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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的《外交十记》
退而不休的钱其琛所着《外交十记》正式出版。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吹捧。一些海外华文媒体亦步亦趋，赞颂不已。不可否认，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对于研究中共外交有参考价值。然而，细读起来，很难找到什么独家内幕及鲜为人知的具体外交决策过程。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由于严密资讯封锁，长期洗脑灌输，他们当然会感到新鲜有趣。但对于生活在新闻自由环境中的海外华人而言，却鲜有惊奇之处。尤其是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章节，几乎了无新意。总的来说，该书只不过重复了美国高级外交官员的回忆录和外交记者相关著作早已叙述的事实，或者印证了他们所言不虚。
另一方面，钱其琛在自序中说明，写这本十多万字的书“一切只凭自己记忆”。也就是说，该书不是依据外交档案描述，没有披露外界闻所未闻的资料，因而其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就大打折扣。而且在很多章节里，中共惯常的大话空话套话充斥，读来乏味。那么，这本书出版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它对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有何影响？
掩盖李登辉访美问题上的失误
自从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以来，美国和台湾的外交界和学术界一直认为，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中共初期在外交上的反应不甚强烈。后来中共突然升级到军事反应层面，以试射飞弹为名，对台湾武力恫吓，对美国示威。个中缘由除了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钱其琛的失误导致了北京领导人的误判。一九九五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在纽约会见钱其琛。在谈到李登辉可能访美问题时，克卿告诉钱，若李访美，美国政府将不会允许；然而，克里斯多夫又说，在最后决定是否批准李访美方面仍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他在试图说服国会同意他的看法时遇到了严重问题。由于国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行政当局可能无法抗拒。这等于告诉钱，美国政府极可能被迫发签证给李（注）。美国和台湾的外交界和学术界咸信，后来中共激烈指责美国没有履行不批准李访美的承诺，将其反应突然升级到对台进行军事威胁，是因为钱其琛只向政治局汇报了克里斯多夫所说的话前半部分，以此显示自己对美交涉的成绩；至于后半部分中共高层不喜欢听的话，钱其琛极可能没有报告。因而这导致中共高层认定美国有意欺骗，产生了误判情势的后果。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只字不提克里斯多夫所说的话后半部分，却断章取义，强调“克里斯多夫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作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紧接着他教条式地将其归咎于所谓国际反华势力和美国的既定反华政策，推卸自己的失误造成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由于未能防止及预警李登辉访美，钱其琛在政治局内受到严厉批评，并遭到军方猛烈攻击。在党内和军内要求钱其琛辞职呼声高涨的巨大压力下，钱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对此，《外交十记》根本就没有提及。
回避高层卷入法国军售台湾案贪污腐败问题
在记述处理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钱其琛刻意回避中共高层贪污腐败的丑闻。近年来国际媒体及台湾、香港媒体广泛报道，根据前法国外长杜马供述，九十年代初，法国汤姆笙公司为向台湾出售拉法叶巡防舰支付了五亿美元的佣金，其中四亿美元流向台湾；一亿美元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便贿赂中国高级官员，减少中国政府的阻挠。
有两个华人在向中共高层行贿中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前中共元老姚依林的侄子艾德蒙‧关。关发挥他的通天本事，打通了关节，说服了中共高层不反对法国军售台湾。拉法叶佣金案件事发后，他遭到法国司法部门及国际刑警组织通缉。虽然他持有美国护照，但害怕被美国逮捕并引渡给法国，因而逃到中国大陆，被中共收容保护。另一人是刘莉莉。她出身国民党将门之后，其父与中共一些将领是朋友。她利用这些关系在大陆经商。汤姆笙公司看中她在中共高层的深广人脉，雇用她游说中共政要。刘莉莉在一九九○年十月安排汤姆笙公司代表宴请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她通过对中共政要行贿一亿美元，得到中共政府对法国卖军火给台湾的默许。九十年代末，拉法叶佣金案被揭露。前法国外长杜马的情妇钟古夫人在二○○○年九月七日出庭巴黎法院接受审讯前对台湾《联合报》透露，中国主席江泽民知道这一亿美元的去向。她还说，刘莉莉面见江泽民要求保护并受到保护。刘莉莉有严密警卫，她的小汽车挂的是军方的牌照。
