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30日讯】美国之音编者按：这次采访是今年六月在香港录制的。在许多人估计萨斯病可能会在冬天再次出现的情况下，康原和他的嘉宾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很有价值的。
　　
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焦点透视节目。我是主持人康原。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在今年发生萨斯病危机期间，是如何应对当时的局面的。
　　
我为这次节目邀请到三位在中国做生意有丰富经验的美国商人，他们是DORA LEE 李琬琦、TOM GORMAN 高德思和JEFF MUHR 穆杰夫。他们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住了很长时间，有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有的二十五年，甚至三十年。坐在录音室桌子周围的连我本人在内一共四个人，我们在中国做生意的年数加在一起有一百多年。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也就是萨斯病危机。萨斯病最初是去年 11月在广州发现的，但是地方当局尽力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知道疫情的扩散情况和严重程度。据我们现在所知，萨斯病可能是今年2月蔓延到香港的，三月份出现了第一个萨斯病死亡记录，到了四月份，中国其它地区也陆续出现了新的病例和死亡现象。
　　
美国国务院和世界卫生组织都相继发出警告，提醒人们不要前往萨斯病疫区。中国政府经过几个月的否认和隐瞒，后来终于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并为了克服萨斯病的传播而开始在隔离病人和诊治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
　　
现在萨斯疫情已经消退，可是人们的顾虑并没有打消，因为我们对萨斯病既没有找到可靠的诊断方法，也没有开发出预防疫苗。人们还担心，到了冬天萨斯病是否会再次出现。
　　
这场萨斯危机体现了中国现在是如何和全球这个大家庭紧密结合成了一体。这次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始爆发的传染病通过国际航班的乘客扩散到世界各地。和这个疾病进行斗争涉及到国际组织和类似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的协同努力。
　　
人们对萨斯病以及它未来的隐患非常担心，比疾病本身和它造成的死亡更为担心。这使人们对中国的管理体制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在公共保健领域和透明度方面。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怀疑，中国作为一个潜力无穷的经济实体是否能持续下去。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成了大量外国人居住的地方。今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现在分别拥有两千多名成员，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商会。
　　
美中两国巨额的双向贸易大多数是由已经移居国外的华人在掌管，他们同时也管理数十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美国律师在中国设计错综复杂的商业合同，同时也在努力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正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美国的广告商们正在帮助中国公司树立自己的品牌。美国的技术人员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为开发21世纪的先进科技共同合作。所有这些活动似乎都受到了萨斯病的威胁。
　　
萨斯病是否有一天也会袭击美国？有些人担心这是会发生的。因此，如何应对和最终战胜这一致命疾病，对美国来说，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具有严重利害相关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公司如何对这一威胁做出反应。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和在中国的美国商界领导人士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我请来的一位嘉宾是高德思，他是广告和出版业的专家，他在中国各地经商已经近30年，在萨斯病危机期间他还去了北京。另一个嘉宾是李琬琦女士，这些年她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若干企业担任要职，其中包括饮料业以及电力和交通业。第三位嘉宾是穆杰夫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兼贸易人士，最近这些年，他在农业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代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这三大领域。另外，高德思、穆杰夫、还有我本人都曾经担任过香港美国商会会长。
　　
我想就从高德思先生开始，您认为萨斯病对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有哪些影响？当时那些旅行限制对你们公司的经营有哪些影响？
　　
