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7日讯】11月1日,孙大午被“判缓刑”后,离开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网络作家杜导斌也像5月27日孙大午一样离开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一抓,一放,一时间成为纸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关注焦点,网络上聚集了众多为孙大午辩护和为杜导斌签名、呼吁尽快释放的网友,他们说话并不仅仅为别人“讨个说法”,有时候也是为了自己。这种“讨个说法”的现象显示了一种来自网络的民主——纸媒体上的民主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坐牢,对于一个人来说,则是一种“牢狱之灾”。但是,如果他确实不能躲过的话,就只有选择这一惟一的权利。看过有关孙大午报导的人,都应该知道孙大午并不是“孙大牛”,他没有逃避飞来之祸,他选择了“被抓”——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或许他的心在流血,或许他也会很潇洒。11月6日《南方周末》报导,孙大午在看守所里并没闲着,他在近半年时间内看了约50本书,“那里能看的书,几乎都翻完了”,他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书太少,回头我给你捐。”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潇洒。
孙大午逆境中流露出的潇洒,仿佛沉重的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让我看到这个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虽然他的家人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再说了”,但他还是说了,“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说完这话,他选择站了起来,他不会倒下。
而孙大午释放前两天,杜导斌的“被抓”,却又让我看到一丝黎明前的失望。如果言论可以治罪的话,那么人人就会陷入不敢说话的恐惧之中。理不辩不明,话不说不透。如果自己的嘴巴被别人所统治,那么人只有连小鸟的鸣叫权利都失去了。
曾经,电子情本人也曾因一篇《严打,新的恐怖主义》发表在网上,而受到了网络安全部门的“严格管理”。电子情本应吸取教训,偏偏不愿意沉默,而是又要说话。问题是,网络上的写手还不清楚:我们《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文到底有哪些限制,我们说话是否也要看清楚有哪些底线不能碰?尤其对于杜导斌这样的网络作家来说,他到底触犯了哪条戒律,为什么不能公开说明原因。总之,抓人总不能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吧?
如果说,以言治罪在愚昧的封建时代是一种必然的无奈,那么在现代社会,以言治罪则是一种必然的倒退。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政治家——论君王的技艺(逻辑上的)》一书写道:“国家亦即政治家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国王或政治家可以有违国民意愿甚至使用暴力去做有益于公民的事”——前提是去做有益于公民的事,如林肯总统派荷枪实弹的宪兵保护黑人学生背着书包,进入以往都是白人天下的学校读书,以此消灭种族歧视。在现存的世界上,柏拉图发现有三种主要的政体——“依重一个统治者的,由少数人统治的和由多数人统治的。一个像神那样的完美无暇的统治者可以不用法律进行统治,但人类的政府只能是神的模仿者。因此,对他们来说,法律是必须的。最好的政体被认为是有法律的君主制(如后来的英国与日本等国)。少数人实施统治的政体是居间的;民主政体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没有力量,所以它是有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好的,而又是无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坏的。”(《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42页)
生于公元前427年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有此明确的判断,可以看出当时的言论是多么的自由,言论自由对人类的贡献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的思想解放,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解放。如果没有当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就没有这段有关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坏”的话,更没有《政治家》这部给后人带来巨大影响的著作。或许,柏拉图的关于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坏”的论断,使孙大午回了家,继续他的事业;或许,经过若干时日,杜导斌也许会在某种制度的安排下,得以恢复自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