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谁会相信俄罗斯主流教派东正教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相当于教皇的地位），居然是克格勃打入教会里的最重要的间谍？(他曾被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列为最忠于国家的主教，苏联解体后，他又宣称 “俄罗斯曾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形态病。” 于是这条变色龙仍然稳踞在二世的宝座上)。又有谁会相信一直担任俄罗斯驻世界基督教协会代表团团长的尼科季姆主教，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呢？如此可怕的事实叫千百万虔诚的信徒怎么受得了？因为这位主教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入以及在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连教皇约翰保罗一世也成了他的崇拜者。本书以大量的机密档案揭露了克格勃是如何成功地把选择活下来的主教和牧师们全都变成了间谍，使苏联教会成为蒙骗世界工具的惊人内幕。

如果说克格勃这三个字实在邪恶，所幸的是，它以国家恐怖手段来扼杀苏联人民的良知与正义的时代已经过去。遗憾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非但没有在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我们的祖国找到了扎根的温床，且在成功的运作下涂上了一层又一层“联合国人权奖”之类的美丽光环。克格勃却没这个本事，以诸如财色威胁等手段来使官员们冒险给它的“慈善”机构头头颁发一项人权奖。究竟是谁更邪恶可怕呢？谁更善于以流氓手段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运作”，软硬兼施地迫使下水的官员们就范呢？事实就是答案。如今,党已经把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变成了“安在羊群里的狼”，并成功地使三自教会变成了控制和摧毁中国基督信仰与自由的机器。

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命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吴耀宗在《上帝在哪里？》一书中写到：“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像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他，上帝，应是一个专制魔王。”这位与 神为敌的犹大，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在这个卖主求荣的主席领导之下的三自教会属于什么性质就不言而喻了。这些主的“仆人们”梦中所出现的自然不会是给他们戴上手铐的主，而是警察；因此，问：“你是谁的仆人？”的也不会是上帝，乃是上级。因为中国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在无神论掌权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现实之下；“无神”自然是最大的“时务”了。所以在不可抗拒又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主的“仆人们”多选择了有奶便是娘的路—-甘愿充当党的仆人—-特务（秘密力量）。而且，中国渗透到海外教会和宗教团体中的特务们比起苏联的间谍来，干得也毫不逊色（请见：“耶稣会对见死不救的基督徒说什么”一文的后半部分，那仅是冰山一角）。克格勃已经恶名在外，而中国特务的罪恶则闻所未闻。因为他们更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杀人灭口，所以很难被揭露出来。他们钻西方国家的法律空子，以特务加流氓手段使用杀人不见血的狠毒计谋，从事一系列不留痕迹地犯罪活动，且从未失手（如谋杀李志绥医生）。如果说，苏联的高级（间谍）神职人员成功地渗透并控制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这样的上层国际性宗教组织的话，那么在北美，中国的（特务）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们连每一个40人以上的华人教会也不会放过，因为他们要随时掌握教会的动态。

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 李 世 雄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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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特罗欣档案

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象）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能是数以百计的！”

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

瓦西里·米特罗欣，前克格勃特工人员，1948—1984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其中有近三十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最机密的档案。在他工作的最后十年里，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文件。白天他将抄录的文件带出办公室，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档案披露了克格勃所从事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间谍活动。例如：在国内，捷尔任斯基死亡之迷，托洛茨基被暗杀的经过，贝利亚是如何被赫鲁晓夫杀害的，赫鲁晓夫又是如何倒台的；在西方，克格勃是如何拉西方政要下水的，如何镇压匈牙利事件，如何扑灭布拉格之春，为何入侵阿富汗等等。大量惊心动魄的活动，不胜枚举。以下仅是克格勃对宗教渗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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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教会的渗透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着
王振西 主译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应为：观念。为方便，选用小一号的括号，以便与原括号区分，李世雄注），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容的下流货色，……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故意）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俾（斯）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不详）年之后，东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相当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 瓜（百）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 月，他、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彩）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 ／3 ）是那些尽管没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岁毕大会两个门前给波特精心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尉L 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
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维克托。卡皮坦丘克创建的“捍卫苏联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经与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协商，该委员会宣称其宗旨是帮助所有阶层的教徒“根据他们的信念行使他们的权利”。

