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8日讯】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意的承传，这的确是个问题：在吴承恩和曹雪芹的笔下，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元身都是冷硬奇崛、冥顽不灵的石头。在那个荒唐无稽的岁月里，我曾听过戏曲中的反派人物这样的唱词——“石板栽花无根柢”，这里的石头是无根无柢、了无生命的象征；我还听到过父母亲骂自己不听话甚至忤逆的儿子的詈词——“这个死杂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里的石头则是叛逆乖谬、悖情违理的隐喻。石头的这一特性在《红楼梦》里是这样表述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裤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西游记》里的石头，则充满神异色彩：“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具备，四肢皆全。”显而易见,他的无所依傍,无所附丽是天生而成。寻绎浸透了民族精神、文化内蕴的孙悟空、贾宝玉的来龙去脉、立身行事，正是本文旨归之所在。
一、无根无柢的元身
虽然孙悟空具猢狲之肉身，贾宝玉乃侯门之贵胄，但他们的元身都是冷硬峭拔、嵯峨块垒、“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１的石头，为什么独独选中石头作他们的元身？相传曹雪芹在所绘巨石一幅上自题诗云：“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２看来石头与生俱来的那种遗世独立、潇洒自然，正是独具慧眼的吴承恩、曹雪芹歆羡不已并化而为文的原因之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石兄”之表征的孙悟空和贾宝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一些特质，并被视为异数、另类、魔障、混世魔王，以致“世人皆欲杀”之而后快；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位石兄表现出与儒、墨、道、法、释等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虽然他们还没有新的文化资源作依托，只是以放诞的行为，尖锐的讥诮，幽默的谐谑来表达对既有的文化资源的看法）。这种类型与祢衡、嵇康、徐文长、李卓吾、梵高、尼采、鲁迅、胡适庶几近之：之所以说庶几近之而不说非常相近，是因为在另出一源的别出机杼、噬脐自断的决绝果毅上，两位石兄比上述诸贤更为彻底、坚决还有什么比了无生命，冷硬嶙峋的石头的拒绝姿态更为彻底？还有什么比无根无柢，无源无本的拒绝姿态更为坚决？在此我无力检讨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异同，但我却分明感到两位石兄引俄狄浦斯为同道的快慰——虽然两位石兄的横空出世比俄狄浦斯晚了近二千年：俄狄浦斯的打死拉伊俄斯，分明是挣脱父权羁绊，摆脱王权束缚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兄与俄狄浦斯差堪比拟，而即使是横站着应付四面八方的如蝗飞矢的鲁迅，在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以优秀的外来文化为奥援上，显然比石兄要多一份自信，少一份栖惶。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高更这幅画的内容已经完全忘却，然而这寻根究柢的不断追问的画名却深得我心，时时叩击着我的心扉。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乏追问的热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派文学曾以其凝重的文化积淀给当时从文化沙漠中跋涉过来的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份名为《寻根》的文化刊物至今仍颇受国学家们的青睐，在异域获得殊荣的高行健的《灵山》中的主人翁也是到荒蛮原始的草野中去感受生命的激情。谱牒学中的家族追问的结局耐人寻味：总是要找一个阔得多的祖上作为本家族的源头，或者是皇帝大王（皇帝大王则喜欢找一个更为强势的或神或人作靠山），或者是高官显宦，或者是亦学亦官。精英文化的深层追问也透出对“势”的膜拜歆羡：无论是对人文初祖的黄帝的祭拜，还是沸沸扬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无论是看似与世无争、实则教人服服帖帖的黄老之学，抑或表面上是忠孝节义、温柔敦厚实则为王前驱的孔孟之学，还是积极出谋献策，帮忙帮凶的法术势，总让人依稀看到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读书人，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大气都不敢出。对“势”的无可置疑的先验性的认可，意味着对逻各斯的抛弃，对理性思考的蔑视，对特立独行的双重虐杀。于是乐得或被迫装糊涂、装孙子、装流氓、装无赖，汲汲于功名，孜孜于利禄；于是“残贼公行，莫之或止”；于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于是官大表准，赢者通吃。如果有谁对“势”的合法性、权威性表示怀疑，那就像一只猴子试图只用两只脚走路而被众多其他的猴子咬死一样，将遭致共讨之、共诛之的结果。而对与“势”相对立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道”的言说，则是各说各的话，各想各的拳经：你说（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我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你说是方法、途径（《商君书．更法》：“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我说是技艺、技术《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你说是宇宙万物的来源的本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说是事理规律（《邓析子．