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8日讯】知识份子这一身份的另一表达就是“批判”，不批判则无以言知识份子。也许，这是知识份子所以言知识份子的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因为，“知识份子”的称谓就是在知识份子的批判声音中诞生的，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自己的批判宿命。

　　让我们把目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法兰西。

　　1898年，已经尘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终于惊动了当时的知识界。爱弥尔．左拉激于正义，决定以书信向全国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这封信起初拟题为 “致共和国总统”，实际上这是声讨体制有意制造冤狱的檄文。左拉在《曙光报》主编克罗蒙梭的办公室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的杰作，这位主编当即决定撤下已经排好的稿子，立即上左拉的这封信。就在签发稿件时，他的眼睛落在了这封信的标题上，“致共和国总统”？“这有点像地方政府给总统的信”，这位主编明确向左拉表示：“我不喜欢这个题目”。说着，他径自拿起笔，在文章的上面另外写下了几个已经深深楔入历史的大字：“知识份子宣言”（又译“我控诉”），于是，具有明确称谓意义的“知识份子”概念就这样在这位主编的办公桌上诞生了。“注”

　　 　　很显然，没有“德雷福斯案”，没有左拉的义举，就没有“知识份子”的称谓。知识份子是和左拉排炮一般的“我控诉”的愤怒的声音同时诞生的。这个声音向世人宣喻了知识份子的特殊使命“批判”。

　　请听－－

　　“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

　　“知识份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

　　“知识份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

　　“知识份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

　　“知识份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份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

　　“知识份子必然被看作是边缘化的批判者”。

　　“知识份子是支持国家的理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判更为重要”。

　　“知识份子具有先锋的使命，应该逃离加之于它的法则、实践与制度而追求某种具有可能性的东西，即‘真正的批判’”。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

　　这些出自鲍德里亚、乔姆斯基、萨伊德等西方知识份子之口的声音实际上都是左拉声音的延续。左拉的声音和后左拉们的声音已经形塑了现代以来知识份子的批判形象。如果给这个形象送上一个比喻，那么“枭鸣的猫头鹰”庶几可以成为它的剪影。猫头鹰那枭鸣的“恶声”使黑夜更加凄厉，正像左拉的“我控诉”使国家大厦深感惊恐。在那些身穿笔挺呢制服的共和国将军们的眼中，左拉恰似那讨厌的猫头鹰，他那来自黑暗深处的控诉无情地撕破了他们的酣梦。左拉的事迹是饶有意味的，从中可以透析“知识份子”这一概念的若干含义。首先，知识份子是一个批判者，这正如左拉和后左拉们之所为；其次，它的批判对象是主流社会，即拥有各种政治权力的社会体制，这正如“德雷福斯案”的炮制者；另外，批判发生在体制之外，是外在于体制的知识份子对体制本身的批判，这正如克雷蒙梭之所以更改左拉的题目。以上诸端分别涉及批判知识份子的行为、对像和立埸，它们的融合，使我对知识份子的“猫头鹰”肖像产生深切的体认。

　　猫头鹰，“异教的神只”－－波德莱尔如是说。在《恶之花》中，他专门写过发出这种“恶之声”的鸟，并把它喻为爱好苦思冥想的人。作为鸣禽中的“异类”，猫头鹰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光明。当所有的鸟类都在白天放飞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看见猫头鹰的踪影。它不是喜鹊，“送喜何曾有凭据”。也不是学舌的鹦鹉，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甚至不是“　 ”，“非梧桐不止，非栋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以此标榜自己的高洁。不，这些都不是它，它也不属于这些，它只属于黑夜。这是一个“黑夜的守望者”，也是鸣禽中的唯一。夜莺是不值一提的，它给黑暗送上了甜媚的小夜曲。蝙蝠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个鸟类的冒充者，尽管也喜欢在黑夜中翔集，但又忍不住那可耻的趋光本性。唯有猫头鹰，咬定黑暗不放松。因为它非常清醒，谁是黑夜的制造者。它不想让黑暗一手遮天。这是一种道义的选择，尽管它可以昼不见丘山，但却足以夜察毫末。黑暗中的一丝诡异都逃不过它的锐目。它甚至宁可将一只眼闭起，这是一种拒绝光明的姿态，但另一只眼却因此更加锋利。洞穿黑夜、揭露黑夜，乃是猫头鹰的职责。那“不祥之兆”的叫声，使黑暗终于无法得逞。于是，人们明白了，猫头鹰的存在，是为了让黑暗现出原形。