中心报告说：“亚库宁及其同伙正在从事反苏联现制度的活动……公开声称要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该委员会在宗教狂热分子中有一张广泛的通讯网；他们是向境外提供有关苏联教徒情况的主要来源。

为了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建立一个反苏的新东正教会组织，基督徒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忠于苏联的神职人员不配捍卫教徒的利益。使克格勃震惊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经出版了基督徒委员会获取的11卷俄文文献，共计1189页。

克格勃最终还是通过分化、特工渗透和迫害等传统手段取缔了基督徒委员会。

五局断定该委员会的缔造者中最脆弱的是执事瓦尔索诺菲。在加尔金（东正教会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间谍）的协助下，瓦尔索诺菲于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一所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沃尔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间谍。由于发现难以与亚库宁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联系，瓦尔索诺菲辞去了基督徒委员会的职务。根据瓦尔索诺菲的档案记载，沃尔日斯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名克格勃间谍，代号布尔金），后者说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种神经疾病，应该放弃基督徒委员会委员资格，以便减轻他所受的压力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克格勃声称，劝诱瓦尔索诺菲“放弃政治活动，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档案材料进行神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劳。在他从事档案工作的时候，另一名克格勃间谍，代号斯皮兰斯基，成功赢得了他的信任并据说“促使瓦尔索诺菲放弃了做苏联教徒发言人的念头”：最终他被说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缅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层人士，为他所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发了关于“在与外国神职中心和东正教会群众及教派中的敌对分子进行的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强化间谍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号令，这份冗长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反映了它摆脱不了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它还在发火时无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们的勇气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米特罗欣有关第00122 号令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关心苏联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权利的幌子下，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外国反苏中心正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企图毁坏苏联及其社会制度的信誉，鼓动宗教组织与国家对抗，鼓励反苏地下教派组织的出现。在境外的鼓动下，敌对分子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组织活动和挑衅活动，他们在教派内部组织非法集团和组织，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并与外国神职中心建立联系。

根据1975年5 月克格勃高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必须在国际宗教组织中采取行动强化活动阵地、揭露和打击其领导人、官员和神职中心代表。有经验的可靠的间谍已经打入了某些教派组织的领导圈，发现。防止和打掉反苏地下神职组织中的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的措施越来越有效；进一步加强进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确保他们积极参加和平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

然而，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形势仍很紧张。把教徒，特别是年轻人从敌对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工作仍很薄弱。在持不同政见的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教徒、五旬节派教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领导层中，间谍的地位还很低。

苏联克格勃委员会决定如下：l ，提高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境外神职中心和国内敌对分子在宗教掩护下进行的颠覆活动针锋相对的间谍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务是适时发现、预防和打掉敌人在宗教掩护下鼓动的反苏活动、建立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组织，并将教徒诱骗到他们的影响之下的活动。

2 ，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五局要侦破有证据证明被敌对专门机构利用的外国反苏神职组织，并就侦破和切断颠覆渠道、发现并截听宗教掩护下的敌对分子的通讯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机构要采取步骤，打掉苏联最大的宗教组织——东正教会旨在动摇对苏联的忠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活动；要防止有敌对倾向的个人向东正教会的领导层渗透；1978－1980年，要采取步骤强化克格勃在东正教会组织机构（都主教省区、主教管区、教区、修道院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提高间谍的数量和质量，并打击和铲除反动分子和反苏分子捍卫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为保护自己兔遭克格勃渗透，采取的一个作法是，每次活动采取小规模，决不超过四人。但在1979年5 月，瓦西里。丰琴科夫神父加人进来，没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经被五局发展为间谍，代号“朋友”。据他的档案记载，“他参与了（东正教会内）特定人物的培养，执行任务自觉，有主动性”。自1972年起，丰琴科夫担任扎戈尔斯克神学院的讲师并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处任职。