无厚》：“夫舟浮于水，车转于路，此自然道也”）；你说是政治主张、思想体系（《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说是道德、道义（《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还有王道、霸道、棋道、门道、一贯道、茶道、拳道甚至劲道、力道。“道”的解释的歧见纷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垃圾桶，人们完全是以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言说“道”、使用“道”，于是使“道”的内涵和外延乱成一团麻，众多的言说成了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因为双方完全没有共同的话语系统，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道就是‘原始的理性’（Iintelligence）,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身体那样’……但它的意思是很不明确的。”３你说三七二十一，他说三七二十二，我说三七一十九，本应充满智慧、反映一个民族最高认知水平、思维水平的哲学却成了儿童手中的变形金刚。没有对生命本真的探索，没有对人类社会秩序的探索，没有对宇宙万物的探索，有的只是对尊卑、忠逆的强化，对蝇营狗苟的活命哲学的浓烈兴趣，对阴谋诡计的潜心研究，对祖先崇拜（其实质是强化固有秩序和既存的生存资源的分配方式的合理性，巩固宗法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千万遍的重复，对施虐和受虐后的快感的描述，对主子鞭打奴才后留下的疤痕的赞美、摩挲、陶醉，对铁罐上銹出的桃花、霉菌蒸出的云霞的诗化礼赞——耐不住寂寞的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缺陷文化的痈疽被夸饰得灿若桃花。然而除了“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还有什么呢？除了“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还有什么呢？除了“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还有什么呢？除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杯）”,还有什么呢？对这一根柢有着再清醒不过认识的石兄选择无根无柢的石头作为自己的元身是无奈之举还是明智之举，实在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二、叛“势”逆“道”的行止
原子和原子的撞击会产生匪夷所思的能量，思想和思想的撞击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一条不安份的鲶鱼能激发一群沙丁鱼的活力，古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的撞击产生了近现代灿烂的西方文明，另类叛逆的言行也应该能激发既有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诚然，叛逆并不等于创新，但创新必有叛逆精神和怀疑的胆量，正如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1079—1142）所说：“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真理。”４我们不妨把怀疑和研究视为鸟之双翼、人之两足，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甚而至于设置种种禁区，则无异于要断翅之鸟翱翔天宇，跛足之人健步如飞。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耶酥、但丁、薄伽丘、奥卡姆、莎士比亚、卢梭、孟德斯鸠、尼采、叔本华、高更、梵高、卡夫卡、贝克特、尤奈斯库、海明威们在尖锐的质问、高声的呐喊、勇敢地怀疑时，他们事实上是在补天，他们的努力使得这个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５。他们总是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既有文化的缺陷和弊端，并且总是想口无遮拦地指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或者诘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即使是“上帝死了”的呐喊，其出发点也只是使精神空间由失衡虚空趋于平衡充实。而民众对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的容忍和接纳与他们的创造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使得整个社会永葆活力，正有赖于叛逆者不懈的永动。与此相反，我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看到的丙崽，却是一个早熟、萎琐、懦弱、暴虐的个体，而个体所托身的群体也陷入迷狂诡异、神秘茫昧、仇恨阴毒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
“惊世验俗”可以说是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出世的共同特点，他们的出世虽然更多地带有某种象征色彩，但在叛世逆俗这一点上，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孙悟空的出世直动天庭，玉皇大帝也为之惊诧不已；而贾宝玉也使得北静王（可能是曹雪芹讳言皇帝，而只以北静王言之）久闻其名，朝野皆动。然而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的语言和行动上的叛逆，他们天生异禀的意义也将会趋近于零。
