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3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田红报导) 中国河南等地90年代初参与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多是青壮年，现在很多人开始发病，他们去世后留下大量孤儿。有艾滋病活动人士呼吁，艾滋孤儿的救助要有民间齐心协力，更要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 *中国面临艾滋病死亡高峰*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多维新闻网】引述《南方周末》的报导称，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以中英文正式发布《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报告将透露，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在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重灾区，2001年后开始出现病人集中发病和死亡。”

*艾滋孤儿本身并不一定患病*

河南很多村庄90年代初参与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多是青壮年，现在病人死后，留下了很多孤儿。2001年5月，【法新社】报导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人和家属进京请愿的事件，其中有两名因为父母死亡而沦为孤儿的形象尤其令人难忘。

湖北省入选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桂希恩教授说，一般把因为艾滋病而丧生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双亲的儿童都称为“艾滋病孤儿”，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艾滋病孤儿基本上自己没有病。

桂希恩：“我见到的艾滋病孤儿目前基本上都是没有病的，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死亡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而这些小孩子如果是在父母得病之前出生的，他们就不会受到感染。”

*不应歧视艾滋孤儿*

桂希恩教授说，艾滋病三大传染途径之一的“母婴传播”通常是指有病的母亲在哺乳期传给小孩。桂希恩说：“这个前提是，她在怀孕前后、包括在怀孕期间、分娩期间或者是喂奶期间，过了这个阶段，母亲有病，也不会传给小孩，所以我们叫‘母婴传播’，不叫‘母子传播’，不叫‘母女传播’，就是因为这种传播只限于婴儿时期，或者在怀孕时期。”

而即使是母婴传播，感染率也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百分之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说，他们曾经调查了90位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在感染之后所生的113个小孩，结果发现有40个感染。由此可见，母婴传播率是百分之三十多。多年从事艾滋病的研究和救治工作的桂希恩教授表示，人们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了解不够，所以对艾滋孤儿有顾虑、存在歧视。

*艾滋孤儿心理阴影*

美国之音联系到河南商丘地区睢县一位名叫赵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赵振是当地自发组织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的“爱心互助组”成员，他说，艾滋孤儿可能不会接受采访。赵振说：“他们(艾滋病孤儿)因为心理都不很健康，所以他们跟你说话，他们也说不太多，有时候我们问，他们都不说话。”

记者：“您说他们心理不健康，这怎么解释呢？”

赵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因为县里开的血站、因为卖血者染病而死的，他们都认为是县、国家把他们害死的；再说吧，他们又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像学校的压力，来自学校方面的压力，来自其他同学的压力，还有来自社会上正常人的压力，还有来自感染者本身的压力，还有来自村庄其他人的压力，各种亲戚的压力，他们的思想压力很大，再有他们更面临着生活、生存的压力，这么多压力把他们压在一起，所以他们(艾滋病孤儿)的心理特别不健康。”

赵振说，当地大部分艾滋孤儿心理状态都不是很好，没有正确的人生观，这一点从大的方面来看，将来对社会也是个危害。赵振说，他们在河南睢县自发成立“爱心互助组”，目的之一就是想帮助艾滋孤儿。

赵振说：“有许多孤儿都出去做童工，但是打工单位、用人单位不要他们，他们怎么生活呢，靠什么吃饭呢？所以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原因也是不想再出现太多的孤儿和老人，我们帮助孤儿、帮助老人，结果越帮孤儿越多，没办法。”

*爱心互助组得不到政府帮助*

赵振说，他们“爱心互助组”不仅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反而被认为是瞎捣乱。他说：“因为我们帮助孤儿和老人所用的各种物资需要政府部门出，现在政府部门经营财政特别困难，上面也没有拨款，所以一下子给他们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包袱，政府也消化不了，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我们，老觉得我们给他们捣乱、瞎胡闹，结果政府部门也特别反感。”

*朱进忠爱心收养五十多艾滋孤儿*

在河南省商丘地区柘城县的双庙村，也有一位像赵振一样本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同时又富有爱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朱进忠，朱进忠从附近地区收养了50多个艾滋病孤儿。赵振说，朱进忠所在的柘城县，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都敢于公开承认，但是，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朱进忠联系上以后，朱进忠说，他的电话有人监听，可能会被掐断。

记者：“您收养了多少艾滋病孤儿？”

朱：“五十多。”

记者：“是多长时间之内收养的呢？”

朱：“从2003年的2月份，从我们附近的乡村、乡镇。”

记者：“你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做什么呢？”

朱：“生活嘛，(笑) 他们每天吃过饭以后就都去上学去了。”

记者：“周末呢？”

朱：“周末就都呆在一个大家庭里，吃吃喝喝，有的时候作业做完了以后，就在一块儿玩耍。”

记者：“这些艾滋病孤儿年龄有多大？”

朱：“ 最大的14岁，最小的5岁。”

记者：“那您的经济来源靠谁呢？”

朱：“经济来源都是一些志愿者他们捐的。”

记者：“都是民间的艾滋病活动人士捐的 ？”

朱：“对。还有好多志愿者亲自到我们这地方考察，考察以后看到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含着眼泪而去的。”

记者：“您本人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朱：“我本人是在94年到95年之间。”

记者：“是因为卖血？(杂音)喂？”

*艾滋孤儿反映疫情严重*

北京的民间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艾滋孤儿问题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河南艾滋病问题有多严重，这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责任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向外界公开。

胡佳：“因为你知道，你调查出来有多少艾滋孤儿的问题，就涉及到艾滋孤儿有多严重，其实从侧面就反映出了河南的艾滋病问题有多严重，从侧面的数据上就必然带出了‘他为什么成其为孤儿’，就是因为他们父母去世了，他才叫孤儿，或者说他只剩下单亲了，他才是潜在的孤儿，那么，这一切都意味着河南本身的艾滋病问题，那你要是追根溯源，艾滋病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就是河南当年不负责的卖血产业产生的？还是官员的责任问题。”

胡佳说，他本人的电话可能也受到干扰，所以采访录音效果不好，但是，即使这样，他和一些民间志愿者也不会停止人道工作，他们的计划之一是鼓励城市白领阶层开展“一帮一”的活动，救助艾滋孤儿。

胡佳：“城市白领呢，让他们很多的年轻人都参加进来，每个人去支持一个孩子，是完完全全有能力的，可以承担这个孩子的养育费用、受教育费用。另外，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白领他可以和这个孩子建立起一种情感的沟通，有感情的交流，甚至比简单地获得资金支持更重要。”

胡佳表示，民间艾滋病工作者愿意在中间起牵线搭桥的作用，但是这项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胡佳：“因为在我们出去做的时候，我们要真正到村庄去，和当地的感染者和村民一起来统计这个村庄的艾滋孤儿的现状，有多少人，他们多大年龄，什么性别，身体状况如何，入学的情况怎么样，还得到学校去统计这个信息，他们是否是真正学习成绩好的，是否品学兼优求上进，因为资源实在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支持那种家庭真的很困难，然后本人学习状况非常好、有志向的孩子。”

胡佳表示，民间活动人士在地方上统计艾滋孤儿的时候，县级、乡级政府都不是很支持，生怕内部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胡佳说，艾滋孤儿的救助除了要有民间的主动突破，还得靠中央政府的压力，靠艾滋病患者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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