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改革派应首先为自己“松绑”

更新 2003-10-01 2:04 PM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内容提要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悲剧，这就是中共改革派的悲剧。他们至今还被名为“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绑得死死的，被这个无形的教条禁锢得动弹不得。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地偷运资本主义，却不敢名正言顺地走资本主义之路，只能用“不争论”来回避毛派小农社会主义的理论挑战，却不敢正本清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直气壮地大干资本主义。中国改革的不彻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改革派本身的理论不彻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再搁浅，就在于哪怕是最激进、最前卫的中共改革派，都至今未能在理论上找到其改革的方向。诚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许还有一个既得利益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来到世间就是干社会主义的！”来到世间，来到哪个世间？是来到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间，还是来到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封建王国世间？难道共产党人面对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世间”、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历史使命竟会是一摸一样？难道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竟然可以不以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为前提？

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是沙皇型的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则是秦始皇型的社会主义。而两者，都统属封建社会主义。邓牌社会主义，较之毛牌社会主义，其封建性有所弱化，但封建社会主义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尽管两者矛盾重重，甚至有时势不两立，但在维护党权至上、维护一元化等级结构这一点上，双方均毫无二致。毛牌社会主义是民粹型的封建社会主义；邓牌社会主义则是贵族型的封建社会主义。前者带给中国的是普遍的匮乏；后者带给中国的则是普遍的腐败。和中国历代造反农民并无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从而最终都走向皇权一样，从农民战争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它真正的党魂不过是不穿皇袍的皇权而已。曾经是何等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与轮回，其原因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在中国，既然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无从产生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在当代中国，谁要大反资本主义，就只能走向封建皇权主义，就只能导致专制独裁的大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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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了，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之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却见仁见智；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中国应当走市场经济之路了，但是，对是否走宪政民主之路的认识却仍然举棋不定。

经过二十多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攀升，其发言权也大为加强。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大可不必了呢？

否！

（一）

我们知道，改变中国面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启动于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局之后。正是该巨变，中止了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奉行的小农空想社会主义政治路线，亦即中共自己定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从而为日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上扫清了障碍。不过，与其说中国的这条经济体制改革路线是那场政治巨变的产物，倒毋宁说推翻“四人帮”的政变，乃是这条路线的一个必然归宿，是它在受到近三十年强力压制之后的蓄势待发、一举成功罢了。

那么，这条推行市场经济的政治路线起于何时呢？它又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呢？

其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条路线几乎与中共建政同时或更早，其发端甚至可以溯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现在回过头去看，尽管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总体上有着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痕迹，有着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其中，最大的败笔，就是它完全忽略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必然性，但是，当时中共从自身的严酷生存环境中，至少还是直觉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落后的中国还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他的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民主主义论。按照毛泽东设想，在新民主主义模式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联合政府的民主宪政体制，将会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空间。而中共，当时也正是高举着这面新民主主义亦即资本主义的大旗，才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进而战胜国民党的。

如果中共真能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即走“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路子，那么，今天中国的面貌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国内战争排山倒海般的胜利，给毛泽东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共可以像打败蒋介石那样去打败资本主义。内战的硝烟刚一停息，毛泽东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要迫不及待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了。于是，中共党内便爆发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争论。正是这个争论，贯穿于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近三十年历次党内斗争。对此，毛泽东将其定义为两条道路之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尽管开始它只是表现为反“小脚女人”和“反冒进”这样非常具体的经济政策争议。此后，它经历了“反右”（彻底抛弃民主宪政），刮“共产风”（彻底摧毁市场经济），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乃至“七千人大会”后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复苏，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教”大反走资派，一路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司令部的殊死较量。

从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其方针将导致何种后果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极其敏锐、甚至是自觉和清醒的。所以，他要反潮流，要大反资本主义潮流。至于他是站在历史的那一端反对资本主义，他就不那么自觉了。而他的政敌们，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彭德怀，或许还有周恩来，尽管其“务实”的路线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可走，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真有走这条必由之路的自觉性。

（二）

好吧，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共产党人及其战友是怎样说的吧：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在这里，哪有一丝一毫的共产党人可以脱离历史、脱离国情、脱离生产力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而用政权强制力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加以抹掉或跳过的意义呢？哪有一丝一毫的共产党人可以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度硬干一个“社会主义”的道理呢？

毫无疑问，人类在其变革自然又同时变革社会的历程中，受着相同规律的制约。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当代，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国度内推进资本主义，是走历史必由之路，完全符合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相反，它若抵制资本主义，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符合的只是斯大林版的“马列主义”了。

（三）

资产阶级文明是一切封建专制文明的天敌。今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挟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之雷霆万钧之力，将社会化生产力推向全世界，从而掀起了其深度和广度均无以伦比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商品经济的普及，随市场化的经济基础所自然而然带动的契约精神、人权意识、权利平等、人身解放、多元竞争、司法独立、宪政民主……之一系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政治结构和伦理价值，也正一天天地敲击着中国那厚重的紫禁城大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资产阶级文明今天在东方、在中国，不但并未丧失其先进性和革命性，而且面对东方那积淀深厚的封建文明，它仍然发挥着摧枯拉朽的解构功能。

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要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今天的苦难，其源盖出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旗帜鲜明地强调，“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旗帜鲜明地抨击致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化发展的中共封建社会主义；要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中国全面健康地发展资本主义。

诚然。我们所说的走历史必由之路，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一定得将早期资本主义盲目发展所走过的弯路统统重新经历一遍；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直接参照当代资本主义文明那业已含有相当比重的社会主义因素之制度成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中共自身的传统，包括早年共产党人那匡正时弊的人道关怀和毛泽东时代那些带有民粹色彩的某些遗产，也不是不可以在新的历史阶段加以扬弃地赋予新的意义。对自由、平等、人道、公正等的追求，一直是人类延绵不绝的一个梦，这个梦以各种文化的形式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史。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仅正视这一点，而且更力求将人类的美好理想逐步实现于走历史必由之路的过程中。历史不会走回头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正题、反题之后，一定能为自己找到历史合题的新篇章。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已迫在眉睫、呼之欲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所谓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它也决不是什么修改宪法条文的修宪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应当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是继续坚守腐朽没落的一元化封建社会主义，还是发展新兴、进步、革命、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一句话，它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要解决作为宪法灵魂的立宪精神问题。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那君临一切的巨大权力，都挡不住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必然性，如果说，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定成功，就成功在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铁的历史必然性上，那么，在今天，又有谁能挡得住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一铁的必然性？又有谁能挡得住中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将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铁的必然性？其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非改不可、中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就像当年毛泽东时代对商品经济呼声不绝一样——的全部依据，就正在这里。

总而言之，以皇权或变相皇权为轴心的一元化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已经大大落后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已飞速发展的市场化经济基础。如果说，即使中共务实派的稍许调整生产关系，都是在屡屡失败之后不得不借助于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为杠杆，那么，难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再搁浅，便意味着中国又到了一个非要借助于这类杠杆才能突破政治瓶颈不可的历史性时刻了吗？

《中国之路》十、一社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