孙悟空在以其大胆、聪敏赢得猴王的位子后，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快乐时光，然而有一天他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他为死生问题而烦恼不安。在信奉“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人看来，孙悟空的这一想法未免不着边际，漫漶迂阔，然而他却偏偏要放弃此岸的幸福，开始了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于是悟空访神学道（得道后，他师父不许他提及师父，他也从未言及，这一细节别有深意存焉：师承上的无根无柢是行动上的无拘无束的先决条件），闯入冥府，强销死籍。及至后来官封弼马，名注齐天；偷食蟠桃，搅乱天宫；蹬倒八封炉，斗法如来佛，悟空真是把“叛逆”二字演绎得无以复加，诠释得淋漓尽致。西哲但丁认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他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６从表面上看，悟空的叛逆似乎只是指向名位的高低，甚至还带有较多淘气好玩的色彩，但骨子里是对自己才干的自信，对自由不懈的追求——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把自己安排得最好，对意志作出自由判断。然而玉皇大帝主宰的世界是个根本不能让人对自己的意志作出自由判断的世界。在此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玉皇大帝这个形象。首先是玉皇大帝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来在降服悟空时是这么说的：“他（玉皇大帝）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岁数，方能享此无极大道？”和宗法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继承制体现为对神器宗庙的世袭，对爵位官职无可争议的垄断，对房产田地的巧取豪夺式的占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故事往往憎恨老大，同情老幺）一样，玉皇大帝年岁的久长先验性地无可争辩地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根据，而这一根据是建立在“兽”道或“畜”道而非“人“道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农村把头胎出生的猪崽称为“头母子”，“头母子”往往特别强壮，在争夺母乳的过程中，通常处于优势地位，当其他猪崽还在吃饱肚皮闹得不可开交时，“头母子”已腹中果然矣；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在食物匮乏时，往往以牺牲弱者、幼者来求得种群的生存——多少年来，我们错把“兽”道当“人”道，竭力遮掩暴戾、凶残的资源分配方式的实质，用种种冠冕的言词美化“兽”道，于是有了忠、孝、节、义、礼、仁、廉、耻、法、术、势、道，极力使强势者的剥夺侵凌、酷虐奴役合法化、合理化，使弱势者温顺、主动地作为牺牲，奉献给贪得无厌的饕餮。这种努力使暴戾、凶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砸倒了理性、悲悯、善良、真知，使得强权无往不胜，强权赢者通吃，强权所向披靡，强权就是真理。其次是玉皇大帝的德行问题。为了维护天庭固有的秩序，玉皇大帝以恐怖、屠杀、铁腕、黑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要杀掉悟空，严惩八戒、沙僧、小白龙；这里只有森严的等级，冷冰冰的秩序，冲天的杀气，看不出众神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玉皇大帝身上体现出来的种种品德，无非是伪善奸诈，欺瞒哄骗，色厉内荏，以强凌弱。对悟空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先是准备遣将擒拿悟空，后来用弼马温稳住他，然后又是要“遣天兵擒拿此怪”，擒拿不得，封他为齐天大圣，掌管蟠桃园。之后反反复复来来往往，在如来的帮助下方才降服了悟空。其三是玉皇大帝的能力问题。如前所述，玉皇大帝只是凭自己的资历坐了第一把交椅，既缺好生向善的德行，也无降妖除魔的手段，更无知人善任的睿智。他所治下的天庭表面上秩序井然，实则一潭死水，了无生机，完全没有创造、和谐可言。小说写到悟空担任弼马温后众监官安排酒席接风、贺喜时，有这一番介绍：“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 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众监官的不满、怨望显而易见、一目了然，也惹得悟空“心头火起，咬牙大怒”，“打出天门去了”。这种体制助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鼓励熬年头、论资历的做法，扼杀个性、扼杀创造、扼杀新生事物、扼杀后起力量，确保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不受损害，形成一种封闭、静态的分肥机制，于是创造、活力也与这种机制渐行渐远——因为创造、活力势必从理论和事实上动摇这种机制的权威性、合法性——并进而受到这种机制的打压和封杀。秉持“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玉皇大帝深谙此中玄机，十分清楚这种基于“兽”道而非“人”道的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和话语资源的分配方式对他最为有利，因此他不惜用屠戮流放、严刑峻法等来维持这种秩序。越是如此，他的腐巧性就暴露得越是充分——天庭的萎靡无能、孱弱衰败在悟空的金箍棒下无所遁形（值得一提的是，原来颇有挑战意识的哪吒在这种体制的陶冶下，也变得灵性全无、武功平平，与悟空斗了三十回合就“负痛逃走”“败阵而回”），以至于玉皇大帝不得不求助于作为异质文化体现者的如来“收殄妖邪”，才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
风波是平息了，悟空也被镇住了，玉皇大帝和他的百工臣僚们又可以享受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了，天庭却也再次失去了“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