在1976－1977年，他担任东柏林圣塞尔吉教堂的牧师和牧首中欧教区杂志《东正教之声》的编辑。他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有助于把自己推荐给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员会的同事们。

克格勃打击东正教会内部公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1979－1980年达到顶峰，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亚库宁神父，他后来被判人狱或被说服忏悔。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被传讯接受克格勃的审问，

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胁，但并未被起诉。在1980年3 月访问西德期间，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间谍阿巴特）不同寻常地宣称“不存在大规模逮捕”。克格勃打击持不同政见教徒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说服有号召力的莫斯科牧师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于1980年6 月在苏联电视上进行了一次公开忏悔，他的罪名包括呼吁追认苏联时代的东正教殉教者为圣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别有经验的克格勃审问员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金说服了，不再进行抗拒，并把后者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他后来说，他曾经希望他的部分忏悔，如他谴责“卡特政府的穷兵黩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说话。但他的声望却再也未能完全恢复。

亚库宁毫不认错。审讯他时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许旁听。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以及西方新闻界都被拒绝人内，然而据一记者称，一些被克格勃挑选来的“衣冠不整的粗鲁的年轻人”却被允许进人法庭。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在其中。

那些被传唤出具亚库宁有罪的证据的人包括东正教会内的若干克格勃间谍，其中有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耶绍连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前代表，他举证了基督徒委员会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国际后果。亚库宁接受了五年监禁加五年内部流放的判决。他说“我感谢神这次对我的考验。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作为基督徒高兴地接受它”。英国基督教协会向勃列日涅夫发出呼吁，敦促法庭重新考虑其判决。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出类似呼吁的努力却石沉大海。

在1983年温哥华大会前，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规则有一处变化，这一变化确保克格勃不会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会上讨论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来信时的尴尬局面。根据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提出的新规则：集体或个人向世界基督教协会提出干预的呼吁，如果没有代表或会员教会的支持，大会不得执行，但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大会还收到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俾(斯)东正教会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俾（斯）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俾（斯）精神的真正监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中国叫三自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 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冈的工作；低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阿波斯托尔、拉斯和斯卢加建立行动联系。米特罗欣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截止19 69 年底，该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是苏联天主教会特别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天主教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对高级教士学院的渗透。1968年1月，同为五局间谍的彼得罗夫和罗古林抵达罗马，在罗斯神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1969年，他们前往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中心”执行情报收集任务。1969年，来自立陶宛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安塔纳斯和维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学学习。另两名立陶宛间谍达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参加了1969年5 月ZI日至6 月11日在梵蒂冈举办的真经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员会。达克塔拉斯告诉他的联络员说，在6月7 日觐见教皇时，保罗六世曾对他说：“我在祷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会帮助立陶宛的神职人员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协助下，克格勃还顺利地培养了梵蒂冈东方教会圣部的成员之一、东仪天主教主教杜达什，他的驻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间谍波托奇娜很可能已经打入乌克兰地下教会，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定期到匈牙利旅行并——据她的档案记载——顺利赢得了杜达什的信任。毫无疑问，杜达什从未怀疑过她是一名派来获取关于梵蒂冈与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秘密联系的情报的克格勃间谍。

安德罗波夫于1969年4 月批准的针对梵蒂冈的行动还包括一系列积极措施。克格勃奉命要设法在罗马的苏侨神职人员和苏联国内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徒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主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兹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谢）、阿达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和涅斯捷罗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冈各机构之间，如东方教会圣部、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以及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为了压梵蒂冈，“停止颠覆活动”，阿达曼特还奉命告诉他在罗马教廷的眼线说，苏联政府正在考虑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建立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会。19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达科塔拉斯在罗马参加一个主教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没有证据表明积极措施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何确切影响。除了高度重视针对梵蒂冈的行动外，安德罗波夫还加快了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会的领导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并被判三年监禁。克格勃报告说，他的被捕“极有助于对谢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谢拉菲姆是地下东仪教会的另一位领导，后来被克格勃发展为间谍。据米特罗欣抄录的他的档案记录：谢拉菲姆详细解释了何人、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他指导僧侣转入地下活动的任务；他供出了主教韦雷奇科夫斯基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侣教会的状况……而且他开列了一份进行非法活动的东仪天主教牧师的名单。谢拉菲姆的回答还被暗中录了音。

