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一

我生长在一个非常“革命”的家庭。母亲是烈士遗孤，父亲是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从小，大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学习又好，又懂事，和那些纨裤子弟不一样。当别的父母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到处求人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成绩上了重点中学，又升入大学，让父母很是骄傲。

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母亲是靠政府的资助上的大学，而父亲是因为当兵而走出了农村。所以对共产党真是感恩戴德，认为它就是“伟光正”，从没怀疑过它，哪怕是这种念头都没有。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在军营里生活，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非常要求进步。在中学里，我是班上第一批入的团。到了高三，有同学因为是干部而且学习又好入了党的时候，我也想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觉得党的要求可能较高，暂时还达不到，才作罢。当时，我还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像中共党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等。对军人，特别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特别崇拜，因为他们既能宣传鼓动，又能身先士卒。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军校。

在军校里，第一学期我考了班上的第五名，教导员找我谈话，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当时，我总觉得自己离党的要求还远，想先不写，等够条件了再写。假期回家的时候，就跟父亲谈了此事，父亲说，让你写你就写吧。但是当时党内已经开始腐败，不正之风开始盛行。所以，我不想随随便便地入党，不想让别人也把我看成是投机一族。但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重温了先烈们的故事，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表达了自己非常纯正的动机。当我读着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感动了，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并没有第一批入党。第一批是在中学就写了申请书，到大学又当了干部的人。当时，我想，第二批应该没问题，因为队长都说我的思想可以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了。但是，第二批还没有我。因为，学生入党是有比例的，而且还要考虑男女平衡，班级平衡等很多其他的条件。因为我所在的班有一个女干部要入党，她父亲是另外一个系的系主任，所以就让我等下一批了。这个小挫折没难住我，我把它当作对我的一个考验，弄的队长在给我解释原因的时候很尴尬，因为在我的觉悟面前，他的觉悟实在太低。后来，我终于入了党，但是在此过程中我所见所闻的丑陋现象，使我在看到大红喜报的时候，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激情，甚至都不觉得太激动。

那个时候，六四事件已经发生了。由于军校的环境与外面很闭塞，六四期间又严禁地方大学生与我们接触，所以，我完全接受了电视上宣传的那一套，认同了“反革命暴乱”的决定。当看到有士兵被烧死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份，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党一边。同学们虽然有些争论，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家在北京的同学父母大都是军队高级干部，所以，假期回来时也没给我们带来六四真实的情况。当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又投入到学习和其他的方面去了，六四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远去了，时间久了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了。

二

大学毕业以后，我按部就班地被分配到一个军队部门工作，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因为，单位里知识分子比较多，没有政工干部那么多手腕，所以相处比较愉快。虽然我看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特别是由于父亲的关系，看到了很多跑官、要官的丑陋现象，但是我一直坚信党的主体是好的，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在单位里好好地干下去，不断地升职，然后转业到地方，过一个安稳而平淡的生活。

但是，我骨子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虽然父母、领导和同事都认为我很听话，那是因为，我接受了他们的规则，自觉地遵守了。但我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我很独立，特别想有独立的思想，特别想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在一次外出旅行中，看着广阔的自然界，我突然想应该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回来后，就准备考研，并最终考上了全国一所著名的高校。

那一段时间是我在精神上的快乐时光。我可以自由地选听自己想听的课，经常到大讲堂听讲座，甚至还按照自己的兴趣参加了学生的社团活动。那段时光快乐而杂乱，虽然听了很多的讲座，接触了很多的思潮，但都没有一个能真正吸引我，能真正给我指出人生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以及为什么要那样走。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了一群炼法轮功的人。

在此之前，我听说过法轮功并读过一遍《转法轮》，书中有些话真是写到了我的心里，使我很感兴趣。所以，在校园里看到有人炼法轮功的时候，惊喜之余，我立刻学了动作，并开始和他们一起读书。那是我第二遍读《转法轮》，正是那一遍的通读，使我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因为，在读那一遍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是新的，好像我从未读过。这种现象太惊奇了，书中的内涵真得是很深，我决定要不断地读下去。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修炼。

那段时光真是身心愉悦，不仅精神轻松、精力充沛，而且身体也感觉轻飘飘的。炼功之余，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谈谈心得，那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就像找到了知己一样幸福。繁重的学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给我压力了，我不仅能轻松地完成，还完成得很好。我发现这种现象不光我自己有，和我一起炼功的同学们都有。我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在班上都名列前矛，好几人还是第一名。原来学习不好的成绩也提高了，到毕业的时候还达到了保送研究生的标准，被保送去了中科院。而且，在学校搞的文明卫生宿舍评比中，我们这些修炼的同学所在的宿舍都被评上了。连续几次评比都是这样。