如果说孙悟空主要是以自己的行为叛“势”，那么贾宝玉则主要是以自己的言语逆“道”。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把各式各样的虐杀文章做得温文尔雅，把名目繁多的人肉筵席说成花团锦簇。弱势者为讨还工钱而以死相争被堕落文人称为“跳楼秀”，女性为取悦男人而把脚缠得残废变形被无耻文人称为“三寸金莲”——这颇具魔幻色彩的时空转换其实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啊！宝玉无限悲愤地洞悉“兽”道背后对女性虐杀的实质，并以“似傻如狂”的方式指出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最为柔弱、最少反抗性的女性就像草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低层级（绛珠仙草），至高无上、威严显赫的皇帝如同老虎那样处于食物链的最高层级（“虎兔相逢大梦归”）。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的正常化、合理化、合法化，成为其他各种虐杀的一个开始、一个出发点、一个先验性正确的证据，于是“和尚摸得，我也摸得”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兔子吃得草，我也吃得草”，“兔子吃得草，我也吃得兔子”……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兽”道成为各种话语中的元语言。在这个“大荒”“无稽”的世界里，次弱者凌辱最弱者，中弱者凌辱次弱者，次强者凌辱中弱者，强者凌辱次强者，超强者则赢者通吃，各式各样的凌辱、损害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与此同时，女性还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罪名，承担着罪恶、无耻留下的不幸：“红颜祸水”、“女人误国”、“冲冠一怒为红颜”成为邪恶、下流的最好的挡箭牌；实在不可收拾的时候，貂蝉、木兰、穆桂英们还要为那些孱弱无能、阴鸷歹毒的男人们收拾残局。因此当尼采抱着悲鸣不已、骨瘦如柴的驴子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并认驴为兄时，我分明感受这看似狂悖荒谬的行为背后的对包括驴子和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的悲悯、敬畏。而在我们的典籍里，我看到的是美食家们的“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看到的是绑住驴子后硬生生从活驴身上割下肉来炒着吃的花样。我们把饕餮文化的本性发挥到极致；我们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能吃，从植物到动物到人（易子而食，烹子献王）到矿物（观音土）；我们往往趁自己能吃的时候放开喉咙、放开肠胃海吃猛嚼，因为下一桌说不定自己就成了筵席上的一道菜。我们已经或将要被践踏蹂躏，已经或将要在狼面前温顺哀婉，因此当做狼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时，我们岂可轻而易举的放过？岂可不将暴戾凶残演绎得淋漓尽致？“对现存的统治秩序的服从，已经使个体的心理和思维结构与集体历史和客观世界的结构趋于协调一致……当被统治者习惯于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时，实际上已经成了同谋，根本没有个人的行动纲领；即使有，最后也只能以放弃告终。”７就这样人生代代无穷已，岁岁年年总相似，我们习惯了堕落，习惯了侮辱，习惯了损害，习惯了死亡。正是看穿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宝玉揭开了几千年来一直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黑幕：“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在女儿的世界里，还葆有对“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怜惜叹惋，对诗情画意的痴迷钟情，对至性至情的执著追求。在女儿们的理想国和乌托邦的大观园里，活跃着一群多才多艺、多愁善感的钟灵毓秀的精灵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宁国府和荣国府里那些浊臭男子的下流无耻，堕落孱弱。他们提笼架鸟，期男霸女，极尽口腹耳目之欲，穷尽声色犬马之乐，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只有遍地荆棘和毒蛇猛兽。游走于理想国和名利场之间的宝玉本就独是慧眼，他悲哀地见证了这两个世界的云泥之别——他以异乎寻常的清醒多次预言理想国的脆弱和短暂，不只一次地说要化成灰化成烟，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外部世界的毁灭能力有多强，由千千万万个禄蠹们形成的名利场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足以吞噬一切靠近它的事物。理想国的女儿们也并不都是兰心蕙质，也有准禄蠹的宝钗湘云袭人，她们也曾力劝宝玉留心仁途经济。更令人痛心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名利场的熏染，她们一个个也都要变成石头心肠、死鱼眼睛。然而宝玉仍然愿意以自己无边的爱温暖那些孤苦无依的女儿们，即使自己受了丫环们的气，也断不肯耍主子的威风，他总是想尽力的慰藉那些饱受摧残的女儿们，因为他本就来自青埂（情根）峰下，因为他明白：对女性的尊重就意味着对所有人的尊重，就意味着解开“虎——兔——草”这个食物链的死结。[令人心痛的是，200多年后，不管是在自诩为精英的影视人员炮制出来的以肉麻为有趣、赞美强权、轻薄女性的影视作品中，还是在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现实里，大量的司空见惯（对女员工搜身）或匪夷所思（如麻旦旦案）的凌辱女性的事情层出不穷。女性主义仅仅具有书斋意义，普世性的对女性和儿童及一切弱势者的关爱的阳光竟是如此吝啬，不肯照到这个地方，“强权即公理，诚信即懦弱”倒成为人们信奉的圭臬，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石头的冷硬无情和宝玉的无边柔情就这样合二为一，成为一枚钱币的两面。令人感兴趣的是，曹雪芹的这一“新人”形象所蕴含的博爱思想８，是否就与同时代卢梭们的自由平等、博爱，遥相呼应呢？虽然曹雪芹由于和者甚寡，他的声音显得那样微弱并最经消弭于无形，卢梭们由于和者甚众而终成黄钟大吕，毕竟我们也有一个令人感到些许安慰的宝玉。一方面是对至美至纯至情的女性美质的礼赞，一方面是对浊臭残忍、势利淫恶的男性世界的批判和诋毁，宝玉从根本上要确立最弱者的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人之为人的地位，从而相应地建构起抑制强者、扶助弱者的人道的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颠覆“文死谏，武死战”的君臣大义，放言没有任何书不是杜撰，而“四书”也不过是教人“一派酸语”。如此独具慧眼，如此弘言谠论，却落得世人皆谤、大承笞挞的结果，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边缘、中心的演变
