者某种功能判断，使说谎本身成为一种道德需要或者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谎言不带来羞愧感反而带来成就感，因此大脑意识就可以成功地控制生理变化。事实上，“袁木式的脸”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是，问题仅仅到这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相应地面对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中国人说谎的习惯是怎样养成的？第二，中国文化为什么以及如何能为不道德的说谎赋予价值和功能？事实上第一个问题是以第二个问题为基础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说谎的社会需要方面的，如果这个需要不断发生，习惯也就产生了。因此，问题的关键首先是说明关于说谎这种需要是如何产生并得以维系的。

　　国内学者萧雪慧女士在《面对真实——也说国民性》（1995）一文中说：“奇怪得很，在我们这个很难称得上有宽容美德的国度，对各种文化背景下一般视为恶的虚假，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大度。其实何止大度，简直就是鼓励！因为虚假在实际上不仅成了人自我保护的基本手段，而且可以得心应手地换来许多好处，诚实不欺则不仅使人处境困难，举步维艰，而且成为致祸之源。”萧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人甚至鼓励说谎，原因是“虚假得利，诚实致祸”，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给定的生存境遇中，才存在这种道德负向的“理性选择”？

　　我们不能在儒家（甚至道家和佛教）的文本里寻找原因。显然，古代中国作家（孔子和孙子代表这一学说的两极）确实写下了很多“应该说谎”的“经验之谈”，但这些文字仅仅是说谎文化的结果，至多是第二等级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追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思考并津津乐道。我以为，这个问题正是《灾变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按《灾变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灾变基础上的资源匮乏和人口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了力量（以暴力为主）对资源的垄断及自上而下的分配经济模式，这一垄断及分配模式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它延伸出两种内在需要：第一，以“感激”（我所谓的“恩人执政”）为核心建立政治象征（意识形态）；第二，进一步依靠暴力维护既得利益。这两种努力都产生了对谎言的结构性需求。我们分开来逐一加以分析。

　　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是以“恩人执政”为基本内容的。这一说教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这一谎言起于革命起家之时，并在革命后或者成功后继续维持。因此有人说：现代的革命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他以上帝的名义或大救星的名义许诺追随者一个人间天堂。这一谎言构成了后革命时代所有谎言的历史基础，而以后的政治谎言一方面是为掩盖这第一个谎言不得不变本加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恩人占有资源的现实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感激”仅仅“法的秩序”的一种补充。在中国，“法”是感激秩序的一种补充，而感激却构成意识形态的顶点。齐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德）齐美尔（18558～1981）着，林荣远编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出版）。但是“感激”作为平衡社会冲突的纽带需要相应的资源，匮乏会导致感激失灵或形式化（即感激成为谎言），并导致控制感激资源和争夺回报的各种激进主义。齐美尔也正确指出：“倘若每一种仍然留在心灵里的针对从前行动的感激反应突然磨灭，那么，社会就会崩溃。”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编造恩人的弥天大谎成为后革命时代专制当局更现实的政治需求。

　　另一方面，暴力执政至少产生了四种后果都指向谎言需求。首先，民众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和对匮乏资源的分配性努力都导致他们向权力说谎，这种恭维总的来说是不诚实的，是“别有用心”的——它指向利益分配而不是它所极力标榜的政治忠诚。恐惧也表现为对诚实所遭遇的损失或迫害这种记忆，这种记忆从相反的方面强化了说谎的内在动力。

　　其次，由于匮乏和国家对“原初协议”的破坏，中国社会缺乏“财产与自由”之间的因果联系（参见《财产与自由》（美）詹姆斯．布坎南（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ｏｎ，1993着，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使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沦陷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之中。在东方的“丛林”中，“公共财产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和“人对人是狼”这一悲剧同时发生，在这一生存战争中，暴力和狡猾形成生活的手段而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按布坎南的观点：“财产所有权是自由的保证”。那么，对于灾民来说，说谎就是财产权甚至仅仅是生命权的保证。

　　因而，第三，作为生存技能而不是道德谴责对象的说谎，在中国文化中就获得了像契约论者思想中那个“国家”一样的功利性价值，它不仅是生存手段，而且还可能是智力优越的象征。正是这种逻辑思维使说谎或狡猾在汉语文学中获得了新道德这种优越性，乃至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和民众都打算向这种品质鼓掌并真诚地希望自己也能像“孔明”那样智力超人，这不仅能获得生存优势，也能得到社会尊重。这一点在权力部门表现得最为明显，攀上权力巅峰的人们，无庸置疑地拥有说谎的特权和能力，他因为可以决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而更愿意陶醉于说谎的权力优越感之中。