高德思：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对前往疫区和在疫区内部的旅行限制或禁令，使得一些公司被迫取消了好多会议和推出新产品等活动。美国《财富》杂志列为500强的一些美国公司肯定受到影响。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他们虽然不一定根据公司安全部门的决定来行动，但是萨斯病仍然对他们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一危机确实打乱了正常的出差和会议计划。很多公司，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的公司，被迫实行职工轮流值班的办法，一个星期内可以在家工作几天，其它的时间去公司上班。所以，萨斯病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康：李琬琦女士，你觉得萨斯病对香港、对中国的商业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李琬琦：在美国，人们相当依赖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来权衡当时的情况。美国人大多是自己按情况而定。从6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从香港前往世界各地的人数在增加。那些由于萨斯病而不能参加会议的人不再感到自己会被排除在外，不会到了会议门口吃闭门羹了。
　　
康：萨斯病爆发期间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李：发生过好多次，不光是贸易洽谈会，还有单方面邀请的座谈会。据我所知，好多公司就干脆召开电话会议，或者利用其它方法来取代面对面的会谈。
　　
康：穆杰夫，刚才我提到，你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农业领域工作，据我所知，在萨斯病爆发期间，中国农村地区有很多限制，不让人们随便走动，不仅禁止从国外到中国去，而且在中国国内也很难流动，是这样吗？
　　
穆杰夫：的确是这样，康原。我一般在这个时候都要去中国，去重庆附近的农村。可是萨斯病期间我就不能去。当时去过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每隔10英里的地方就设置一个检查站，专门给过往行人测试体温，或者阻止人们到别处去。这些限制不仅对我个人、而且也对我们公司的员工造成了不便，因为我们公司所在地离重庆有大约2百公里，我无法让员工去重庆办事，比如去银行、办理保险业务等。
　　
所以说，萨斯病的影响非常大，可是话说回来，这些控制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萨斯病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中国农村地区大规模扩散。我本人即使不赞同某些具体的限制手段，可是我得承认这些控制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康：高德思，你知道萨斯病期间有多少公司被迫关闭工厂和停止上班吗？我听说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分公司就关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公司？
　　
高：摩托罗拉确实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我还知道某一栋大楼，由于报导说这个大楼里有一个萨斯病例，在大楼里办公的所有公司全部让职工回家几天。而有些消息后来证明根本就是假的，有的是开玩笑，有的是不准确。不过，除了摩托罗拉公司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哪家公司真正停业了。就我所知，采用员工轮流上班的方式是很普遍的，但是并没有关门的情况。
　　
康：高德思，我还想请你谈谈教育领域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你在教育方面，在香港的国际学校一直很活跃，我肯定你也知道当时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学校有没有因为萨斯病受到影响？是不是也停课了呢？
　　
高：是的，在香港和北京的学校在不同的程度上停了课。对家长来说、特别是有年幼孩子，有小学生的家长，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很多人干脆就带着孩子回家了，或者夫妻的一方带着孩子躲到没有萨斯病的地区去了。所以，在中国开办的国际学校后来复课以后，低年级的学生还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才陆续返校。不过，我们看到学期结束时情况就已经正常了。
　　
不过，许多有设备的学校在那时都采取了虚拟学校的方式，学生们能够通过电脑，通过因特网来不间断地进行学习。在许多情况下能够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家长暂时带着孩子离开了有萨斯病的地方。
　　
康：我想再请你们谈谈，香港在这时期和中国其它城市相比的情况。商界人士一直在辩论，哪里是设立公司地区总部的最好地方。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公司的中国总部应该设在哪儿？据我观察，最近这些年的趋势是：人们会说，“要是你想在中国做生意，那你就应该把地区总部设在上海或者北京。”那么，这次萨斯病危机是否确立了或者巩固了香港作为一个真正国际都市的地位，因为它能够为那里的外籍人提供大陆无法比拟的医疗服务呢？穆杰夫，你觉得香港医疗界这次对萨斯病的处理是不是为香港提供了一线希望呢？
　　
穆杰夫：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是你一年前和一些带家属的年轻人谈这个问题，他们对常驻在中国大陆并不担心，甚至有很多人可能还觉得去大陆好像是探险，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经历。可是，如今这种想法发生了改变。因为人们感到他们在萨斯病方面得到的信息靠不住。而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好得多。
　　
然而，这次全世界都注意到有很多传染病的根源是中国南方，这一点对香港不利。因为在这次萨斯病危机期间，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一个世界交通枢纽处在疾病或者病毒发源地的旁边，这可能是个隐患。一些病原来可以在当地自生自灭，但是现在它们能够扩散到香港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人们认为这次香港处理萨斯病的方式很好，但是对整个地区及其将来的威胁仍然担心。
　　
