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诸侯发难江家班围攻温家宝落败

更新 2003-12-10 4:44 PM 人气 6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0日讯】胡温体制上台一年，遭到江家班子一次全国规模的突然袭击。但在政治局多数和已“退”未休的“老同志”的反击下，这个“年终总结战役”，以江家班子溃败而告终。

年终总结战役

每年十一月，中共各级党政机关照例进行年终总结。今年的年终总结，被江家班子利用，作为向“胡温新政”发动全国规模进攻的一场战役。曾庆红操控各地的保守派，特别是他早已在换届中安插好的江家班子人马，放肆攻击胡温新政的各种举措，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和各种责难。为了打好这场战役，曾庆红违反组织原则，私自分三批召集十九个省市的党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由他直接动员；“问题要摆出”，“意见要提出”，“想法要讲出”，“牢骚要发出”，其实是组织地方党政负责人向胡温体制开炮，特别是集中火力围攻总理温家宝。

在曾庆红的操控下，这三次座谈会以温家宝为目标，共提出一千二百多条意见。曾庆红主持中央书记处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控诉“新政”，责难温家宝的文件，名为“地方报告、座谈工作纪要”，准备下发，以便造成一个全国普遍反对“新政”和谴责温家宝的局面。

很明显，由曾庆红主掌的书记处“搜集”了全国各路诸侯的意见，并由中央汇总下发，将在实际上使“胡温新政”刚刚起步就中途夭折，而具体推行“新政”的温家宝将成为遭到全国反对的国家行政首脑，他这个总理的头衔即使能够保住，在政治上也很难抬起头来了。胡锦涛本来就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国家主席和管不了书记处的总书记，唯一能与他搭配的国务院总理如果在政治上被打下去，他便完全成为孤家寡人了。

这真是江家班子一着妙棋。

关于“胡温新政”

关于“胡温新政”，舆论有不同评价。鉴于中共独裁体制的黑箱作业，特别是这种政治之翻云覆雨，以及中共之信用度为零，人们对中国政局之分析和估计。几乎没一例是成功的。

许多人从爱护这个国家出发，虽然对当政者所寄托的良好愿望屡次破灭，但却“衣带渐宽终不悔”，每当新人上白，还是寄以新的期望。“胡温新政”的称号，就是在这种善良的愿望驱使下被人们叫出来的。

一提“新政”，会使人联想到“戊戌变法”－－“光绪新政”。那个“新政”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有一个虽然不完备但却是全盘的改革规划。在这个意义上，胡温怎么可能有什么“新政”？如果有的话，那末，没等他们提出这种“新政”，他们自己早就被一个新的“戊戌政变”赶下台了。

事实上被称为“胡温新政”的那些举措，迄今没有一件能够称得上“政治改革”的，而只不过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出台一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罢了。所以不少论者根本不屑于使用“胡温新政”这个概念，并批评对胡温体制心存幻想的人们。

不过我们宁愿从另一角度看这个问题。

第一，不管胡温上台以来的举措是要改革一党专政还是要修补一党专政，反正这些举措都是新届班子所实行而为旧届班子所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名为“新政”，只要不给以过高的期望就行。

第二，事情是发展的，中国政局不单取决于中共，也不单取决于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有外部因素。国内外的民主力量，社会矛盾的发展，各种力量是对比的变化，都会影响“胡温新政”的走向：或民主大潮的压力下走向更深的改革，或在反动势力的破坏下发生逆转。而国内外对它的支持和推动，有可能使它走向真正的政治改革。历史这种发展变化，是许多“力的平行四边形”互相作用，最后产生一种“合力”的结果，这结果是不以社会各种力量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新政”处处受阻，斗争不可避免

正因为“胡温新政”已经超过“江核心”旧政的藩篱，并有可能走向政治改革，所以今年以来，它遭到特权阶级和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江泽民执政十三年，已经培植了遍及全国的特权统治阶级和保护这个阶级的无法无天的警察和秘密警察。胡温体制的一些措施，比如取消“遣送站”，不准用暴力镇压请愿群众，限期解决超期羁押审查对象，严禁打击报复上访举报者等等，都触犯了那些无恶不作的官僚、警察和鹰犬们无法无天的权力。再如限制干部亲属承包工程和土地开发，取消干部公费度假，对干部出国考察招商等活动予以限制等等，都触犯了高级干部的特权。

