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26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晓川报导/2003年8月22日，南京发生拆迁户翁彪自焚事件；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因拆迁问题在天安门自焚；10月1日国庆节，北京市民叶国强因拆迁问题跳入天安门的金水河。这连续发生的因拆迁矛盾引发的轰动事件，标志着长期以来存在的拆迁矛盾达到白热化，以忍气吞声著称的中国普通民众在不堪重压的情况下开始以极端的方式发泄不满、控诉冤情。拆迁矛盾已成为国内潜在的动荡危机之一。
这是国内新闻报道的首都北京市一个暴力拆迁的案例：
“9月19日夜子时，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长春桥。住房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大刚一家在劳累了一天后已经沉沉入睡。梦中的大刚迷迷糊糊听到屋子外面有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他刚想起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就见屋里冲进来五六个手持强光电筒和木棒的大汉。几个大汉用刺眼的电筒照住他的眼睛，挥舞着木棒说：“不许出声，不许嚷嚷！”然后，这伙人把他们一家三口摁倒在地拳打脚踢，再用带来的毛巾捆住了他们的手脚，蒙上他们的眼睛，嘴里也塞上毛巾，把他们抬到外面扔在了大门口。
今年夏秋北京多雨，9月中旬的京城，早晚已颇见凉意。深夜被扔到户外，只穿了睡觉时的内衣内裤的大刚和妻子以及9岁的儿子禁不住瑟瑟发抖。就在此时，大刚听见铲车推倒房屋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倒塌声。大约四十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个在附近捡破烂的人发现了大刚一家，帮他们松了绑，一家三口才算得救了。从惊恐中清醒过来的大刚一家在夜色中看到的是不敢相信的事实：刚才还遮蔽一家人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全家除了身上的内衣裤外，所有家当全部毁在一片废墟中，一家三口变成无家可归的人。
惊魂初定的大刚对记者说：‘整个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也非常可怕，暴徒深夜连闯我家三道门锁（大门、屋门、卧室门）破门而入，横遭惨祸的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来不及反抗。’”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强制拆迁的行径与打家劫舍的强盗已毫无二致。
因为法律规定必须将农村土地或城市房屋国有化后，开发商们才能使用。所以长期以来，政府在拆迁问题中与开发商处于同一个利益集团，政府以低价从百姓手中征用土地或房屋，然后由开发商高价售出，从拆迁中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土地差价中得到巨额利益，同时地方政府官员还能在与开发商的暗箱交易中得到好处。
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时由行政机关裁决，第十七条规定——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实施强制拆迁。这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扮演了公然掠夺者的角色，作为政府部门的拆迁办公室对平头百姓自然是盛气凌人、有恃无恐，地方政府甚至会出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
处于弱势的被拆迁户在遭到不公对待时往往是向政府部门信访和申诉，但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多数是不了了之。单单在北京市，因房屋拆迁等土地纠纷引发群众集体上告的事件已发生过多起：
1999年2月12日，北京市万名公民写《特级举报信》上书党中央，揭露贾庆林和陈希同在北京市土地批租中的重大腐败；
2000年北京市万人状告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万人行政诉讼集团编写《北京市被拆迁居民万人行政大诉讼依法维权材料汇编》上报党中央；
2001年5月18日，北京市一万三千零七十二名公民写《北京市万人举报信》上书中纪委；
2001年8月6日，北京市一万三千零七十二名人民写《致朱熔基总理举报信》上书国务院；
2002年5月20日，北京市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书中纪委举报市委书记贾庆林；
2002年10月20日，北京市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书江泽民并政治局各常委，举报贾庆林；
2003年2月26日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北京市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书胡锦涛并政治局常委，举报贾庆林。
如此大规模的群众上告事件的结果照样如泥牛入海，被多次上告的贾庆林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荣升全国政协主席，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
国庆前夕，上海市85名市民因拆迁问题到北京上访，被上海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于子夜从旅馆暴力抓回。10月28日，长期致力于为被拆迁户维权、代表上海被拆迁户民众揭露上海首富周正毅的著名大律师郑恩宠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莫须有罪名判刑三年。
拆迁矛盾愈演愈烈，致今日之势，政府在其中的罪责不容推卸。面对不公，被拆迁户毫无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多数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有的诉诸法律，却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有的反复上访，遭到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少数人顶住不搬，则难逃暴力拆迁的命运。在这种长期被压迫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上述极端事件就不难理解了。
跳入金水河的叶国强日前已经遭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此举引起了更大的民愤，网上论坛中讥讽、骂声一片，甚至有人直指“这个独裁政体的末日即将来临”。长期以来一贯实行的对民众的高压政策，尤其是近年来对法轮功及其他民间团体的镇压，使得北京当局已经习惯于使用高压手腕对待民间的抗议，而不是不采取疏导政策，此举无异于用堵塞河道的办法对付洪水，到头来只能自食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