康：穆杰夫刚才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中国大陆有关萨斯病信息的可信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的辩论很激烈。我的意思是：这次对萨斯病的处理是否让中国变得更透明了呢？中国一开始采取隐瞒的方法对其形象究竟造成了多大损害呢？
　　
李琬琦，当时你在美国纽约，我在旧金山，我想，萨斯病爆发初期肯定对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害，请你说说纽约的情况？
　　
李：我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萨斯病刚爆发的时候，因为缺乏必要信息而出现了不少混乱，比如不知道这种病毒是不是空气传播、会不会沾在东西上、病毒附着在东西表面后是否会死去等。人们不了解这些信息，所以那些从中国进口货物的商人就忙着采取应急措施，特别是那些玩具进口商。
　　
康：玩具进口商是否很担心玩具可能真的会受到感染？
　　
李：我认为人们是有这种担心的，因为有好多玩具是在中国南方制造的，人们担心这些毛茸茸的动物玩具会不会带病毒等。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出于信息不足。等到情况平静下来以后，人们就开始考虑应该怎样来应对这场危机，就像刚才穆杰夫所说的那样。所以，不管有没有透明度，这种危机还是暴露了供应链里的薄弱环节。暴露了我们以为不会爆发到这种程度的弱点。
　　
李：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规模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某些行业在某些地区是非常集中的，到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人们就要考虑：我们怎么样能确保商品供应不断流通？我们是只要一个地区中心呢，还是再要有一个后备的设施？这和911恐怖袭击以后商界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人们要考虑，要是要后备设施的话，那应该设在哪里呢？所以，在谈论信息透明度之前先得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关键的是我们不能让工厂停产。
　　
康：的确是这样。高德思，你怎么看？这次处理萨斯病是不是在责任制和透明度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管理方式？
　　
高：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在管理方式方面有了积极的改变，这不仅体现在开除了两名涉及隐瞒疫情的政府官员，而且还体现在中国领导层那时对北京某解放军医院那位退休医生的表态。那位医生勇敢地站出来揭发萨斯病真相，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
　　
康：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当时很明显在卫生部长的问题上有斗争。在他被开除一，两个星期以后，他以前手下的副部长，出来说他是个好人，工作很努力等等。而过了一个星期，这位副部长又不得不公开表示开除他是完全公正的。在西方人看来，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中国领导层有两个阵营，围绕萨斯病进行了一场较量。高德思，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高：看上去当然是这种情况，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同一般的危机，对危机的反应也就非同一般了。
　　
康：穆杰夫，请你也谈谈，你认为这次处理萨斯危机的经验是不是有助于中国在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责任制？
　　
穆杰夫：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不过，我也不想夸大它的长期效果，这还有待观察。但是从目前来看肯定是有帮助的。至于两条路线的争斗，是的，这是一种看法。我多少也同意这是一种基本的分析。但是，基本上来说，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处理这种事的。
　　
康：是一种文化。
　　
穆：这种文化就是，“我们别公开这件事，让我们悄悄地处理了就算了。”在中国比较封闭孤立的时期，这种方式很行得通，可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根本就行不通了。
　　
康： 我的观点是，这次对萨斯的处理肯定改善了中国在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责任制，至少在某些领域，在公共卫生领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别的方面，恐怕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禁止旅行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降低了透明度。
　　
再看看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方面，我们发现也看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政府层面的对话被推迟，监狱被关闭，坦率地说，这是必须的，因为你总不想让监狱里也出现萨斯病吧。但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次萨斯危机使中国在有的领域对外变得更加不公开。但是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看到透明度有所改善。
　　
李：关于刚才他们两位提出的看法，也就是中国习惯于孤立的问题，要知道，他们的看法完全是内部的，也就是：“一切都很好。” 他们会说，“我们是中国，外面的人肯定会来投资的，我们基础这么雄厚，人们会回来的。这是肯定的。”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把危机和危机之后需要如何努力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
　　
