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5日讯】鲍彤是全国人民所尊重的，是我们敬仰的师长。这里没有任何的不恭。向鲍师提这个问题自有其理由：我们先向活跃在对共产党的讨伐立场的先生们提出，问的是：你讨伐到正题了吗？言下之意是你正被共产旗下那些事实牵着鼻子走；

我们又向胡锦涛向共产党提出，直逼胡锦涛在：什么是共产党都还不知道的前提下，你怎么知道它可改不可改，能改不能改呢？共产党是鸡蛋还是在头蛋？

再向前改革的实施者提出，你所动的手是指向事实还是指向共产党的始根？因为胡赵改革反映了我们全民族的要求，“要求”并不=觉解。以上三种力量涵盖了整体的我们。

因为鲍师领导过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像在下这样的坚持打倒共产党的草芥派，或民主派里坚持改革的力量，或是鲍先生这样的竭诚呼吁民主的人士，还是胡锦涛、温家宝等共产党要人，都需要知解“什么是共产党”，这是非常之迫切的。而事实上这又是人人自觉熟悉到不能再熟悉，却又确实是并不知解的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各阶层，不同社会力量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全部心力企图攻克一个并不知是什么的问题。它会是什么前景？

在享受民主理念方面我中华民族其实已臻成熟，正是这个早该提上日程的问题没能提上日程，成为阻塞我们步入民主的瓶颈。这个问题无从绕过，面对江贼民那样的顽劣，阻挠，胡锦涛还是不得不再行提出改革；不改，已无道路。

我个人的立场是：中国的出路，只有推翻共产党这么一条！

对此，胡锦涛当然要待之以敌对势力。而我却并不把他当成敌人，连江泽民也不是敌人，我视江泽民为恶人坏人邪人妖人—-理由是：人是自然事实，自然里只有物性，不存在敌人。敌人，是我们心胸的错误运用，心是个别，谁的心也不具有用为判断标准的资格。胡锦涛的缺陷是：其智慧活动在共产党观念的惯性里，他虽是平民，人也正派，但若不发生理性上的省悟，他就跳不出惯性的束缚，其视野不会从狭隘的集团立场移转到道理的真假上来，也就找不出出路。他视我们为敌人，他就永远弄不懂“打倒共产党”其实只是理性上发生的一种反省，批判！并不是对人的。是从理性里把共产党这个观念清除。因此，无论要通过改革给共产党找出出路的胡锦涛，还是坚决要消除共产党的我等。都可以在不付诸实施（不必通过实践）的情况下通过求证来判定立场对不对，当不当。

虽说目标是敌对的，却都必须把“共产党是什么”当做知识来完成其真值求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理问题，不会因我的要打倒，胡锦涛的要捍卫，答案会有什么不同。它像“1+ 1=2”、像“内角之和为180度的平面图形是三角形”一样对什么立场都永恒不变。“共产党是什么”其真值回答不受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是一个纯粹的知识。

共产党所说的共产党，我们所谴责的共产党，都是只指事实的共产党。

可是，事实的共产党不是平白地从天降下从地冒出，它是由人建立的。人用什么，又是通过什么造出它来的？倘若人的心里没“共产党”这个观念，没有用来创立共产党的那些心灵材料，共产党能被造出来吗？这些材料做为心灵的观念其本身可靠吗？它既可被用来创立共产党，证明它有形态，有能量。那麽，如何对待共产党这个问题，只考察事实的共产党，不考察用来创立共产党的那些材料的确实性，就不可能对共产党的前途有正确的判断。也不会形成对它的恰当态度。

无论哪一方对“共产党”这个名称所含理义的理解，与它实际上所概括的理义是同一个吗？只有从纯粹真理的立场明白它是什么东西，才能确定对它所持的立场当不当，或者该取什么立场。

中国的实际不允许胡锦涛像江贼那样昏庸下去，楚歌八面，飞花处处——中国已处决疽溃痈的临界点上，快炸了！

胡锦涛非发动改革不可，他视为敌人的人也是炎黄子孙，也心急如焚的关心着他的路线、步骤。

鲍师是赵公寻求改革的大侠，狱后又高风亮节，坚持并积极影响着对民主的追求。既有当年的经验，又立足在今天，有原中委可以众望，又是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身处江湖，却言出风追，当然鲍公就有责任回顾已往，为今天这两个平民首脑提供告诫，贡献国家、民族。

本文是冲着胡锦涛改革的雄心而发，他说到当年胡公要政治改革却流了产这个前因。虽然是共产党内部的事，但共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并且，它影响的还是我们民族，胡锦涛一旦起步，其实践的后果还是由中华民族来承担。所以每一关心民族前途的分子，都有从民族理性这个全局上来检讨已往史的责任。胡公早去，赵公尚在，以他们的正直与善良所推动的政治改革失败了，酿成了八九民运大悲剧。如此善良正派的人，以如此的高位，而且也的确网络了一批英才，如此诚心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呢？

站在新的世纪，我们从那个改革里吸取到什么呢？鲍师当最有发言资格。

事情越是久远，过程环节在时光里删繁就减，留下的只是躯杆，我们越是能够只就着对轮廓的把握，更逼真地触及到我们在智慧运用上犯的是什么错误，更能把握它的本质。

我们能否对那段往史的本质做出这样的检讨呢？

虽然胡赵二公身在共产党宝塔之巅，虽然像鲍师等一批贤达竭诚要推动民主，但我们民族，整个共产主义体系，乃至人类的理性还只指向事实的共产党，而没有想到应去追问：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我们的整体理性还未达到：