尽管谢拉菲姆同意与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绝签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签的书面保证书。考虑到这“对宗教人士”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心理考验”并会使他担心“在来世中遭受神的惩罚”，他的指导员没有坚持要他这样做。另一名间谍，由于惧怕“被打入地狱”，曾经下跪恳求指导员归还他签署的保证书。

1971年，克格勃还顺利地在利沃夫发展了东仪天主教一个地下教会的领导人，代号伊利涅伊，他是与波兰天主教会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五局认为伊利涅伊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直接以他进行“非法活动”相威胁，他很可能顽固得足以承受通常难以忍受的审讯。如果举出其活动的过多细节，他将会识别出告发他的地下教会的成员。克格勃决定从对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谋”玛丽亚采取重大监视行动人手。玛丽亚淬死之后，在伊利涅伊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他的联络员断定“一个复杂的发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伊利涅伊被带来接受审问，并向他出具了他在地下教会中从事的大量活动的细节。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人一种假象，即多年来玛丽亚一直在告发他。米特罗欣的笔记给出了审问员自吹自擂的报告的如下摘要：这个僧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完全被这一令人震惊的想法惊呆了。他圆睁的双眼，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汗水说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震撼……由于看到抵赖是无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乌克兰修士教会的地下领导咸员；他交待了通过旅游曾到过利沃夫的东仪天主教领导和僧侣的名字；他还交代了他1971年的波兰之行以及在那儿进行的会晤。一个月后，伊利涅伊被发展为间谍……但他拒绝签署保证书。

伊利涅伊对他妹妹是克格勃间谍深信不疑，因此当他向指导员传递情报时，总要加上这样的话：。“无疑我妹妹告诉过您”。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对妹妹能成功地瞒住他而与克格勃发生联系，一直感到惊奇。

1972年，与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样，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冈。一年后，克格勃设法与斯利佩取得联系。红衣主教费利西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东仪天主教会一位主要神职人员来梵蒂冈，却想不到他是代号为“教授”的克格勃间谍。“教授”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发展为间谍的，1971年为克格勃所用，开始了对乌克兰至圣教主会的一次所谓的“教区”巡访，以便提供地下教会活动及其与罗马联系的情报。1973年9 月，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斯利佩。克格勃还为“教授”制订了在利沃夫会见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计划，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这一会晤是否进行了。

1975年2 月，苏联集团情报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协调一致地对付梵蒂冈以及向其进行间谍渗透的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在会上都报告说他们的间谍“在梵蒂冈有重要的阵地”。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发现克格勃有类似说法。不过，与1967年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制订了雄心勃勃但不现实的间谍渗透计划，包括培养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以及不少于七名红衣主教（卡萨罗利、维勒布兰兹、柯尼希、萨莫雷、贝内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的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影响和低毁天主教会的积极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毁损方面，克格勃的攻击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接替韦雷奇科夫斯基任地下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沃洛德梅尔。斯捷尔纽克主教（后成为都主教区大主教）。间谍娜塔莎到处散布有关斯捷尔纽克不道德的性丑闻，同样的故事也被其他间谍传送到梵蒂冈。从克格勃的报告看，结果“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东仪天主教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在8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恶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在与东仪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还是失败了。1987年，斯捷尔纽克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在sl（不祥）岁高龄时成为国家英雄，罗马公开承认他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使克格勃和大多数东正教领导人大吃一惊。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月还坚称“东仪天主教会绝不会在我国合法化”，然而该教会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东仪天主教会和其他大主教会之外，在反对苏联境内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克格勃最关心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活动，它们如同东仪天主教会一样，都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计它所定义的“非法教派组织”（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礼会、五旬节派教会、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约为十万人。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继续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付对苏维埃制度构不成明显威胁的团体，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害怕甚至是最无害的不同政见形式。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全国克格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苏分子正图谋“以宗教为掩护”反对我国。揭露和打击这一阴谋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间谍渗透：这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国家关于宗教态度的误解，这对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响。在教派人员中有一种偏见，即任何对当局（包括克格勃）的协助都是一大罪过——背叛。人们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义。

