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8日讯】编者按：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专栏作家杜导斌上个月底被有关当局拘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非始于今日。
中国自由作家前赴后继，坚持批评社会不公和卑劣现象，竟至身陷牢狱，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识份子，坚持为底层民众呼吁，坚持不谄媚金钱和权力，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恰如萤火虫一般，点缀在一片黑暗的中国知识界。黑夜的手虽然扣住了星星光点，但却无法扣住无数渴望光明的灵魂。
杜导斌文章的观点，或许尚有讨论商榷之处，但他独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绝不后退的道德勇气，却是堪使吾辈仰视而惭愧不已。从今天起，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将逐日重登杜导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获得自由，能够重新再次为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撰稿为止。
根据省、市人民政府指示精神，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市场，保证国家掌握充足的粮源，现按你户承包耕地面积情况，经研究决定今年分配你户粮食定购任务合计谷什_____市斤。其中小麦_____市斤（折谷什_____市斤），稻谷_____市斤。
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一九九八年 月 日（签章）
可别轻视这本小册子。它是寄生在中国农民身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吸血鬼”（顾准语）——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证明材料。
1953年出台的统购统销政策，原创于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把它叫做“征购”、“配售”，满洲国政府把它叫作“出荷”，蒋介石政府则叫作“田赋强实，征购征借”。1952年，在朝鲜半岛战争的大环境下，新生的毛泽东政权决心完成日本占领军以及刚刚被打倒的蒋介石政府的未竞事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购统销制度。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介绍，导致这种对农民极不人道的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的起因是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称，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赤字40亿斤，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减产，预计下一年度粮食形势相当严峻。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经调查后分析粮食紧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53年比上年新增城镇人口663万，商品粮供应量增大，二是农民人均年消耗粮食比1949年前多70斤。薄一波向毛泽东报告道：“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维护刚刚到手的政权，为了缓解“小平同志说：我这个财政部长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的困境，在农民们毫不知情更不可能同意的情况下，当年10月16日和11月19日，中央和政务院先后发出了《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和《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强制要求从当年12月初开始，在除西藏和台湾的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通过实行这种政策，向农民空手套白狼，到1954年6月30日，“购销相抵，库存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难关渡过了，形势缓和了”。同时，可以想见，农民们吃白面的顿数也就和“翻身作主人”以前没什么两样。
自己辛苦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却没有支配权，不能多享受，还不能待价而沽卖个好价钱，当时，农民们是十分抵制统购统销政策的。尽管薄一波在讲述这些不大光彩的事情时用语相当隐晦，但回忆中还是有多处文字折射出当时农民反抗的迹象，“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结果，各方面都搞得很紧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长期没有大的突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之十二“统购统销的实行”）。
统购统销实行的半个世纪中，虽然政府偶尔也会提高粮价给农民们一点甜头尝尝，但总体上讲，这个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是残酷的掠夺。由于统购统销后粮价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的利益从此受制于人。政府一方面压低农作物收购价格，另一方面擡高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价格，人为地制造所谓的“剪刀差”，极其残忍地完成了国有工业的原始积累，养活了、养肥了粮食系统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和蛀虫，可以说，粮食部门的每一座高楼、每一辆小车、每一顿盛宴、每一元奖金，无一不是农民的血汗——早在1940年代，顾准就将当时在江南抗日根据地从事粮食工作的干部称为“吸血鬼”。根据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的资料，通过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和“剪刀差” ，将农民的劳动所得抽入工业和城市中去，仅1953年至1978年的25年中，国家从农民的钱包里就多掏了6000亿。1959–1961年饿死2000万人，其中就有统购统销制度实施中强行征“过头粮”的“功劳”。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剥夺罪恶之深，只要将韩国日本和我国等传统农业国家农民们现在的境况作个对比，不难发现，正是拜统购统销等“中央好政策”之赐，我国和前苏联等国农民才堕入代代赤贫的悲惨境地。
到1980年代中后期，统购统销政策弊端日益突出，但这时否定统购统销的着眼点也并非因为其刮农之害，而是因为它“成为政府的包袱，各级财政不断赔钱，各种价格补贴中，大头就是粮油补贴。1988年粮油补贴突破300亿元，成为财政的一大包袱”（薄一波，同上）。1990年代末期，统购统销政策终于走到了尽头。朱镕基执掌国务院后，着手改革这项吃人吃钱的坏制度，希望通过改革甩掉包袱，同时尽可能的让农民得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程式设计，上面所引证的小册子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通过那本小册子我们隐约可以看出，这次改革是透明和公开程度较高的，基层政府在执行时很在乎贯彻落实国务院的规定，不再征收“过头粮”。但是，下面执行得再好又如何呢？能否挽救统购统销制度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执行好统购统销政策规定的最好手段，便是让它寿终正寝，便是让粮食走向市场。
回顾统购统销制度的兴衰史，只为了反驳一个流行说法。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以极力美化中央决策层为宗旨，说什么“中央的政策好，都是下面执行错了”。统购统销由无到有，再由盛转衰的失败史剥夺史充分说明，祸国殃民的不是（或主要不是）下面执行层次的问题，正是中央的政策有大问题。
中央政策与人民利益根本相背的情况非常之多。与用电，通讯，能源，铁路公路交通等垄断行业有关的指令性计划、指令性价格有关的法规，在照顾垄断行业利益时，另一面就必定以牺牲消费者（民众）的利益作代价。中央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呢？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维护当时执政地位的需要，明知人民反对也要霸王硬上弓，不顾人民的死活，像上面所述的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就是实例。二是为了照顾部门利益，国家以行政法规规定的各种高额收费文件，干预市场的“指导价”政策等说明了这一点。三是不明下情，盲目决策，或者未考虑各地情况有差别，这样的决策也叫官僚主义，再常见不过，就不必举例论证了。
当然，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央在制定政策时未经过政策的作用物件同意，也未经过充分辩论和听证，易而言之，就是立法由官僚们包办了。由一心为自身考虑的官僚们包办制定出的政策和法律，如果是好的，那倒是咄咄怪事。
(3/25/2003)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