　　知识份子，人类社会中的猫头鹰。后者所以具有知识份子的肖像性质，是因为知识份子同样具有“猎夜”的特性。知识份子也是一个光明的“隐者”，白天的朝市之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因为白天需要赞美，需要合唱。而知识份子却偏偏拒绝加入，它无心去作任何意义上的“光明颂”。此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和纯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亦正如老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会起飞。这时他宁可深深地沉入书斋，埋首自己的职业－－人类的精神生产。此所谓天下有道，则知识份子不议。然而，一旦光明出了问题，一旦“夕阳无限好，只要近黄昏”，密纳发的猫头鹰则随时飞起，亦即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也立即从书斋中挺身而出。天下无道，则知识份子必议，1898年，整个法兰西和整个欧洲都在倾听左拉的“我控拆”，这枭鸣的恶声，正是批判知识份子的声音。

　　可以剖析一下作为猫头鹰形象的知识份子了。

　 它为什么在职业之外坚执于一种批判者的姿态？不妨姑且把“知识份子”这个概念一剖为二，知识份子乃是先“知识”而后“分子”。“知识”是知识份子的职业所在，他总是依凭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作交换，从而维系自己的生存。就像左拉，小说就是他的饭碗。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其实是个知识者，他并不“分子”。“分子”云云，当是出于知识者在职业之外的另一种担当－－“志业”的担当。它无关乎个人生计，却有关于社会正义。一个知识者并不必然是一个知识份子，在“者”与“分子”之间有一个必要的间距，这就是从“职业”到“志业”的转换。扼其言，只有选择超越于职业之上的“志业”，才会产生真正的“知识份子”。那么，这个志业是什么呢？志于何业才能成为知识份子呢？还是左拉的行为启迪了我们。正如他后来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文学家，他原本是以自己的写作维持生计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左拉并不足以言知识份子，这时他更多还是一个知识者。事实上，当一位年轻人给左拉寄去两本有关德雷福斯的小册子时，左拉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当这个年轻人径自上门求援，末曾开口，左拉就警告他不要对自己谈什么德雷福斯。他这样说：“我正在写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精力去顾及现实世界的事，因为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谁能说左拉说的不是呢？为那个倒霉的犹太军官奔走呼告，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做了，固可嘉许；但不做，似也无可厚非。左拉是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改变了自己。“我不愿意成为这一罪行的同谋”，他果断地丢下写作，全身心地介入了这一事件。这时，只是在这时，左拉才从知识者转变为一个知识“分子”。以一介个体与强大的体制抗衡，左拉选择的是一种志业。但这种志业与职业无关，甚至还会相妨。左拉明白，他是冒着“诽谤罪”的危险去打这埸官司，后来他又果然为体制所流放。但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所谓义无反顾，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者的选择。由此可见，志业之于知识份子，不是别的，就是批判，激于正义的批判。

　　然而，知识份子的批判属性并不仅仅在于批判本身，同时更在于它的批判对象。知识份子批判什么？这同样可由左拉的案例作出昭示。直捷地说，如果左拉面临的不是由体制一手造成的冤案，而是那些偷盗、抢劫、绑架、贩毒以及我们今天知识界流行的“车匪路霸”之类，那么还需要左拉挺身而出吗？答案显然是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需要的不是知识份子而是法律。正像猫头鹰洞悉的是黑暗中的恶，知识份子更清楚谁是这种恶的制造者。权力，体制的权力。哪怕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权力尽管已被公认为合法，但它依然内倾着“恶”的本能。那个可怜的犹太上尉不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被体制当作替罪羊的吗？使他锒铛入狱的，正是那些张口“爱国”、闭口“民族”的共和国的将军们。这一切同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它是一桩“光明酿就的罪恶”。但许多人只见其明而不见其恶。左拉发难，不是很多人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高呼“军队万岁”“左拉该死”吗？他们不知，人类社会的黑暗与自然界并不相同，它往往出现在白天，是为“白夜”。知识份子恰恰就是白夜中的猫头鹰，它以自己的目力穿透“白”而直逼“夜”。因为它从来不相信什么纯粹的光明。当恶凭借权力以合法甚至爱国的名义出现时，它就变得光明堂皇了。戳穿它的外表，揭示它的真相，就是知识份子的批判作业，尽管可能被顶戴“与光明作对”的恶名。猫头鹰原本就是一种“恶鸟”，它的形象与声音从不招人欢喜。但，这是天命，也是劫数，它注定要和黑暗纠缠。它的批判所指，从来不是法律可以制裁的“窃钩者辈”，而是那些利用法律、甚至可以玩弄法律的“盗国者流”。