康：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没有很明确地指出究竟这方面的影响有多大。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估计的。但是，你们要知道，过去我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春季广州交易会是美国人为圣诞季节订货的主要市场。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广交会也发生了变化。不过，据我所知，今年的广交会有的人甚至认为根本就不该办，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把萨斯病疫情交代清楚。因为萨斯病，不少贸易洽谈会被推迟和取消，高德思，你觉得萨斯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冲击究竟会有多大？
　　
高：我觉得冲击还是相当大的。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听说经济学家们各有各的说法，但大多数人还是持乐观态度。
　　
我觉得，萨斯病不见得会对采购业和进出口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司开始考虑要分散他们的供应线和供应来源。影响比较大的是外国直接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方面的数字大得惊人，去年高达5百20亿美元。中国政府估计这个数字在五年内还会增加一倍。要是一家外国公司要扩大它在广东省或者广州市已有的生产线，这很好，没问题。可是，要是那些还没有在中国开业的公司想建立新企业的话，那么萨斯病的影响就很大了。
　　
康：穆杰夫，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穆：我同意，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无法判断萨斯危机的另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谁都很难说萨斯病是不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康：的确是这样。
　　
穆：如果萨斯病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对采购业的影响也许有限，但是，如果萨斯再次出现，那刚才李琬琦女士所说的的公司搬迁和分散就会成为普遍现象。
　　
而且，任何要进行直接投资的人不会在投资前不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保健问题就是研究的因素之一。以前这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你要是想做涉及许多人在一起做的事，你就得依靠这类研究。萨斯病也许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让大家意识到一系列以前没有人想到的风险。
　　
康：当我和一些经商的人谈话的时候，他们反复地说：“主要还是取决于萨斯会不会再出现”。如果萨斯真的再次出现，香港就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人们认为这个病已经被消灭了。当然，它可能会再次出现而马上被控制住，要是你能这样做的话，那倒是好事。但是要是再发生类似淘大花园住宅区的情况的话，我想香港的问题就大了。李琬琦，你知道其它美国公司是怎么说的？
　　
李琬琦：我认为，警钟毕竟是敲响了，人们自然而然会考虑第二方案，也就是后备方案。而后备方案里就包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以前没有人有这种计划。过去，要是你在一个通讯公司里工作，你是在一个很严格的制造业里。他们关心的是产品受到感染。可是，现在你关心的是人，大多数美国公司总是说人是他们最好资源。这就产生了好多问题。当地人是我们的资源吗？还有，在中国的外籍华人是我们的资源吗？
　　
一个在香港成立的新公司会说，“我们谁也不能撤离，因为我们公司有两万名当地雇员呢。”你不能撤走外国人和外籍华人，因为这样做你给当地雇员发出了什么信息呢？许多公司都要设法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些人会说，一旦在许多人当中出现这样的病，它就不会消失，它会通过某种方式再次出现。你要问流行病学专家，他们会说：“我们不知道。”那经商的人怎么办呢？你就得制定一个计划。
　　
康：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下面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公司在这场萨斯危机中是怎样保护自己员工的？我在香港看到有的公司在大楼里每两个小时就清洗一次地面，每四个小时就消毒一次电梯。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是不是也进行消毒、分发擦手的毛巾呢？高德思，你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高：我觉得大多数公司都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另外，刚才我也提到，这次萨斯病高发期的时候，不少公司都让员工在家里通过电脑工作，这也是为了减少员工感染萨斯病的风险。
　　
康：可是让员工连续好几个星期呆在家里，他们愿意这样做吗？
　　
高：根据我和一些朋友和同事的接触，他们宁可呆在家里，也比外出上班要强。因为在萨斯高发期，在北京要比在香港更加情况不明，因为在北京消息很少。
　　
康：是这样。
　　
高：人们的恐惧已经到了很难控制的水平。
　　
康：我也听说了。我还听说，在北京人们在某个时候到超级市场拚命抢购东西，他们已经到了几乎恐慌的程度，人们非常害怕，对吗？
　　
高：的确有这回事。
　　
穆杰夫：康原，你刚才提到外国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我本人在中国农村经营一个公司，我对待这场危机是非常严肃的，我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香港卫生当局的网站上搜集所有有关萨斯病的信息，这在中国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一开始，中国有许多地方处于消息真空。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员工。这样他们至少可以了解情况，例如：病毒的存活期究竟是一个小时还是三天。