　　第四，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说谎，总的来说。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使在残酷竞争中处于实力弱势地位和道德弱势地位的人可以取得心理平衡。具体区分，这种心理平衡性质的谎言大致也包括两类，其一实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精神胜利法”，从庄子、陶渊明到阿Ｑ，从“国家尊严”到“面子哲学”都属于这种状况。其二是道德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文学胜利法”，有些人可能在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或者为了取得这种优势地位而采取了很多不道德的手段，这种不择手段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内疚，而汉语世界这种内疚不指向个人忏悔，而是通过文学抒情放大自己这样做的“可理解之处”，甚至放大和构陷被害人的“可迫害之处”，然后通过这种文学谎言超越内在的道德指控。这种状况还因为汉语文学自身的逻辑弱点而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毛式语言、何新的文字，以及“北大中文系”或相关滥情的“鲁迅”传人都是这种女性气质的谎言的受害者。这类谎言因为可以自我感动因此接近于某种病态。

　　三、不信者无耻，无耻者无罪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改变政治谎言对中国的伤害就需要在相应的两个方向上入手：一方面重构中国的财产关系消灭计划体制，另一方面是心灵重获羞耻感——说谎而不知羞耻是谎言泛滥的精神根源。第一个问题本文将另文讨论（参见拙文《财产和自由——“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纽约大学2003年12月10日“中国三农问题讨论会”书面发言），因此这里主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林彪的那句名言是脍炙人口的：“不说假话干不了大事。”这句话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一条中国式“宗教信条”：说谎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某种宗教教义般的力量。在这种意义上，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是中国的政治异端，而是文化的经典总结。换句话说，谎言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宗教”。正是这种颠倒黑白的道德观念使中国告别谎言无从着手——因为从信仰源头上，中国精神就缺乏颠覆谎言道德的超验力量——而几乎所有的经验事实都是强化谎言体制的。

　　这种精神状况正是近年来我倡导以基督教信仰超越灾民道德困境的理由之一。我的基本观点是，以“摩西十戒”为核心内容的关于禁止谎言的基督教信条，特别是关于人与神之间位格关系的公设（或认信），是从内在方面战胜谎言的真正力量。信仰使人获得真正的说谎的羞耻感，从而从根源上熔化袁木等人脸上的政治冰霜。当然，言论自由从外在条件方面来说，对于解除政治谎言同样是重要的——这一点在开篇处转述的网络自由对“袁木式面孔”的批判中就可见一斑。但是，言论自由必须在“超验维度”上才可能获得批判的根基并保证批判的质量，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这里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信仰缺失继续使知识份子抵抗羞耻感，并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谎言文化的流连忘返。

　　敏感的评论者应该发现，自李思怡惨案以来，大陆自由派知识份子关于自由主义和道德担当问题事实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场“分裂”仍在演进之中。窃以为，这场分歧是以拙文《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北京之春》2003年11月号）一文，以及刘晓波先生的《再论公共发言中的道德底线》（《民主中国》2003年11月号）为标志的，而这场分歧的实质就是知识份子如何面对谎言文化并如何“像说的那样去生活”。当然，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只是最近才进一步表面化并打破了“悼念李慎之”所形成的某种“共同一致”。

　　这一潜在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一方面表现为“不得已说谎”，更多表现为“不得已沉默”）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是否有罪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胆怯即使可以理解但不能免除罪恶感，不能炫耀沉默的成熟或不得已。而在我看来，我的批判者们不仅不正视这种罪恶感，反而进一步掩盖这种罪恶感。这种努力使分歧进一步深化。在这种分歧中，“不信者无耻，无耻者无罪”再一次成为我的理论归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种似乎可以宽恕章柳谎言的打算就产生了——因为保持沉默并无罪恶感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他的面孔同样具有袁木式特征——在“李思怡悲剧”一类案件中保持沉默，这种表情显然可能使人想起袁木式的无动于衷。在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道德困境中，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反而继续滋生出智力的傲慢和新的谎言，这进一步鼓励了来自体制外的民间思想的某种激进倾向。不过诸如此类的精神局限反过来支持了“神学自由主义”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见解。

　　具体讨论一下自由派精英苦苦坚守身份自尊并拒绝反省而编造的“新谎言”是必要的，它能帮助阐明信仰对彻底根除谎言文化的根本意义。这一点可以结合刘晓波先生的那一篇文章来谈一谈。初读晓波这篇文章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警觉：思想有时候向运作妥协是我们时代的共同病症。不过仔细分析，晓波这篇东西是他关于上述问题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主要观点应该是前后一贯的。但是，刘文中的某些措词可以进一步讨论：　

