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浅议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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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8日讯】2003年11月10号至11号,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会议作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作指示。

由于2003年10月1日后,中国市场上的粮食、食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抢购粮食、食油商品现象,影响社会和经济局面。虽然中国媒介不断报导,中国目前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是粮食、食油价格攀高的趋势仍然不能制止。因此,与粮食生产有关的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今年受到人们的重视。

温家宝在批示中强调要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把中央政府的政策原原本本告诉农民,保护、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几十年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中国统计数据中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所谓的“旱涝保收”的农田,到1998年,全国“旱涝保收”的农田达3810.2万公顷,即5亿7153万亩,平均每人拥有0.45亩既不怕旱又不怕涝的农田。果真如此的话,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绝不会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

可是中国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1998年洪水期间,当时的副总理、全国抗洪防旱总指挥温家宝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农田并不能做到“旱涝保收”。根据各地上报的受灾农田面积,8月26日温家宝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时说,受灾农田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数额之大,令人吃惊。之后不久,钱正英却对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专题咨询时说: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受灾最重的湘鄂赣三省进行的多期和系统的监测和分析,三省最大的受灾面积约为1586万亩。钱正英所说的数字与温家宝上报的数字相

差十多倍。钱正英的数字是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监测分析而得到,温家宝在就任总理的新闻会上说,他的脑袋就是一部计算机,储存了许多数据,总指挥上报的数据不会有错。人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数据呢?

2003年,中国许多地区经历了旱灾、洪灾的交替肆虐,如渭河地区只发生了3-5年一遇的洪水,却造成了50年不遇的洪水灾害。淮河、湘江、赣江等地区也是如此。那些号称“旱涝保收”的农田在受灾情况下,有的竟然颗粒无收。人们对过去几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就发生大怀疑。

另外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圈地”事件不断发生,农业用地减少的速度在不断加速。以杭州为例,近郊的农业用地大部分变为城市生活和工业、交通用地,就是属于杭州的萧山、余杭、临安、桐庐等县的许多农田上现在也高楼林立。在房地产价格狂飙的冲击下,就是政策控制很严,质量再好的“旱涝保收”农田,也逃脱不了改变身份的命运。

“旱涝保收”农田的质量不高,数据不准,连年受灾农田的面积不断加大,农业用地急速减少,都影响到粮食和农产品的供应,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粮食、食油价格的上涨,是供应短缺趋势的必然结果。所以温家宝在会议批示中强调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回良玉则要求建设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和保护基本农田,不得随意改变耕地用途,特别要重视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发展粮食生产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议题就是2003年受灾地区灾民的生活安置问题。据估计,几百万农村灾民今年不得不在救灾棚中渡冬,这不但包括在秋季受洪灾的渭河地区的灾民,也包括早在夏初受洪灾的淮河地区的灾民。虽然这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都曾是富饶的地区,甚至有天府之称,但是现状却是,它们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不少灾民在几年前刚刚“脱贫”,收入刚刚超过中国“贫困”的标准,但是一场洪灾、一场旱灾又把他们摔回到贫困状态,而且在今后几年内难以再“脱贫”。这就影响到中国政府脱贫

计划的实现。

按照会议的意见,各省市应该增加农田水利资金投入,组织灾民参见修复病险水库、水毁的水利工程以及灾区应急排涝工程的建造。用国家和地方的农田水利资金,来支付灾民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务,使得这些灾民不再回到贫困状态,最起码在数据统计上不再体现出来。

虽然中国的媒体在最显着的地位报导了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召开的消息,表示中央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各地媒介也不落后,纷纷报导当地取得的成绩和宏大的计划,但是从具体资金的安排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比如今年几经“洪灾”和“旱灾”的江西省上饶县,筹集资金120万元,以工代赈资金20多万元,组织灾民参见修复病险水库、水毁的水利工程。这个投资数,只相当于在上海或杭州购买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的资金。用于支付给数万灾民的20多万元以工代赈资金,只相当于一个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而全县共有84座中小型水库属于危坝病库,急需进行修理,否则明年受灾的风险更大。

由于这次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资金还是按照老模式,从上而下,经过多个行政管理层次,经过多个承包机构,最后真正能到达农村灾民手中的就更少更少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积极性问题,现在是上面有积极性,起码在会议上能体现出来,而农民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积极性。中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集体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且这个土地使用权的年限短,五年,十年,土地使用权结束后,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将收回的土地使用权重新分配。因此,作为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所关心的,就是在不长的土地使用权期内,用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大,回收时间长,和五年或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的经济利益不一致,所以农民对此没有大的兴趣。要让农民有此积性,就要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符合农民的经济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革土地制度或土地使用权承包方法,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延长农民土地使用权至50年或100年,比较难做到的是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二是改革农业税,使农民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成为短期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因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大、回收时间长的这个特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只有通过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使投资者短期也有经济利益,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只有上面积极性,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果。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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