安德罗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谎言的局限性。为了说明间谍渗透进教派人员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发展对象的例子，这个人几乎已经从对契卡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并执行了行动官员下达的特定任务”……

然而，有一天，他宣布与行动官员会面是罪过。他解释说，主出现在他的一个梦中，给他上了手铐，问他：“你是谁的仆人？”受此梦的强烈震撼，这名发展对像把它解读为上帝的一次警告，并停止了与契（卡）分子的会晤。

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害也无法扫除所有教派人员。在1959年3 月的一次会议上，领导“针对耶和华崇拜者”（耶和华见证会）的斗争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得出结论说，正确的策略是“把压迫措施与破坏手段结合起来”。克格勃开始分化、腐蚀和低毁教派人员，并罗织罪名逮捕他们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礼教会的领导人主教格奥尔吉。文斯和根纳季。克留奇科夫被判人狱三年。这两个人获释后，都转人地下继续进行活动。1974年，文斯的活动被发现并被再次逮捕。尽管发起了浩大的国际运动来援救他，他还是被判再蹲十年监狱，但他在1979年的“间谍交换”中被释放并被驱逐到美国。主教克留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当时他戏剧般地在一个新教浸礼教会的群情激昂的会议上重新出现在公众中间。他成功地持续秘密传教活动近20年而没被克格勃发现，这是苏维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

然而，克格勃明显对耶和华见证会比对新教浸礼会更为关心，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对前者漠不关心或心存疑虑，而后者对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1962年，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神职人员中敌意最大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它自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还没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样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预言世界末日。尽管它的许多具体的预言被否认，天启被一再推迟，但是耶和华见证会基本的千年信息却从未改动过：“末日近了。基督将很快现身把毁灭带给反对其弥塞亚王国的国家和所有人。”

在20世纪，耶和华见证会一直遭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迫害。数千人曾在纳粹第三帝国的死亡集中营中殉教。不过，没有哪个主要的情报机构像克格勃那样一直对“耶和华崇拜者的阴谋诡计”极为关注。或许，克格勃高级官员被耶和华崇拜者的惧怕是他们在处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见时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极端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没有耶和华见证会。然而，当1939－1940年波兰东部、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并人苏联时，数千名耶和华见证会分子成了不情愿的苏联公民。

由于被控是“一个美国教派”，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68年，克格勃认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数约为两万人。该会起源于美国，而且其世界总部至今仍在布鲁克林，这些事实使中心许多阴谋理论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员极端痛恨地斥责耶和华见证会把苏联（如一般国家一样）也描绘成是魔鬼的杰作，在布尔加科夫的《主人与玛格丽塔》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侮辱性言词：耶和华见证会或圣经弟子教派是外国的一个发明。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积极拉拢新成员入伙……教派人员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魔鬼之子”。

他们论证说苏联是撒旦创建的。因此，人们不应遵守苏联法律，不参加选举。他们还让人们不要到苏维埃军队中服役。耶和华见证会分子向他们在劳改营或内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种协助，向他们提供钱、食品和衣物。

苏联新闻机构还指责见证会的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了一支反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侵略性十字军。

有报告说，甚至在劳改营中，“耶和华见证会的头头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敌对信念，并在劳改营中继续进行他们的耶和华工作”。中心为这样的报告感到不安。1967年间月，从事反对耶和华见证会工作的克格勃官员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会议，讨论了“防止教派人员的敌对工作”和“意识形态颠覆”的新措施：各部门应从各方面加强在国内耶和华见证会中的间谍阵地；应当收集并积累有关耶和华见证会年轻成员和耶和华见证会头头的情报，以供开展活动，发展间谍或低毁个人之用，还可供采取反措施之用……会议认为，必须在间谍人员的帮助下，把没有什么文化、缺乏主动性且不会调动属下积极性的人选拔并提升到该教派的领导岗位。