如果说孙悟空叛逆的出发点是对“势”的否弃，那么叛逆的落脚点则是对“势”的皈依。这就是说悟空的取经历程完成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是神性和反抗性逐渐消失、世俗性和妥协性逐渐增强的过程，正如王怡所说，“西游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寻找完美世界的长征。孙悟空最终被整合到这一由神佛一手操纵的乌托邦游戏中来，是这出戏最悲哀的地方。”９
首先我们来看西游取经的出发点。认识到一种文化的缺陷后，希望引进异质文化激活这种文化，无论是如来、观音还是唐太宗以此为初衷，都是令人称许的明智之举。然而，“这一个宗教（即佛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做是最完美的成就。”十如此一来，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鄙视个性”这一点上找到了契合点，产生了融合儒、道、释的“庄禅”思想，然而“禅宗的方便法门彻底勾销了印度佛教具有宗教价值形态的差异性规定，为腐化、愚蠢、滥情、荒淫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庄玄精神对印度佛学的‘伟大’改造”11。不管是从感性的直觉，还是从理性的高度，吴承恩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以表面的宏大庄严的叙事风格为幌子，以谑谐反讽的喜剧方式彻底消解了西游取经的神圣性。
在取经队伍中，唐僧毫无疑问是最为虔诚最具献身精神的，然而细加捉摸，便不由人对唐三藏取经的形而上意义产生一些疑问。出发时玄奖的表态和谈心颇能说明问题：“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从这话里看不出拯万民于水火，度黎民出苦海的意思，倒像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另一种版本。后来他总爱说“御弟”也似乎表明唐僧以攀上阔亲戚为荣的心理。如此说来，唐僧对世俗王权顶礼膜拜的程度并不比红尘中人轻，取经的终极意义因此也要打很大的折扣。
孙悟空的西游历程更是意味深长。从唐僧揭去金字压帖起，悟空就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利益的考虑。他知道“往西方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也听到进龙王的劝告：“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虽然他后来还有回花果山去自由自在的想法和行为，但到底还是成为取经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一路降妖除魔，使他认识到后台的力量之大，也愈发认识到得成正果的重要性。真正被悟空翦灭的妖魔很少，他们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的野狐禅；大多数妖魔要么是佛界要么是道家的奴仆或坐骑，他们在法力上往往比悟空高，待悟空借助外力行将击杀妖魔时，法力无边的靠山与悟空打两个哈哈，就轻轻松松地领走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妖魔。在看穿了这套戏法的真相后，悟空已经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嫉恶如仇，不知不觉中认同了这一套游戏规则，虽然也曾以半真半假的口吻表达过自己对佛魔一体的疑问：“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然而对菩萨的质疑和轻慢逐渐隐遁。以悟空的颖悟，他是看出了佛界的恶浊、佛理的虚妄的，但他不去深究这些，只是以执著取经这件事本身和修成正果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过程的意义、切身的利益和猴性的贪玩遮蔽了取经的终极色彩。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悟空上天入地，翻江倒海，成了一个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八面玲珑的能人。就这样，随着取经事业的发展，悟空完成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变，在神、道、佛、仙、妖、魔共同搭建的平台上挥斥方遒、纵横驰骋、大有作为，他越来越喜欢上了西游取经这件事本身，他借此打通各路关节，结交各路神佛，卖下无边人情，留足无穷后路，为自己得成正果积攒下一份又一份本钱。先前大闹天宫图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份神通广大、左右逢源吗？在犯下弥天大罪之后，佛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给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眼看即可跻身于精英阶层和上流社会，成为分肥集团中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如果说在唐僧揭去金字压帖时，悟空跟随唐僧取经是一半感恩一半无奈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如此说来，释、道联军不仅在形体上收编悟空，而且在精神上使悟空屈服，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黑洞性质——即使是天生异禀，无根无柢的孙悟空也无法从这种魔力中逃逸出来。随着佛道世界行为准则的渐染，悟空的灵性被戕贼殆尽，再次上演了历史上相似的一幕。“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借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谓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12由此我也悟出狂人在收起狂性后即去候补赴任，严复和章太炎们“觉今是而昨非”的原因之所在了。