另据法国《玛丽安》杂志报道，法方用全部佣金中的三分之一，高达十亿法郎酬谢中国高级官员。国际传闻这些钱“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亲信和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士”。法方的行贿使得中共在对法国军售台湾的反应上雷声大，雨点小。杜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电告中国政府，法国政府决定对台出售拉法叶巡防舰，“非常讶异中国没有太大的反应”。六月二十五日，中国副外长田增佩访问巴黎，与法国政府达成了“最低限度的谅解”。
对于牵涉两岸的拉法叶案件部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完全引述台湾媒体和有关书籍的说法，例如提及钟古夫人及台湾海军军官尹清枫被暗杀。对于法国军售台湾的决定，钱其琛表示：“当时中方并不清楚，只感觉中间蹊跷”。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钱其琛写到：“李登辉本人在此宗舞弊案中扮演何种角色，相信时间会拨开历史的迷雾。”这是在转移视线。无论为了搞清李登辉是否卷入此案的疑云，还是在中共高层是否受贿问题上澄清真相，中共都应当交出姚依林侄子和刘莉莉这两个关键证人。即使为了“辟谣”，钱其琛也应当对这两个人有所交代。然而，钱在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及这两个人。这说明他心虚，刻意掩盖中共高层卷入法国军售台湾佣金案件的贪污腐败肮脏内幕。
钱其琛出版回忆录意欲何为
由于中共的独裁体制，除了领袖人物，一般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都极少出书宣扬自己。而钱其琛在退休八个月后就发表了《外交十记》，很不寻常。他在自序中表示：“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这种五言对仗的文字卖弄，其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过他特地标榜“无官”，倒是起了“此地无银三百TO”的作用。实际上，钱其琛没有真正退休。他从十月起担任外交部高级顾问，在外交部大楼有办公室，不定时地去指导工作。十月份，他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演讲，重弹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强调“只要我们自己不乱，办好自己的事，其他国家就不敢轻易和中国对抗。”十一月初，他率团访问美国。此行名义上是应前总统老布殊之邀作私人访问，但实际上是一次准官式访问。
十一月五日，钱与国务卿鲍威尔同台出席德州农工大学举办的“中美关系历史‧现状与前瞻”研讨会，并发表演讲。九日，钱与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等人进行中美第二轨道对话，议题涉及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前后的台海局势，尤其是台湾公投、制定新宪法，以及人民币升值与否与中美关系。在会见美国高级外交官员中，他就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表达了中共的立场。
联想到《外交十记》的出版与钱其琛的访美同步进行，其释放的信号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他仍然掌控中共外交。作为江泽民的一员干将，钱其琛与其主子一样，不在其位，却大谋其政。这说明中共政治的腐朽，中共外交的落后。钱其琛继续掌控中共外交，有利于延续江泽民的外交路线，尤其便利曾庆红插手外交及台湾和港澳事务，但却不利于胡锦涛修正江泽民的外交路线及调整中共对台湾和港澳政策。这在政治上的负面效果是使得从第三代到第四代的权力转移更加复杂曲折，增添了中共政治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赶走刘华秋 保持教父地位
在名义上退休之前，钱其琛早已安排好了垂帘听政的外交部格局。他的战略是培植亲信，分而治之。
钱其琛蓄意打击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刘熟悉中美关系，参与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美之间所有重大事件的决策及处理。特别是在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机期间，他赴美与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国防部长佩里和国务卿克里斯多夫举行会谈，为防止危机升级及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作出了贡献。而钱其琛由于其失误，被中共高层追究责任并被军方猛烈攻击而被削减了处理对美外交的权力。为此钱其琛十分嫉恨刘华秋，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高层本来同时内定刘华秋和唐家璇两人为接任钱其琛外长人选。在考核过程中，钱其琛大力推荐一贯对自己俯首贴耳的唐家璇，以刘华秋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为由极力排挤。其实刘只不过在文革中参加过造反派组织而已，当时外交部内的干部多数都是这种造反派。最终，刘华秋被钱其琛赶出外交部，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任办公室主任。此后，钱其琛与刘华秋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中共外交决策。
