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5日讯】“至圣先师”,孔子也。“至圣”二字,首见于《中庸》。《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名伋),为宏扬其祖孔子之圣德而作。至宋朝朱熹,将此书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中庸右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貊”音“莫”。“蛮貊”古时北方的一个种族名)
中国自汉朝以来,皆尊奉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加谥为“元圣文宣王”。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谥“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题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故“至圣”二字,为孔子谥号也。(“谥”音是。古时人死后,根据其生时之行为事迹,为之立号,有劝善彰德之用)。
距今约两千七百余年前,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亦是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先世,是春秋时代宋国贵族的一支,只因宋国内乱,才迁至鲁,(“宋”,今河南省商丘县,“鲁”今山东省曲阜地方。“阜”音“父”)。
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音合),曾在鲁国从军,立下战功,当了小官。他的元配施氏,连生九胎千金,却无一子。后来,叔梁纥续纳一妾,虽生一男,却足有残疾,又天性愚钝。孔父望子心切,年六十余,又纳一小妾颜氏,盼能生得贵子。
一日夜里,颜氏梦见天神驾着祥云,喃喃语道:“祷尼丘得贵子,继襄周而素王,择空桑为产地。”颜氏自梦中惊醒,半信半疑。次日,她即与叔梁纥,前往附近之尼丘山,在那祈祷,请得贵子。不久,颜氏果真有了身孕,随即迁出前后植满桑树之故宅,搬至杂树丛生之南山。(“素王”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者)。
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公元前551年),鲁国昌平乡一带,(今山东省曲阜附近),烈日当空,久旱不雨,只晒得山崩地裂,树枯草黄。到了八月二十七日正午,忽地乌云密布,疾风骤起,雷电交加,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南山附近一处杂树遮蔽之山洞内,传出新生婴儿之哭声,叔梁纥终于得了一子。
此子天庭饱满,头部中间低,四周高,颇似尼丘山之形状,故孔父为他取名叫“丘”,又因孔丘在儿子中排行第二,故取“字”为“仲尼”。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但他智慧过人,胸怀大志。从小就喜欢到大庙去玩。他对大庙中,奉行周朝之各种典章制度,文化知识,都仔细察记,若有不懂之处,则随时向人请教。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由于孔子发奋读书,勤勉好学,当他十七岁时,即以“知礼”而闻名。(“大”音“太”。“大庙”,天子祖庙之称)。
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意思是:“在只有十户人住的地方,必定有与我一样忠信的人,但是都比不上我这么好学”。
孔子曾跟郯子学习古代的官制。向老子学习礼仪与制度。随苌弘学音乐,跟师襄学弹琴。孔子的好学精神,使他几乎无所不学,也无一定的老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由于他的虚心求教,很快的,孔子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人。(“郯”音“谈”。“苌”音“肠”)。
孔子年青时,做了鲁国的委吏,主管仓廪,负责验收百姓缴来的租谷,然后存放入仓库。后调任司职吏,担任牧场监督喂牛羊的工作,亦做过丧事的吹鼓手。由于他曾任委吏,所以很能了解百姓之痛苦,奠定他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们称他为“长人”,觉得他与众人不相同。
春秋时代,东周王室衰弱,王畿狭小,经济穷困。诸侯之声势驾临其上,周天子形同傀儡。他们分裂割据,彼此争斗,造成国家社会,礼崩乐坏。君王不似君王,臣子不似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孔子眼见天下纷乱,一心想要推行“仁政”,以“礼与乐”来教化百姓,匡时救弊,整治乱世。
孔子居鲁期间,曾想振兴鲁国,却遭致失败,于是他转而周游列国,带了学生,乘坐牛车,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宣扬他的政治理想。
孔子曾到“周、齐、卫、曹、陈、蔡、宋、叶、楚”等国,四处游说,盼望能遇到英明之君主,接受他的政治主张。然而十四年间,饱受“嘲讽、轻蔑、包围、惊吓、断粮、饥饿、受困”等灾难。
有一次,孔子到了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县),与弟子们走散了。于是他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等候。郑国有人对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旁站了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狈得像只丧家之犬”。子贡把话转告孔子,孔子很同意的说:“这个人形容我的相貌,倒无关紧要,至于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真是一点不错呀!”。孔子历经颠沛流离之苦,终于无功而返。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他被尊为国老,鲁国君臣经常向他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的学生如:仲弓、子游、子夏,纷纷出来做官,依照孔子的政治理想去实施。
这时孔子集中精力,整理旧有的古籍。他着手删订“诗、书、礼、乐、易”并将鲁国史官所记之《春秋》加以删修,编成中国第一部纪年体的史书,作为教材,合称“六经”。孔子的门生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有一天,孔子对子贡说:“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中间,受人祭拜,我怕就要死了”。过了七天,四月己丑日,孔子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鲁国人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此称该处为“孔里”。鲁国世代相传,每年定时至孔子墓前祭拜。后来,又将孔子住屋改成“孔庙”,收藏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籍等物,供人瞻仰,历时二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说是对教育的建树。教育是他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改善社会(淑世)是他的理想。他曾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以为,人与人之间的本性相差不远,但是,受教育的程度,与生活环境有异,才使人的差距增大。
孔子三十岁左右,首开私人兴学之风气,他是以私人身份,担任教师的第一人。孔子首倡“有教无类”的作法。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肯送上十条干肉做学费的人,不问其出身是贫富贵贱,智愚,贤或不肖,一律可以当孔子的学生。这对在专制时代,受教育是贵族的权力的限制,是种前所未有的创见,广开了平等受教之大门。
除了“有教无类”,孔子并依照学生之才智,性格,资质,来“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孔子对教育的看法,是将学生教养成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首重“行为道德的教育”。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孔子以为,一个人如果能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谨慎且诚信地处世,以仁爱忠恕待人”,这些德行都做好了,还有剩余的时间,才学“诗、书、礼、乐”与“典章制度”。所以教育的顺序是“先进德,然后修业,再出来为国家社会服务”。
孔子对学习的看法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音愧),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不愤,不启。不悱(音匪),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等等。
所以“学习”之后一定要复习,始可达到“温故知新”之效果,学的人才会觉得有成就,有快乐。然而“学习”与“思考”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否则光学习而不思考,会造成迷惘,茫然无所得。而光思考而不学习,有时会想错,就会危疑不定。所以孔子勉励人要加强学习新知,同时不要忘记旧学。
孔子藉用积土成山,填平洼地为比喻,说明为学的成与败,操诸在己,宜持之以恒,往前努力不懈。他认为“教与学”是双向的,是互动的。学生要自动自发,配合教师的启导,才能达到“教与学”的效果,事半而功倍,所以孔子说:“学生要是想求通而未通,做老师的才去启示他。学生要是想说又说不出来,做老师的才去开导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再教导他了”。
孔子说:“从前的人求学问,是为了充实自己。现在的人求学问,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才去学习”。此外,孔子还说:当学生接受教导时,“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才是真知呀!”