如果说孙悟空是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成功人士的话，那么贾宝玉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贾宝玉极力要摆脱的是那种众星捧月的中心地位，尽量地让自己与被边缘化的女儿们在一起，感受并分担她们的喜怒哀乐。他透过钟鸣鼎食、诗礼簪缨、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表象，看到了无边苦厄、虚幻茫漠、诡秘怪异正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逼向毁灭的境地。难怪他在听到“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时为之心痛欲绝。他对身处的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远离中心、走向边缘的努力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远离中心世界意味着放弃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和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在宝玉的眼里，至高无上的“四书”是陈腐不堪的“酸语”，热心仕途经济的官迷是“禄蠢”，“文死谏，武死战”的君臣大义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世界不具任何合理性；寡廉鲜耻、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成为官场和社交场合的准则，一本正经说假话、道貌岸然扮高尚成为彼此之间心知肚明的事，弄虚作假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言语的非理性、非逻辑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的这一切都昭示着：这个中心世界的大厦正在忽喇喇地倾倒。然而这一点却只有宝玉黛玉和警幻仙姑有着清醒的认识。处在中心世界的那些人，从面目模糊的北静王到贾敬、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人，或沉迷于巫术式的炼丹之中，以求全身保命，永享荣华富贵；或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为此不惜夺人性命，软硬兼施；或孜孜于功名利禄，为维护中心世界左支右绌，心力交瘁，但就是不能认识到病入膏肓的中心世界已沉痾难起。暗箱操作和阴谋诡计等诸多非理性、非逻辑的因素使得诡秘怪异、虚妄无稽成为中心世界的常客，黍离之悲、盛衰无常、兴废无凭、更替不定、世事难料、人生叵测的喟叹从一代又一代骚人墨客那里接力棒似的往下传递。理性、逻辑的缺席导致人性、秩序的缺席，并进而导致话语意义的缺席，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联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13这就是“只有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荣国府和宁国府的真实写照。与这个脏污淫秽的中心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边缘化的女儿们所居住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观园里，诗性率真、至情至爱还有一席之地。她们结社吟诗，纵情联句，挥毫泼墨，谈禅论道，情感丰富，真切动人。曹雪芹似乎故意遮蔽了宝玉的男性特征，使得他能够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审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这两个世界的认识越深入，他就越是绝意于仕途经济，绝意于中心世界，也越发让他把自己全部的情和爱，和着诗，和着泪，和着烟，和着灰，毫无保留地倾洒到大观园里。尽管来自青埂（情根）峰下的石兄如此痴情，然而无边的暗夜很快就吞噬了这有着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大观园。
四、结局不同的幻灭
以轻快谑谐的喜剧方式颠覆神圣庄严的佛界，以凝重哀婉的悲剧方式直面创深痛巨的现实，是吴承恩和曹雪芹的两种不同的智慧形式。
取经的壮举在唐僧一口一个“臣僧”一口一个“主公”的上奏声中收场。紧挨世俗成功的是佛界的“加升大职正果”：前世因“不听说法”、“轻慢大教”而被贬下界的唐僧加升为旃檀功德佛，“隐恶扬善”、“炼魔降怪”、“全始全终”的孙悟空加升为斗战胜佛，猪八戒被封为净坛使者，沙僧被封为金身罗汉，白龙马被封为八部天龙马。在瑞霭纷纭、祥云普照的背后有几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孙悟空向如来告状时嚷道：“阿傩，伽叶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向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黄金米粒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由此看来，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是得到了如来的支持和批准的；佛家保佑生者、超脱亡灵也不再具有任何形而上的终极色彩，只不过是一种买卖关系而已；如来在指斥东土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时，他所治下的极乐世界照样有贪、诳、欺、诈——就这样，麒麟的马脚在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中暴露无遗，一切的冠冕堂皇、神圣庄严的背后是滑稽可笑，市侩狡狯。另外一个细节是八戒见唐僧和悟空成佛而自己只是净坛使者因而向如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如来道：“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如来此言如果不是话语策略便是实际情况，换言之，如来不是采取愚弄哄骗八戒的愚民政策便是公然支持八戒向信徒索要人事。还有一个细节是悟空要唐僧念个松箍儿咒，不再肯勒他。联系八戒不满自己是净坛使者来看，悟空和八戒并没有因为功德圆满修成正果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然而就是由唐僧、悟空、八戒、沙僧这样的人物组成了整个佛教世界。可以想见，指望他们去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是一件多么虚妄的事。