随着我的身心受益，我开始向亲朋好友们介绍法轮功，也开始参加大型的集体炼功，去听心得交流会，不断地被感动着，也不断地体悟到大法的美好。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三

1999年425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上访。我到俯右街的时候，人还不是太多，已经有不少的公安人员在那儿了。开始，我们是站在中南海的围墙下，后来，公安人员让我们到马路对面去，我们就过去了。很快，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自觉地平和地站着，既没有人大声喧哗，也没有人乱走乱动，因为我们就是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情况的。后来，我看到一队同修被公安人员领着从我面前走过，向南去了。不一会儿，另一队同修被公安人员领着从我面前走过，向北去了。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奇怪，不知是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对中南海的包围，就可以被扣上“围攻”的帽子了。

425事件算是和平解决了。我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也没往那方面去想。“五一”回家的时候，父亲因为这个问题第一次与我发生了争吵。他提起了“文革”，说起了“文革”中，一个家庭因为政见不同而家破人亡，说到伤心处还流下了眼泪。我听了很不理解。我就是炼炼功，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个好人。炼功就一定是一种“政见”吗？我怎么“政见”不同了？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啊！委屈的我最后和父亲一起哭了起来。哭完以后，父亲没有再说我，只是告诉我不能跟别人提起425的事；若有熟人问起，不能说真话；若有叔叔、伯伯批评我，只能听着，不许讲话。我没听他的。在一个相熟的叔叔问起我的时候，我实话实说了。使我惊异的是，这个按父亲的说法可能会批评我的叔叔却说，他们下属单位有个人，以前喜欢争名夺利，弄的一身病；炼了法轮功以后，不仅身体好了，还不争名夺利了。这番话使我相信，党内还是有很多人了解并支持法轮功的，包括高级干部。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会那样对我，完全是因为他得到了某些消息，为我的安全担心的缘故。

回学校以后，有同学提醒我要注意共产党的报复，并讲了他见到的六四真相。但当时我对共产党很信任，觉得人民的党不会干那种事，因此虽然后来好几个人都跟我讲过六四的事实真相，我仍然无法从内心里相信六四是残酷和血腥的，也无法相信党会对我们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

但是，情况渐渐地不对头了，我们在炼功时遇到的干扰越来越多，有时还有公安人员在监视，有的来学功的人还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似乎在挑衅。这些事情我都没往心里去，总认为是政府部门的某些人对我们还不了解，那就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来了解好了。

721那天，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的信访局。但是，那一天的情况就和425不一样了。一队队的防暴警察坐着车来了，还有武警，来的人比我们上访的人还多。在等待的过程中，有的武警战士告诉我们，自从425以后，他们就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为了今天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果然，过了没多久，武警们就围了上来，把我们挤到角落里，然后强迫我们上车。上车后，把我们拉到了丰台体育场，有的同修则被拉到了朝阳体育场。到体育场一看，那儿已经有好几万人了。一群城管人员让我们分片坐在地上的警戒圈内，不许讲话。警戒圈外，站了一圈武警；公安人员则四处巡逻；还有人拿着照相机对着我们拍照。城管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我们三天了。虽然，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大家都很平和，没有与他们发生冲突。到了中午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公安和城管都躲到了车里，武警战士则在雨中淋着。这时，带着伞和雨衣的同修们纷纷把伞和雨衣给了武警战士，而自己却在雨中淋着。看着这感人的一幕，很多人鼓起了掌。最后，带队的干部让战士们到看台下躲雨去了，不再围着我们了。

到了五六点钟的时候，有人喊话，让我们离开，不离开的后果自负。因为没有人接待过我们，也没有人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大家都不离开。这时，城管开始粗暴地对待我们，又拖、又拉、又打，强行让我们上车。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被打伤了，有些人被抓走了。我和周围的人上了车以后，被带到了安定门小学。那儿有一些公安人员在等着我们，据说，从早到晚，他们已经接过好几批了，一直没闲着。到了教室以后，有个警察宣布，让我们填一张表，不填的不能走。大多数人都没填，有填好的就问填好了可以走了吧？警察说可以走了，我们就都走了。快走到门口的时候，里面有人追了出来，喊外面的警察快关门，不要让我们走。结果，没人听他的，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