凡人造事实，都不仅仅就是被造出的那个事实之本体，更为本质的是人用什么才能来造事实？

被造事实的好坏善恶只是表现，其根源并不在事实里，而深藏在那用来制造事实的材料里！若没有这些材料，中介，人类就根本没有理性，当然也谈不上创造任何事实。我们（包括邓小平、胡跃邦、赵紫阳、胡锦涛、以及反对派）纵然把事实的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也完不成对它的改革！因为共产党之邪之恶的原因并不在共产党人，不在事实的共产党里—-而存在在用来创立共产党的那些材料、原理里。

一切人造事实都只有使用理则才能被创造出来。

因此，我们就必须上升到对我们所使用的理则的批判上去。

我在这里阐明的是：一座桥梁或建筑在力学上的失衡，不是可能通过对桥梁、对建筑的修补而使它达到力学合理性的，图纸的错误不能用改革的方式获得校正。明智的立场只能重建。

这可以看出实践理性的局限性：从实践出发，不经历持久的碰壁，危机，乃至排解危机引出新的危机，这样一种传递，我们是不会触到这个问题的。价值理念的错误，不经历几代人是不能进入揭示的。

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胡赵二公，鲍师，及其整个智囊团队，能够回答“什么是共产党”吗？须知：你们是在那里设计国家、共产党的出路，还不知什么是共产党又怎么能判定它错在何处？改革何处？

老毛死到今天，我们民族付出了从肉身到心灵的屈辱，付出了子子孙孙赖以立足的资源、付出了我们人文始祖创立的文化、伦理崩溃的代价，我们收到了什么呢？民族的腐败！几经挣扎却没有前进。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没有去想我们（人类）是用什么构成了我们的能力的，我们牙根上就没思考用来构造我们能力的那些材料是对是错。—-这才是我们错误的根源。

八十多岁的中国共产党，从它的开山师爷陈独秀到今天的平民领袖胡锦涛，集全党的智慧也没能达到“什么是共产党”这个真知。我们怎么可能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呢？

共产党不是陈独秀、李达、张国涛、毛泽东……那十三条汉子像一合闸门电灯全亮了那样突然凑到上海去建党的。对共产党，他们得先有所闻、所思、所知，先形成心理要求，产生决心而后才往上海凑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早在他们的闻、思、知之前已经完成。他们的心与“共产党”只是种纳入关系，只是将“共产党”做为一个信号纳入意识，就像我们之进入屋子，大脑只是做为库房，输入了这个观念，并被这个观念所规定、所支配，被“共产党”这个观念牵着鼻子，或者从背后推着走。他们始终没把“共产党”做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完成求证：这观念固着着什么理义，一代宗师的陈独秀以及同代的戴季陶、陈公博、李达、李汉俊、毛泽东……都始终没能觉解。激情把他们推进了那个庙门，个人智慧还未来得及自省，做为理式的“共产党”就像金箍咒一样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了。他们来不及想到去求证它，就永远地丧失了求证的可能。

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着失业市民的苦难，无路可走的农民的处境，连连传来的拆迁自焚，共产党高层的无耻惨忍……血淋淋的事实把我们的心给牢牢地抓去了，全身心地投入了呼号呐喊，我们的智慧都附着在事实上了，哪里还有在知识上搞清它的机会。当年胡赵授命于危难，只顾着去拨乱，去排险，那还有机会反省自己所在的“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我想鲍师所受之命也是处理事务，找出出路，当年的体改办一类组织也就没有纯学术的研究。

政党的本质不是由人考虑出来的，它是天然的。从毛老人为始，就没有人去清理这层关系，我们始终都确认政党是人建立的，这就让用来组建政党的那些材料漏网在我们的批判之外。

今天的世界是个什么局面呢？十五个共产党国家已垮掉十一个，共产的顽固性其实就只存在在我们一国，这个国太大，人又太多，它躺倒坐着站着歪着邪着都不会倾倒。这两个条件，使它即使在意识形态完全崩溃，政权瘫痪的情况下，仍可以靠惯性维持很久，一个垮了的大厦与没垮一样大，一样重！且，“六四”太血腥，不容易跳出它的恐怖。这样，国际共运史的遗产总结就与中国向人类价值的回归相同步，苏联已走出去了，回答“什么是共产党”这一人类理性的反省便只能由我们来承担。

我很猛浪地向鲍师，向林牧、吴江、胡绩伟、严家其、院铭、吴国光、苏绍智、郭罗基……等等贤达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些强人之难之嫌。在我这样做之前已踌躇惭颜很久，但没有办法，诸位先生不来发生这个思考，这担子扔给谁去？中国的形势又紧迫地需要这个回答。你们都是思考者，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就有这个义务。倘若你们用回答了这个问题的立场，再来包含你们目前的文章、时评，其观点能否一样呢？假如在你们的带动下，许多许许的人都发生了这种方式的思考，还愁没有出路吗？我们思维的纵横交错会构造出一个什么样的辐射场呢？会发酵出什今样的思维流变呢？请诸位能考虑这一请求。在下为莽撞致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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