至于孔子对“孝道”的看法,行诸数千年后,依然掷地有声,经得起考验。“子游问孝。子曰:今孝者,是谓能养(音样),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音四),先生馔(音撰),曾(音憎)是以为孝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等。(均见《论语‧为政篇》)
孔子认为:“孝”除了应做到口体之奉养,更应尽到内心的“虔敬”。否则,不以恭敬之心来奉养父母,那么,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区别呢?其次,孝亲要“脸色和悦”,要曲意顺从父母的旨意。否则,仅代父母做些操劳的服务,仅做到口体之奉养是不够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孝呢?此外,子女对父母在世时之奉养,与死后葬与祭之事,都应合乎礼制。而做子女的人,应该保重身体,免得使父母担忧,也是“孝”的一种。由此可知,实践孝道,是各有不同的层次的。
但敬事父母,并不是盲从的。孔子说:“事父母,几(音机)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思是,事奉父母,遇到父母有过失时,要低声委婉地劝说,见父母并不接纳劝告时,做子女的态度还是要恭敬,不可违抗。虽是为此操心忧虑,但对父母不生怨恨。此外,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方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等。(均见《论语‧里仁》)
至于怎样才能为师呢?孔子认为,为人师者应:“博学于文,约文以礼”,(《论语‧雍也》)。为师者能博学于典籍,循守礼法,就不会背离正道,“以身作则”为学生榜样,学生才能“尊师重道”。此外,必须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论语‧雍也》),然后要“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由此可知,为师者,必须不断进修学习新知,又不忘温习旧学,始能不断成长进步,教导学生时,才能“教学相长”,不至“误人子弟”,达到“春风化雨”的目的。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种项目教导学生。(《论语‧述而》)。他认为,学习与修养的层次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凡能遵守道德的规范,不离开仁爱、忠信、孝悌、礼让的宗旨,然后再涵泳于“六艺”的学习。因此,唐朝的古文学家韩愈,在他写的文章《师说》里,就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达圣贤之道,为教师的首项要务。其次才是传授知识,解除学生的疑惑。
孔子平常总是衣冠整齐而合宜。他态度和蔼中带着严肃,有威仪却不凶猛,举止恭敬而安祥。“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生活简朴,视不义之富与贵如浮云。“(音工)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平常,孔子谨言慎行,好像不善言辞般,但到了宗庙朝廷,遇到该发言时,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些诙谐。
他举止进退合乎礼节,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对于不合于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动。孔子喜好音乐,“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常与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一定请人再唱一遍,自己仔细体会之后,再跟着别人一起唱。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刚健正直,果敢坚忍,性情质朴,口才迟钝”,都是近于仁德之人。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对于那些专门说着逢迎动听的话,装着和颜悦色的人,认为都是虚假不仁之人。
真正的“仁”,孔子认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凡事“自己能立了,也要使人能立。自己能达了,也要使人能达”,是能为他人着想的。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喜欢的,也不应该加到别人的身上”。遇到逆境与困苦时,真正的“仁”者,是不会改变一己的志节的。假如能够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老年人得到奉养,朋友之间相互信赖,少年人能得到抚育关怀”,那就是达到孔子的志愿了。
孔子积极的人生观,可从他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看出来。(《论语‧述而》)。子曰:“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雕(音凋)也”。子曰:“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均见《论语‧子罕》)。由于孔子对政治、社会、伦理、教育、文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其天生悲天悯人的胸怀,孔子才能在春秋时代混乱的局势中,以“不忧、不惧、不惑”的态度,面对现实,来表现“大智、大仁、大勇”的积极济世的人生态度。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将孔子与学生及当时的人,有关“做人、求学、为政、施政、文学”等言论,与相互应对的话记录下来,是一本语录体的散文集,共有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叫做《论语》。《论语》的言辞简洁精练,内容博大精深,风格温柔敦厚,充满睿智先见。
后来的人,从研读《论语》这部书中,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了解到孔子博大恢宏的思想与胸襟,与其卓越的智慧与人格,以及人生应有之修养与责任,进而形成一套“经世济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思想,都产生了极长远的影响。
孔子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将他的思想见解,流传数千年之久。自天子王侯,以至学者百姓,凡是研究中国“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话,作为最高的衡断标准,孔子维系世道人心的丰功伟业,使中华民族的道统,赖以不堕,真可谓是最圣明的人了。
所以,后世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行,可作为千秋万世教师的模范,因此,又称孔子为“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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