722那天，我又去了信访局。刚到去信访局的路口时，就被警察拦住了，问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他说那就得上车。我就上了车，一看，车上已经有很多人了。到差不多快坐满的时候，就开车了。这回，把我们这车人拉到了朝阳区的一个乡政府（后来知道那一带可能是红磨房乡）。到了乡政府以后，把我们关到了礼堂里，门口由一个班的武警把守。礼堂里面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警察看着我们。开始，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你们违法了，要接受处理。有学员问怎么违法了？他就说，你们围攻政府机关，不听劝阻，所以要强行把你们拉到这儿来接受处理。我们就说，我们怎么围攻了？警察让我们上车我们就上车了，根本没有人反抗，怎么是不听劝阻呢？后来，他自觉无理就下去了。然后，又是让我们填表。这次表里加上了什么时候开始炼的、为什么炼等内容。大家在填的过程中给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讲自己身心受益的情况，把工作人员都感动了。有个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说，你们的功法太好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你们。但是，她很快被喊了出去，受到了领导的警告。这次填表的时候，有几个人没填。工作人员一看收上去的表不对数，就来回查对，搞了三次才算完。到了下午，他们打开电视，说有重要新闻让我们收看。看着那样的新闻，大家都很难受。一想起师父那么好的人被诬陷，很多人都哭了起来。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低着头哭。看完以后，警察还想再让我们看一遍新闻的录像，大家一致反对。结果，刚放了一点，电视机就坏了，修了半天也没修好，让我们再看一遍的企图只好作罢。僵持了一会儿以后，警察让我们谈谈感想。大家纷纷站起来讲自己身心受益的情况，越讲越激动。警察一看形势不妙，就不许我们讲了。谁想站起来讲，就被带到别的屋里去了。又僵持了一会儿以后，警察说，你们走吧，不走的就要处理了。

本来723我还想去信访局的，但是家里人不放心，大老远地赶来了，为了陪他们，我就没有再去。

从那以后，报纸和电视就开始了连篇累牍地轰炸，一时间掀起了批判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我差一点就被迷惑了。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甚至想是否应该放弃修炼法轮功。但是，回家后当我看到《人民日报》一整版的批判文章，看到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的批判的时候，我猛醒了。因为，他们所批判的东西根本不是书上的原话，也不是书上的原意，他们竟然在歪曲和拼造。如果这种档次的批判都是这种水平，那不正说明法轮功是好的吗？！一瞬间，浮动的心平静了下来。从那以后，越看批判文章，我越是从中看到了法轮功的正、法轮功的好，因而也就越坚定自己修炼的决心。

到了425事件快一周年的时候，我也走上了天安门，打开了代表我心声的横幅：法轮大法好。横幅展开不到一分钟，就有个穿便衣的人疯狂地跑了过来，一把扯下横幅，揪着我的头发，将我交给一个武警战士。随后，我被带到了广场边上的天安门分局，那里已经关了很多同修。我们排着队，依次被带到各个房间里讯问。问我的警察对法轮功很了解，说自己是迫于上级的压力，不得已才这样做，希望我们能理解他。问完以后，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大铁笼里，等着被各单位、各地区或片警带走。我最终被闻讯赶来的单位的同事带回了单位。

四

刚回到单位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党员做了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因为，党是提倡讲真话的，是要求实事求是的，而且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肯定会为民作主。如果政府不了解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去反映情况，让他们了解嘛。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打破了我的幻想，使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党的认识。

单位领导宣布对我进行双规，当时的情形真是又可笑又恍惚，似乎我很熟悉的同事、能谈得来的同事一下子变了，变得那么陌生。而我好像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了一个“阶级敌人”。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斗争”的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刹那间，我曾经读过的书上描写的“文革”中的场景浮上心头。我总认为“文革”离我很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发生了。而且“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荒唐，既可笑又可悲。但是，这荒唐的一切现在又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发生在一个对党非常忠诚、从没有什么政治企图的人身上。好几天我才缓过劲来，认识到这就是现实。

单位里来给我做工作的同事和领导都是我很熟悉的，私交也不错。他们都被迫放下手头的事情来做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写检讨，他们就必须继续做工作，直到我写了为止，而且此事还会连累他们的年终评奖。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所以坚持不写。当时，我已经怀孕了，家人很着急，想让我赶快回家。但是，我不写检讨就不能回去。后来，单位领导就拿此事来要挟我，说不写就强制堕胎。我问他为什么？他强词夺理地说，是根据军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定中的某个条款。最终，为了不连累同事，我写了检讨。写完检讨，他们就进一步了，要我写揭批材料。我说批不出来，他们就找了范本，暗示我可以抄。我不愿意批，而不批又不行，就只好写些模棱两可的话，并把自己真正的意思隐含在其中。这一切做过去以后，单位给了我一个开除党籍、转业处理的处分决定，让我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曾经的一句话还让我的一位好朋友遭受了抄家的待遇。那是刚回单位的时候，我想他们对法轮功都有了解，而且又是同事，不会对我怎么样。我就告诉看我的一个同事，让她帮我到那个好朋友那里把我送她的《转法轮》拿来。没想到，她向上级汇报了。结果，我的好朋友被抄了家。她并不炼，书也找不到了，但这成了她的罪状，使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以后她再和我说话的时候，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人误解。