会议讨论时把耶和华见证会的危险性看得如此严重，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中心投人大量的资源进行打击的所谓危险的阴谋，充其量不过是小团体私下里，而且大部分是在家中进行的膜拜，以及他们拒服兵役的企图。但是该阴谋被认为是如此危险，以致于会议同意需要对布鲁克林总部及其在西欧的分支机构进行间谍渗透。

它还担心布鲁克林可能会正确识别出某些时间很长而又从未被逮捕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克格勃间谍，因此会议同意“创建一支可靠的替补间谍后备队”，以备现有间谍被揭穿时使用。

《克格勃文集》一方面夸大耶和华见证会及其他教派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载文吹嘘打击这些组织的积极措施。70年代中期的一个案例就是与赫梅利尼茨基州耶和华见证会的领导。代号帕维尔的人有关，此人的“犯罪活动包括拉拢新成员人会，进行非法集会，劝说年轻教徒拒服兵役，持有并传播宗教文献”等。克格勃捏造了有文件根据的诽谤材料“来掀起反对他的舆论”。甚至帕维尔头婚所生子女都被迫在谴责他父亲的报纸文章上签了名。最后，克格勃在舍佩托夫卡安排了一个晚会，与会者有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以及党、省政府、集体农庄和报界的代表，会上帕维尔遭到了一系列无疑经过精心排练的对其所谓的过失、残暴、自大和行为不端的指控。克格勃在关于该晚会的报告中满意地写道，晚会以帕维尔的身败名裂和他第二个妻子“难以自制的抽泣”而结束。

与其他教派一样，耶和华见证会表现出了一种在迫害中生存下来的令人吃惊的能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针对他们的运动逐渐解体。1989年10月，无疑令许多克格勃官员愤怒的是，布鲁克林欧洲分部的头目威利。波尔抵达莫斯科，作为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客人访问苏联耶和华见证会并讨论他们的未来。

在80年代末，莫斯科牧首公署看来努力做到既不落后，也不超过官方公开性和改革计划进展的速度。阿列克谢二世在接替皮缅继任牧首一年后，干1991年最终使自己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放弃了由都主教塞尔吉在1927年发表的向苏维埃制度“效忠的声明”。当一位采访者提醒他四分之一世纪前，宗教事务委员会还把他列为最忠于国家的主教之一时，牧首请求宽恕并谅解他当时的态度。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的解体，阿列克谢二世宣称“俄罗斯曾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形态病”。

不过，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受到过去被克格勃渗透历史的困扰。1991年八月政变失败后，俄罗斯政府信仰自由委员会（格列布。亚库宁神父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获准接触到了一部分克格勃档案，这些档案表明东正教会某些领导人曾经是克格勃间谍。亚库宁发表了一部档案选集之后，该档案被再次封存；他被控向美国暴露了国家秘密并受到私人起诉的威胁。格列布神父继续抗争，1994年1 月，他致信牧首说：如果不清除间谍和告密者的毒瘤，教会就不可能新生。不幸的是，只有一名大主教——立陶宛大主教赫里佐斯托姆——有勇气公开承认他过去做过间谍，并交待了他的代号“列斯塔夫拉托尔”。然而，没有其他教会领导人效仿他的榜样。

过去，打入教会最著名的间谍有：德罗兹多夫（他是困杰出的情报服务于1988年被克格勃正式授予荣誉奖的唯一的一名教会人士）阿达曼特、奥斯特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托帕斯和阿巴特。很明显，这些人或那些不太有名的间谍中没有人准备忏悔。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把告发东正教会说成是牧师的中庸之道，而且为告密者开脱的文章已经见诸东正教会出版物，认为这是东正教会在一个反宗教的国家中生存下来所必须做的。

我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代号是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最高领导人的。这封致阿列克谢二世的信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牧首肯定已经确切地意识到，格列布神父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兹多夫，其实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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