地方党政领导抵制“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把皮球踢给中央，纷纷向中央“报告”“请示”，要求中央给“解围”，“减压”，“给指示”。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平均每天有这类请示报告二十五六次。最多的几天达五十多次，连股市下跌都要求中央给办法。更严重的是声称胡温的新政策措施“使党委政府遇到空前大阻力”，“出现和遇到了新问题”，“部门承受政治、社会压力”，“干部普遍发生情绪低落，有不少人打退堂鼓”。有的省市领导人竟然以集体“引咎辞职”来要挟中央。

江家班的策略：集中攻击温家宝

江家班利用“年终总结”发起的这一波攻势，目标是集中打击温家宝。曾庆红策划的三次地方党政领导人座谈会，都是向国务院和温家宝发难。他们指控温家宝的问题如下：

（一）中央领导（指温家宝）更改地方的安排，到下面考察、访问，使地方工作压力加大，给保卫工作带来困扰；

（二）中央领导（指温家宝）讲话。被社会团体、职工等断章取义、引用，来抗拒地方政府；

（三）推行新政策、新措施太突然、太快，使地方政府工作处于被动、混乱、无政府状态；

（四）职工打着红旗（指中央政策、文件）和党委、政府对着干。罢工、罢市、示威、游行，冲击党政机关，致使党委、政府面对管治困难；

（五）社会各界借各种问题，不区分性质、是非，状告政府部门及有关干部（据资料：全国城市告政府部门、司法、公安部门，各类案件，每日平均二千多宗，十月份告党政部门案的月纪录达八万五千四百四十多宗），上访、请愿，致使政府部门承受社会、中央两方面的压力；

（六）政府国土开发、工程建设项目已处于停滞，待新政策下达；

（七）失业补助和社会保障额提高，使地方财政支出严重超支；

（八）中央（指温家宝）对地方工作的批评指责，不预先打招呼，致使地方工作展开困难，党政干部民望普遍低落，承受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的压力。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直接针对“胡温新政”的，不过第一步先集中打击温家宝。所以曾庆红操控的这三次地方领导人座谈会，是一个“十面埋伏阵”，专把温家宝困在核心，集中火力予以打击，然后再把这场战役的成果整理成文件发向全国。

温批评空头政治也成为被揭发的罪状

除了以上八条之外，他们还把温家宝到地方考察时对空头政治的批评言论收集起来予以清算，以便指控温家宝攻击江泽民的“讲政治”。下面是他们“揭发”的温家宝的反江言论：

共产党干部要讲政治，讲政治不是空的，不是对准广大群众的。讲政治要具体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体现在正确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解决好合理的、能办到的或应该办到的要求、诉求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维护人民利益和权利上；否则，讲政治是空泛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共产党人讲政治不是放在口头上，不是用在宣传、命令上，空洞的政治是要吃大亏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欺骗、危害。讲政治就是要在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实实在在的服务、贡献。

据悉，北京、山东、辽宁等地的党政，还搞了胡、温言行录，作为揭发批判之用。

江家班阴谋在政治局受挫

曾庆红将三次座谈会的一千二百多条的“意见”整理后，搞了个名为“地方报告、座谈工作纪要”，报请中央政治局审核，还建议：为了“加强党内政治民主、政治文明、活跃政治气氛”，将该“纪要”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名义，下发至省部级党委。

但是这份专整温家宝的“专案材料”却在政治局碰了壁。中央政治局在审核该“纪要”时，仅有八人批上“同意”、“好”，而大多数委员则批上了“不宜”，“建议不妥”，“反对”。军方的二名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也批上了“反对”。这使曾庆红大感意外。

胡锦涛对这个“纪要”的批示是：问题要区分、要调查、要解决，问题不都是新产生的，有老问题，有积压的问题，有解决不当造成的后遗症问题，总之，问题存在了、发生了，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最大的责任是胡锦涛。

罗干的批示最严厉，直接给曾庆红一个响亮的耳光：书记处不宜在组织规则上搞破例。“纪要”存在着方向性的原则问题。

吴官正的批示不光是批评曾，还要追查责任：“纪要”是归纳部分地方党政的意见、想法、问题，没作核实、分析，以中央文件下发参阅，是不严肃、不郑重、不负责的，这是否是中央书记处集体意见、建议？

吴邦国也持反对意见，批上：意见、建议不妥，这是组织原则。

党内“老同志”严厉批评“纪要”

党内“老同志”，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等，都一眼看穿了曾庆红的阴谋，并且予以严厉谴责。

乔石的批示：搞“纪要”的，是贯彻、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还是背叛、践踏三个代表思想？

朱镕基的批示：“纪要”本身就有问题，如以中央文件下达，会制造问题，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