这些事情极大地刺激了我。我无法理解，一个平时笑咪咪的领导在压力下竟会张开血盆大口，要强制结束一个胎儿的生命。为了达到目的那么地不择手段！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时候，良心何在？而很尊重我的同事会为了遵守所谓的纪律，而向领导报告我讲给她的话，使我的朋友被抄家。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时候，想没想过，那个人是曾经和她同居一室的同事啊？！这就是“政治斗争”吗？就像那个领导说的，“政治斗争就是残酷的、流血的”？可我到底做了什么，他们一定要这样地对待我？我争权夺利了吗？没有。相反，我总是把评奖的机会让给别人。上上下下都说我根本不像个干部子女。我反党了吗？没有。我只是对一个错误的决定反映自己的意见，之所以采取那种方式反映，是因为正常的渠道根本行不通，信访办已等同于公安局了。而且就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为什么要牵连我的朋友和同事呢？！甚至如果我始终不妥协，我的单位都会整个跟着遭殃，株连都会株连到整个单位！

五

我为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感到悲哀。这时，我想起了六四，明白了那血腥的一幕确实真实地发生过，而现在仍在继续着，只不过是被层层掩盖着，不为人知地默默地发生着。从“文革”到六四，从六四到对法轮功的镇压，凡是被扣上“政治斗争”的帽子的事情，都充满着残暴和血腥！

我反思着。

曾经以堕胎相威胁的那个领导最后对我说，他对我是善的。因为他没有开除我的军籍，给我留了条路。善恶难道是人来衡量的吗？说你善你就善，不善也善；说你不善就不善，善也不善？

那个去告密的女孩的父亲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按说她应该会痛恨这种告密的行为，而她却去告密，使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抄家。为什么？

单位的同事说我太单纯了，又一直一帆风顺的，从来没有被人侵害过合法权益，所以才会去干那种“傻”事。难道单纯一点不好？非得整天勾心斗角的才幸福？个人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侵害，那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有个长者对我说，现在是个善恶美丑颠倒的世界。可是，他刚开始对法轮功的真相也是排斥的。按说，他既然认为现在一切都颠倒了，那么遭受迫害的就应该是好的啊！他就应该想一想迫害我们是为了什么，也许我们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而且善恶美丑为什么会颠倒了呢？

我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一个农村的孩子现在当了营长，知足吧；另一个同学对我说，从大山里走出来，成了博士，得感谢党。我不明白，老百姓养着政府，是让他们干什么的？他们不应该为百姓谋福利吗？他们不应该好好执政，使国富民强吗？他们应该干的事情为什么却成了对老百姓的恩惠？老百姓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父亲他们老乡聚会，也带我去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说起了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如何的艰苦，没有笔和本，就用青石板当本子，天天拿布包着去上学。有个叔叔说，我给我儿子讲这些事情，他问那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我说，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就是新社会。是啊，为什么解放好多年了，他们还曾经过着比旧社会还苦的日子？

在这期间，电视连续剧《静静的艾敏河》中的场景深深得震撼了我：善良的额吉多兰的前夫苏和曾经因为寻找生产队失踪的马群而误入蒙古国，并在那儿被关押多年。文革中，这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罪状，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因为不堪忍受，他在一个雪夜跑了。多兰因为同情苏和的养女（原为上海孤儿）也被关了起来，被当作同伙，让她交代苏和跑到哪里去了。当工作组的组长诱惑多兰说，只要她说了就可以回家的时候，多兰说，我不会说假话，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们的。这句真话却让多兰承受了更多的折磨。这个场景是那样的熟悉，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坚持讲真话真的是对的，对亲人也是最好的。因为，如果多兰说了假话，她就等于承认了强加在她头上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她的儿子毕力格到处上访、为她伸冤的时候就不能博得更多的人的同情，她也就不会在“文革”结束前就被平反释放了。而且，如果她说了假话，就会使她的儿女们也背上“反革命后代”的罪名，随着迫害的加剧，会使她的儿女们也受到牵连，受到迫害。同时，正因为她走的正，才使更多的人看清了“文革”的荒谬，没有随波逐流。