　　把权力体制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这在西方知识份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并非始于左拉，而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率先给知识份子画过一幅绝妙的肖像“牛虻”。这只牛虻所盯住的正是国家体制那庞大的躯体。因此，从遥远的古希腊就开始了知识份子与权力体制之间的龃龉、矛盾与冲突。知识份子而非知识者乃是从体制外对体制进行批判。知识者可以成为体制的成员，用以构成它的文官糸统；但知识份子却不介入体制，并且专与体制构成对立。当然，在进入体制的知识者与批判体制的知识份子之间并不存在人格上的高下之别，它们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在这里并不能以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来贬抑知识者，除非认可体制都是由一些没有知识的人构成，而这在民主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但依然要指出的是，权力的“恶”的本性以及它自身的运转逻辑完全有可能一如康德所说：知识者进入体制后，“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邂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对权力者而言，毋宁说是对权力本身，因为权力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就需要有另外一拨知识者、一拨在体制之外以文化知识的传播、研究和教育为其职业的知识者，让他们对进入体制的知识者行使其批判的权力，并由此对权力体制形成一种批判性的遏制。这样一拨知识者及其批判行为就使他们成为非职业意义上的“知识份子”。这是一拨对权力体制说“不”的人。他们要则不张口，张口就是“枭鸣”的批判。就像猫头鹰不唱颂歌，知识份子也没有“赞美理论”。不妨看一看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学派的“法兰克福”吧，霍克海默们的全部著述都是“批判理论”的展开。要问知识份子为什么不歌唱？鲁迅这样解释，“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知识份子的立埸不是体制的立埸，他们没有义务为体制作意识形态上的赋颂。相反，他们的责任倒是像猫头鹰那样，擦亮眼睛，守住黑暗，以防体制的权力溢出正常的运作轨道。从左拉、法郎士、普鲁斯特、到后来的罗曼．罗兰、萨特、加缪，以至后现代的福科、利奥塔、鲍德里亚，仅仅一个法兰西，知识份子就这样以其体制外的立场铸就了自己的批判传统。

　　正如猫头鹰在中国向来被视为“恶鸟”，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士”的历史，但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士是不愿用猫头鹰的形象来糟蹋自己的，他们的理想人格的形象是爱惜自己羽毛的凤凰。荀子在《赋》中如此痛悼“螭龙为蜓，鸱枭为凤凰”。贾宜在吊屈原时亦这般自伤“鸾风伏蹿兮鸱枭翱翔”。这里，猫头鹰恰恰是凤凰的反面。中国士人们不仅痛诋猫头鹰发出那“怪恶”的枭声，而且直视枭为自食其母、违反人之大伦的“恶禽”，以至早在黄帝时代人们就欲对其 “绝其类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来没有这种异端的、鸱枭也似的批判者，却多有一茬又一茬般的“道德导师”。

　　然而，历史终于逼近现代。现代中国至少孕育出一位自甘于猫头鹰形象的知识份子，这就是鲁迅。鲁迅生平有过几次富有意味的转折，从北京教育部的“佥事” 到南方厦大、中大的教授，最后成为上海滩头以笔为生的职业撰稿人，鲁迅一步步从体制撤出、远离，最终使自己获得了批判知识份子的自由真身。他的言论总是发出与当时体制相反的声音。当体制到处标举那面“青天白日”的旗帜时，鲁迅偏偏昼不见白日而讽以《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猫头鹰一般的谶语，冷彻入骨！这就是鲁迅，向来不说一句好话，却专门“报告着不太吉利的事”。这个“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鲁迅，难道不正像那个时代中“月光如水照缁衣”的鸱枭？对此，鲁迅自己倒十分坦率，他说：“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

　　“枭鸣的猫头鹰”，

　　神只般的批判本色！

　　谨以此作肖像，

　　为先生祭。

　　为知识份子勉。

　　“注”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在左拉《我控诉》的题目上加了“知识份子宣言”的通栏标题。另说是左拉的信发表后，次日又刊登了法朗士等作家联合签名的“知识份子请愿书”。真相到底如何？还盼国内法国文化研究者通过资料查考为我们证实。事关“知识份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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