当我听到萨斯病毒可以在下水管道存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非常担心。因为农村有肥料。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政策，除非必要人员，其它人一概不允许进入公司。另外，我们清洗外来车辆的轮子。公司大楼的地面也是每天至少洗刷消毒两次，因为有的人是从农村的地里来的。

我也遇到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问题，那就是公司雇佣了不少当地人，其中好多人的家都在重庆市内。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忘了。你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呢？到底是让他们这段时间回家和家里人住在一起，还是让他们留在公司。当时萨斯疫情还属于初发阶段，你什么也不知道，然而职工的生命都在你手里，确实很担心。

随着疫情的缓解，我们也相应放宽了限制。可是还有别的问题。我的公司管理层人士住所的地方距离当地一家医院不到100码。我有没有责任让我的管理人员远离这个可能带有传染性病毒的区域呢？是不是需要为他们重新安排住房呢？所以，我制定了各种应急方案。

我们公司有一些地方是有条件让那些管理人员和外界隔离，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的。为了我万一不得不把他们搬进去住，我们买了许多食品，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工作。当时真是有一种被包围了的感觉。现在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正在吃当时在那里储存的食品和饮料。我们现在注意力不太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但是，那是非常严重的，要是病毒蔓延到农村去的话，这影响就非同小可了。当时我担心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全部职工，有的可能会染上萨斯病，有的恐怕会逃到别的地方去。

康：穆杰夫，你对当时的严重情况描述得很清楚，也说明了你在当时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现在是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年代。我看到有些公司捐献呼吸器等设备，美国这方面做了什么反应？整个美国商界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也做出了努力？我们过去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地方筹集赈灾基金，帮助灾民等。高德思，这一次美国有没有类似的举动呢？

高：我觉得这次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香港《南华早报》组织的筹款活动，这次筹款不仅获得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的大力支持，而且香港和其它国际公司也大力支持。这次活动筹集的资金为香港医护人员购置了新的医疗设备。我肯定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也有类似活动，不过我没有太多具体例子。

康：好，我们来谈谈美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反应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认为美国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两国之间是不是在专业技术方面有畅通的交流？据我所知，布什总统曾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说他觉得胡锦涛在处理萨斯疫情方面工作出色，除了这些，美国还做了什么？比如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做了什么？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次萨斯病确实和以往发生的一些灾害有所不同。以往发生灾害的时候，美国人似乎很普遍的会对中国表示同情。我的担心是，这次萨斯危机是不是损害了中国政府，而且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你们有没有看到美国人不愿意到中国餐馆去了？有没有这类情况发生？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要是人们用萨斯病作为借口，产生偏见和歧视，这是非常不好的。我在旧金山确实看到这种情况。请李琬琦女士来谈谈这个问题。

李：美国东海岸也有类似情况。大家都知道新泽西州大西洋城附近一所学校拒绝一个华人舞蹈团演出的事。

康：是中国城的一个舞蹈团。

李琬琦：更可悲的是这个舞蹈团的成员里没有一个人在最近一年内去过中国大陆或是香港。

康：有些美国人把萨斯病称作是“中国病”，这真是太不对了，绝对应该纠正和制止这种做法。中美两国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尽了足够的努力，有没有说，“等等，这简直是太过分了，不能接受”？

李琬琦：华人作家张纯如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美国华裔史录》，其中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如何利用黑死病来孤立在旧金山中国城的中国人。人们担心，像萨斯病这样的疾病和其它类似的借口又给某些人提供了歧视的基础，而感染这种流行病的人当中也有可能是曾经去过北京或者加拿大多伦多的白种人。我记得萨斯病的最后两个病例已经被证实是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那是两个曾经到过多伦多，并在当地医院探视病人的人。

