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3日讯】《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无疑是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它不仅奠定了中共领导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而且一开始就确立了农民中无产者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问题，从建立武装军队夺天下到立国掌权以后历次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皆以此为圭臬，乃具有根本指导性的实践意义。这篇雄文，可奉为中共革命成功的“圣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踏上去滚。”这些革命暴力味十足的话语，曾被广大国人所熟悉并运用，文革期间，批斗会上、武斗场面，集体汹汹朗诵，已被普及到不识字的人都会背诵的程度。实际上，出自于该文的这几段语录，确能道出这篇文章的要义和灵魂。暴烈、暴力、打翻、恐怖，这些词语，在本文中是作为一种革命的行为理念而肯定、并大张其帜的宣扬的。
当时的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许多游民无产者（又称流氓无产者）加入农民协会并进入领导层并非少数。毛泽东在本文中就说到衡山县的农民协会中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按照他在本文里的说法，游民无产者属赤贫阶层，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
流氓无产者或游民，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柱石作用的“石民”（士农工商四业之民），是指无固定职业游走于城镇农村的边缘群体。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造反动乱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从啸聚山林的黄巢、李自成到登上大统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都是游民从底层跃上成功为枭雄霸主的例子。与其说他们具有反叛性革命性，还不如说他们打乱了社会正常演进程序，造成暴乱的力量。王学泰先生在《被忽略了的游民和游民文化》一文中对游民意识、社会作用有着深刻分析：“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角色位置，是没有根基，随时势浮沉的一群。暂时获得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焦妁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他们又很少有文化教养，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习惯。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心态、性格、观念，在游民看来毫无必要，因此游民意识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游民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有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变化中获得最大利益。”
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毛泽东的革命主张，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共产党人陈独秀等反对武装暴力，搞政党政治的理论。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应该产生于这一时期前后。在实践中，他尤其看准了游民无产者好勇斗狠、不怕死的精神进击能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他这样说道：“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所以他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
我手中有两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经过修订后出版的，（简称人民版）另一本为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简称中央局版），16开本，内文繁体直排，暗红色封面上印有“党内文件干部必读“的字样。此书应是毛着较为权威的早期结集本。对照两本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异同，我认为中央局版恐怕更为准确的保持了毛泽东文字思想的原始风貌。特别是关于游民无产者部分，让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他对农运领导人的身份、地位、样貌毫不掩饰的定位和分析，有非常独特之处。现将有关原始文字考订恢复如下：例一，“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中央局版第11页第5行）例二，说作为农村革命基本依靠对像之赤贫阶级指“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中央局版第10页第10行）。例三，“绅士们……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是‘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笔者注：指不劳动游手好闲并识得几个字的人）、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中央局版第8页第3行）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游民无产者是理直气壮肯定其造反精神的。事实上中共早期第一代领导人如贺龙等，正是来自这一革命时期中的游民无产者。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催生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的摇篮。所以毛泽东当时在文章里称赞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六十年代文革初期造反武斗正炽，毛泽东的权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大报小报传达中央领导人正式与非正式讲话精神，代替法律和政策指导运动开展。社会上广泛流传毛泽东两则讲话：一是他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於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二是1964年12月2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武斗狂热分子、造反群氓，被这两段语录所激起的豪情霸气、天不怕地不怕，老子砸乱天下的精神和作用，远远超过江青说的“小青年爱玩枪，”“文攻武卫”之类的话。
中共领袖中，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独特个性的人，正如他曾对斯诺形容自己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两段语录虽未正式收入他的文集，恐是在工作讲话中随口说到而被记录，但却能如此传神表现出他的“虎气”与“猴气”，并且和他四十年前写下的文章内容一脉相承而互相印证。我认为，从二十年代共产革命时期他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文革运动，以及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这两段话颇能体现他的超常思维方式，并且性格逻辑也是完全一致的。
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选》是经过毛亲自修订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他删去一些过于真实具体描述流氓无产者的有关文字，作为登上大统的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或有文饰的必要。但历史真实不容篡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不能随意阉割和断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央局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篇，作为初始原文更为准确、真实。
2003.12.14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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