　　“在对知识份子的公开发言进行学理辩驳和价值判断时，应该尽力避免‘泛道德主义’的陷阱，比如，不应该笼统地把‘路径之分’统统归结为‘道德高下’。也就是说，主张走体制内改革路径的人，未必就是道德懦夫，也不应该仅仅依据某人主张体制内路径而对之进行道德讨伐和人格批判；而高倡体制外改革的人，也决不能将体制外立场作为道义制高点，更不能自奉为道德勇士而对他人施以苛求。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道德狂妄像理性狂妄一样有害，一个自以为绝对真理在握，一个自以为至善非我莫属，二者离权力狂妄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知识狂妄还是道德狂妄，一旦拥有了左右现实的政治权力，必然出现惟我独尊的强制性霸权。反过来，大凡政客的权力狂妄，无不以道德狂妄和知识狂妄为人性基础。”（刘晓波：“再论公共发言中的道德底线”，《民主中国》2003年11月号）
　　
　　《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一文出来以后，我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网上出来了一些文章控诉我为了显示自己高大“杀害了”所有文化名流。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泛道德主义”，以“道德高姿态杀人”，等等。我不同意这种批评。而且我认为这种批评事实上是为了掩盖第一个错误而编造的新的谎言。首先，“泛道德主义”，以“道德高姿态杀人”，这一前提本身就是棍子，就是虚构的——只要你一批评，你就会获得这种罪状。而晓波这种辩护，事实上可能等于默认了这种话语前提，仿佛那些指责是有的放矢的，事实上那些指责完全是用自由主义的个别教条来抵挡任何批评。这种做法是非常狡猾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道德状况如此不堪的国家里，“思想”竟然把警惕道德判断作为自己的第一“道德”正义，这真是一种道德奇观。中国人太聪明了，在这新谎言的掩护下，这样大家就可以以“自由主义”的名义为所欲为地“不道德”了。是的，文革模式提供了“伪道德杀人”这种负面经验，但事实上这种伪道德恰恰是不道德的，因此这种警惕如果发展为取消道德判断的程度，真是南辕北辙了。我不知道这个常识是怎样颠覆的，大致是思想僵化和狡猾共同缔造的吧。在这里向这些殷海光先生的信徒们重复一下殷海光先生的教训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讥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没有人因为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严重。”（殷海光着《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

　　殷海光还同时引用海耶克（哈耶克）的观点重申传统道德原则对自由社会存续的意义。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反批评都是新的谎言，只是其中有部分自由主义愤青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谎言文化中而变得太愚蠢了。

　　其次，在当下，真问题是“道德低姿态杀人”（一方面冷漠杀人，另一方面毁灭批评者）而不是什么“道德高姿态杀人”，仿佛“不道德”比“道德”更“道德”（这样说不等于我就是道德的）。我觉得无罪恶感并以“道德杀人”来自卫是一些知识份子的新犬儒：先是道德高姿态骄人（这一点他们好像记忆力特别差），受批评后又道德低姿态杀人。

　　第三，我们批判的方式从来不是“我是你非”的批判方式，而是“以是论非”的方式，这点几乎很多人都不明白。与此相关的：我希望我自己也时时看清楚自己的局限性，犬儒是我们时代共同的罪恶，我应该警惕这种罪恶也伤害我自己——我存在这种问题，我自己当然也是批判的对象。

　　我很遗憾我的批评导致了我与“知识界”的“决裂”，这些文字没有使“朋友们”有罪恶感，反而让“自由主义”有了“愤怒感”。但是，出现这种局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信仰对思想的重要价值。苏格拉底应该是“只问是非，不管一切”的。但在唯物论世界，在一个平面上，由于问题世界如此不同，想短时间内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应该清楚，“重叠共识”（《政治自由主义》（美）约翰．罗尔斯（Ｊｈｏｎ　Ｒａｗｌｓ）着，万俊仁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历史前提是：人们对“重叠共识”这一观念存在先验的共识。　　
　　知识份子的悲观状态并没有冲淡网络自由给心灵带来的鼓舞。这一“让反方发言”的新自由仍在发展中，我愿意寄予厚望并希望以身临其境这种方式表达我的盼望。袁木式面孔开始在网络自由中被赋予了某种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开始破碎和风化，这对于这张面孔背后的政治躯体的解体同样是有象征意义的。不过比较我们自己的面孔和发言人的面孔，也多少应该使我们放弃敌人意识，并在鼓励网络自由的同时，致力于从个体责任角度拆除谎言中国因恶贯满盈所赢得的诅咒。但是想走出这种精神困境仅仅依靠“五四传统”是不够的。“五四之子”殷海光先生在谈到“知识份子的责任”时说：“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学。”这一总结对“五四”的功利主义自由观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殷海光先生主要是哈耶克和罗素的信徒，因此，在“道德”这一至关重要的维度上他没有走太远，他没有阐明“内部巩固”（ｉｎｎｅｒ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的希伯来传统，而缺乏这一传统，“内部”是无法“巩固”的。也许比较一下《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和《悼念李慎之》（丁东编）两本着书是有意义的，读者应该看到，知识份子的道德担当问题，特别是拒绝谎言的问题，是哈维尔文集关注的主要对像之一，而《悼念李慎之》的作者们却很少谈到知识份子这一道德问题。因此，我相信，中国抗议、拒绝和战胜“政治谎言”的道路是漫长的，作为“时代的眼睛”（殷海光）的知识份子应该在全社会、特别是自己身上看到“章启月的眼睛”和“袁木的脸”，这是“责任时代”的道德起点。　　

　　2003年11月9日星期日

　　（《民主中国》200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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