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6日讯】前几个月以来，从上海、广东开始，中国的许多省、市地方政府开始设立了政府发言人制度，也就是由指定的政府官员定期面对媒体，阐述政府的政策、立场，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在国内的很多媒体和网站上，对于这个制度的设立都有正面的评论，基本上鼓励、赞赏，把它说为是从政府的传统政治的宣传职能到公关职能的一个转变。

确实，从形式上看，这一制度的建立，比起过去这些党政宣传部门要完全指定当地媒体报道什么、怎样报道的控制手法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从很多媒体的评论上，用公共关系来评价政府的这个发言人制度，在我看来，却不是很合适的。因为政府不是私人的企业，也不是象学校、研究机构这样有特定内容的团体，政府的管理是公众的事务，它和公众的关系，比如说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民的关系是服务和责任的关系，而不是产品和市场的关系，也不是任何一个研究机构或者教育机构跟外界的关系。用公众交流或者公众沟通的概念来形容政府发言人制度应有的职能，可能比公共关系要贴切得多。因为政府是有政府的职能，它需要服务公众。当然社会很复杂，不同的政策相应于不同阶层社会利益的团体，它会有不同的效果。而政府的功能常常就是在这不同的利益冲突之间，起到协调、影响的作用。而这既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不应当是一种产品的广告，而是和社会有一个交流、协商、互动的政治过程。

这里要有两个基本的要素，才可能使这种公共沟通成为可能。一个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换句话来说，就是言论和信息的自由。第二是政府本身的政策要有可缩性，公众意见应当有渠道传达给决策人，有制定政策、参与制定政策的机会，使得政策和民众有一个利益互动的过程。有了这两点的基本保证，政府的发言人制度才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公众沟通的机制，而不是旧的宣传，也不是所谓的公众关系。

如果从进一步来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发展已经开始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转变。而相应的政府职能，也要从一个专制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框架，向更加开放的、民主的管理市民社会的功能转变。

如果政府发言人制度的设立能够建立在新闻自由的扩大、政策和民意互动这样的基础上，那么，这就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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