外交部的一国三公架构
钱其琛在名义上退休时，为外交部门建立了一国三公的架构，以便分而治之。唐家璇担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但没有兼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升任部长，在外交业务上有较大发言权，但在部内党组织和政治领导方面却居于下风。戴秉国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任上调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部党组书记。在党内地位上，三个人平起平坐，均为中央委员。名义上，吴仪在政治局内分管外交，但实际上只管对外经贸。这就给钱其琛继续掌控外交提供了空间。
外交部门一国三公的弱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便于钱其琛从中利用。他们三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又有利于确立钱其琛的仲裁人地位。唐家璇资历较浅，能力先天不足。他既缺乏战略眼光，又没有泱泱大国外交首长的风度和气魄。特别是他的亲日媚日，早已为人诟病，如果不是钱其琛一再保护，他早就下台了。因此他死心塌地抱紧钱其琛大腿。
李肇星长期从事对美欧外交，但被外界批评其外交作风粗野，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外交红卫兵。他在驻美国大使任内以代表中共强硬派著称。在与资深美国国会议员就台湾问题进行交涉时，李肇星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使用粗暴甚至污辱性挑衅性语言对待这些议员。在陪同胡锦涛访问纽西兰时，有人示威，一名香港记者看李肇星走近，向他提问：“外长，和我们讲两句，你怎么看这个示威？”李肇星顿时勃然大怒，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了记者的身上。他非常气愤地说：“你怎么看这个示威，你是什么人？这些是坏人，应该谴责！”幸亏在场的纽西兰记者不懂中文，否则又要激起轩然大波。李肇星的这些行径，不仅在西方外交界被传为笑柄，也为其中共外交同仁所不齿。当党内有些人非议李肇星外交作风粗野有损中国外交形象时，钱其琛以李原则性强立场坚定为由加以开脱。李肇星自然感激涕零，唯钱马首是瞻。更重要的是，李肇星凸显了看上去老练的钱其琛继续为中共外交掌舵的“必要性”。
戴秉国是中共元老黄镇的女婿。黄镇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驻法国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中顾委常委。黄镇从事外交工作近三十年，在中共外交系统人脉深广。当年钱其琛能在十几名副外长中脱颖而出，接替吴学谦任外长，其中黄镇的鼎力推荐起了很大作用。钱其琛知恩图报，在向中共高层推荐新外长人选时，他把戴秉国与李肇星并列。戴秉国的外交经历是前苏联东欧，现在仍然主管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外交。七月他作为中共特使访问北韩。同时，他也参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有传闻说中共高层只让李肇星干一届，然后由戴秉国接任。因而李肇星与戴秉国竞争激烈。
这一国三公互相牵制，彼此争斗。因为李熟悉美国事务，但唐的专长仅是日本事务，而中共外交是以中美关系为主轴，李肇星在领导日常外交业务中很快就架空了唐家璇。然而，李肇星不能一手遮天。虽然李在媒体上频频曝光，在外交业务上有较大发言权，但在外交部人事问题上李声音微弱。在讨论决定部内局处长和驻外大使参赞总领事调动任免时，李肇星无法与唐家璇和戴秉国抗衡。中共外交官都知道李肇星是一个没有人事权的部长。这一国三公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他们各自拉帮结派，造成派系林立，错综复杂。此外，外交部共有十八个副部长，再加上若干部长助理，如何协调这二十多个副外长级高干，就是一大棘手问题。这种情势为钱其琛退而不休，返回外交部仍旧充当龙头老大提供了充足理由。
注释：
关于美国版本的克里斯多夫与钱其琛会谈内容，见John W.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68-70;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p.322-325.
──原载《争鸣》(//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