康：是的。

穆杰夫：我觉得这次萨斯病危机体现出的种族歧视是非常不幸的，我也听说了这方面的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康原，你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有人感染和死于萨斯病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类悲剧。可是，对这个病的反应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其中大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中国一开始的处理方式感到愤怒。他们隐瞒病情的做法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使得人们心里有一种想法，我认为这就给种族歧视提供机会。另外，很多大公司为什么不像从前洪涝灾害时给中国大笔捐款呢？我觉得人们心里还有很多疑虑，怀疑他们捐的钱是不是会真正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

康：高德思，你住在香港，我们都在某个时候住在香港，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我想你们都参加过一些交易会，人们会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高：是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歧视绝不仅限于对中国人。今年5月我去美国和欧洲，人们对我的家乡香港的反应真是令人吃惊。他们先退后几步，然后再和我继续讲话。我觉得问题在于一个形象。美国人和欧洲人心目中的一个形象就是中国人戴着大口罩。

你刚才提到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更加主动，不光是采取步骤清理一些问题，而且要和美国等国的人们进行交流，让大家知道他们都在做什么。穆杰夫，你刚才提到对中国政府隐瞒事实的做法感到愤怒，这是很确切的。后来还有关于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报导，这也让人们觉得很不高兴。

康：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旧金山的美国白人和其它人种，令他们非常不高兴的就是当他们看到有关中国人吃那些动物的报导。这真是让他们不高兴的事。现在当局要关闭一些出售活猎物的市场，广州的一家已经关闭了。

李琬琦：总算是关了。谢天谢地。

康：我最后想向你们每一位提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萨斯危机如何改变了你本人在中国做生意、在香港居住的看法。我们四个人、包括我本人在内，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萨斯病有没有影响你的看法？你是不是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是你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的、可以克服的”？请高德思先说。

高：这些我们都考虑过，萨斯期间，我们全家人都是格外小心谨慎，注意洗手、注意卫生。不过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我只是感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学，有关政府尤其应该学。

康：好，李琬琦，你有没有改变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看法？

李：没有改变，因为我认为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在中国，就像高德思说的，这是我们要处理的危机之一。如果不是这个危机，可能会出现别的什么风险。在中国工作的人都明白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在对待这些风险的时候要灵活应变。我觉得这次危机的不寻常之处是引起了媒体的特殊注意。到现在为止，我心里还不清楚到底媒体的报导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不真实的。

康：另外，这些报导有多少能留在人们心目中？穆杰夫，这次萨斯病对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穆：我恐怕就不如他们两位那么乐观，虽说我和我的家人并没有马上要收拾行囊，在短期内和中期内也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可是，我得说，这次的整个经历让我觉得，香港又多了一个不能让人在那里健康居住的因素。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空气质量和饮水质量等环境问题，我也都过来了。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比如在政治问题上含糊不清，这些我也经历过了。但是，这次萨斯病突如其来，没有真正的医治办法，我本人可以做个冒险家、到各处去，估计危险到底有多严重。可是，当我看到我太太和孩子们，我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香港在5年内会不会再次受到一些严重疾病的打击？坦率地说，要是萨斯病真的再次出现，或是发生禽流感之类的疾病，我恐怕就要考虑买机票了。

康：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要长期在这个地区的，我已经打算九月份回香港。也许我可以再利用美国之音在香港的录音室做几个焦点透视节目。但是，同时我也会多加小心。我什么时候出门，到哪里去，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我得考虑到周围的人，这是通过这次萨斯病危机得到的教训之一。要是你到一个爆发严重疾病的地方，你回来以后，不管你是否喜欢，人们会在一段时间里对你的态度不一样。这是这次获得的一部分经验。

节目最后，谢谢三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焦点透视节目。我是主持人康原，在香港向您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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