宝玉最后的结局，据脂砍斋伏于千里之外的草蛇灰线式的注解，继“狱神庙”、“茜雪探监”、“醉金刚仗义”之后，就是“悬崖撒手”、皈依佛门。如果说吴承恩是以庄谐杂出的方式让悟空以成功者的身份皈依佛门，并进而不动声色地尽显佛门的虚诞、荒唐，那么曹雪芹则是以死灰槁木的心情注视着宝玉遁入空门，并以这种决绝果毅的方式来给这个“大荒”、“无稽”的时空证伪。本就颖异聪慧的宝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对虚妄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梦里不知身是 客”，“错把他乡作故乡”，原来自己所经历的不过是南柯一梦。其实，身处梦境的又何止他一人呢？从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到失意文人、贩夫走卒，谁又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呢？非历史的大手何尝不是在播弄每一个人呢？无所附丽、无所敬畏的人们，把自己对虚妄的感受一一诉诸后世：“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兮虞兮可奈何”；“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穷途而泣”，“死便葬我”；“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命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田园将芜，胡不归”；“好头颅，谁当斫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身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变异乎”；“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一曲又一曲挽歌绵延不绝，一出又一出悲剧令人心碎。无力回天，泪尽情竭的宝玉——这个集千古灵秀于一身的精灵——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大彻大悟后，如同一缕在黑暗中穿行的幽光，最终幻灭于苦寂而迷狂的黑洞里。
纵观两位石兄的幻灭的结局，不由让人觑欷不已，感慨再三。悟空以妥协的方式认同既有秩序，是对自己先前叛逆精神的一种放弃。妥协和放弃在世俗的意义上意味着成功，在精神的层面上却意味着幻灭，意味着他所挑战的对象缺乏自我更新能力而陷入一种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庸的状态之中，意味对优秀、敏锐的精英的戕残。宝玉倒是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而且愈到后来愈是摒除了贵介公子的轻薄骄狂之气，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尚且将倾，他又焉能幸免幻灭的命运？作为一个敏感的精灵，作为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先知先觉者，自己的情和爱是那样的微薄乏力，无济于事，就像一滴水之于浩翰无边的沙漠那样，他也只有以“悬崖撒手”来寄托自己的一腔幽愤了。
当“思想走投无路的时候”（任不寐语），当明白显豁被幽微曲折取代的时候，当一次又一次回到原初、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的时候，当一句话可以讲清却被迫用一万句话的时候，当奥卡姆剃刀原则成为悖论的时候，当产生了伟人而不知道珍惜和保护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记起这句话了：“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
1郭敏《题芹圃画石》，转引自周汝昌《曹雪芹小传》18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4月第1版）
2 转引自吴恩裕《曹雪芹佚着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一版第
155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大2001年版，第200页。
4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5汤因比语，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18页。
6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1983年10月版，第359页。
7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载《书屋》2002年第九期。
8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1988年4月版，第256-336页。
9王怡：《我看电影》（四），载《书屋》2002年第九期。
10黑格尔：《历史哲学》，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大2001年4月版，第185页。
1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1988年4月版，第268页。
12黑格尔：《历史哲学》，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大2001年4月版，第179页。
1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大2001年4月版，第201页。@(//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