这一幕在震撼我的同时，也使我更深地反思：为什么没受过党的教育的多兰凭着自己的良知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原则，而党教育的工作组组长却是那么的阴险狡诈？为什么上海的孤儿们因为草原母亲的养育才得以活命，却在文革中为了追求进步而与母亲决裂，并充当了迫害的帮凶？这不光是有背人伦天理，而是没有人性的举动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祖国不是一直以“文明古国”著称吗？中国人不是最讲礼仪道德的吗？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道德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衰落到现在如此不堪的地步：为了报私仇，有人可以炸毁多个宿舍楼；落水、落难的人们呼救的时候，多人围观却少有人伸出援手；煤矿不停地整顿却不停地出事，一个人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人们在痛恨假货的同时却在为了谋求个人私利不停地造假；太多太多了……

我也在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对六四的真相无动于衷，直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相信？为什么全国发生了那么多伤亡事件，而我只因为自己有了孩子，所以才对三岁小女孩李思怡的惨死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而对其他人的无辜死亡那么麻木不仁呢？当我为别人的麻木感到悲哀的时候，我的人性就那么光辉吗？不，我也有麻木的地方，我也有对生命的消失无动于衷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修炼的人、一个要做更好的人的人、一个被师父教导着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为他人着想的人，竟然也会有那么麻木不仁的时候？！

我反思着……。

最终，我找到了这一切变异的根——“无神论”。

六

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得有一个信仰，也就是精神支柱。有信神的，有信佛的，有信自然的。不论信仰什么，都是对人之外的一种力量（或意志）的敬畏。正是因为这种敬畏，人才能从内心里约束自己不做坏事；正是因为这种敬畏，人才能和自然和谐的相处；正是因为这种敬畏，人类的道德观念才被维持了几千年。“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做孽不可活”。这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劝善的话语。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共产党讲的是无神论，讲的是人对人之外的一切力量的征服。“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与人之间要斗，人与自然之间也要斗。

无神论从表面上看，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好像提高了人的地位，给了人自主权。可是，我们看看世界上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看看那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就会发现那些政府都是独裁，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反而在暴政下过着麻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电视连续剧《江山》里面为怎样处理私自挪用公款给政府造成巨大损失的领导干部文达，军管会主任林然的一句话突然震醒了我，使我恍然大悟。那句话是处理的决定权在“党和人民”。

是的，“党和人民”。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时候，用的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的也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六四血案中开枪者用的也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现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仍然用的是“党和人民”的名义……。就这样，那么多的不被认为是“人民”的人就在“党和人民”的名义下被人民镇压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共产党的无神论打倒了人对神的真正信仰，却强制人们信仰了一个“假神”，那就是“党和人民”。所以，共产党讲“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靠对神的信仰来维系的。打倒了对真正的神的信仰，必然就要造一个假的神让人来信仰。因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人首先都是人，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利是天生就高于其他人的，人的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相信有神，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行使的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管理国家和民众的权利；因为相信无神，所以共产党政府行使的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赋予他们的管理国家和民众的权利。前者的权利是有限的，而且是受监督的；后者的权利是无限的，是受名义上的监督，而实质上无法监督的。

因为，“党和人民”只是个概念。但是它处于“假神”的地位，那么在实际行使权利的时候，必然要有人来代表它。而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就是共产党本身。可是，“党”本身也是个概念，在具体行使权利的时候，也必然要有人来代表“党”。那么，代表“党”的就是某个权利集团或某个人了。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核心”，它是这套体制运行的必然需要。这个核心就处于“假神”的位置，但它却是人，甚至是个为了自己的权利欲望无恶不作的人。

当一个人处于“假神”的位置的时候，它的意志会被所有追随它的人所放大。斯大林一个人杀不了那么多人，但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就能行；毛泽东一个人也打倒不了那么多人，但是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就能行。这就是最可怕的！所以，共产党最讲的是“要和党保持一致”。其实，也就是与“核心”的思想保持一致。凡是和“核心”思想不一致的人都要进行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所镇压。

我们知道，人总是有私心的，所以要靠道德和法律来约束。道德约束内在，法律约束外在。可是，对处于“假神”的地位的“党”和“核心”却没法约束。因为，内在的约束已被打破，而外在的约束本身就是“假神”制定的，怎么能有力量来约束它呢？那么，当“核心”为了个人的权利和私欲而要去打倒某些人的时候，它就会利用它的追随者们发动一场运动去镇压。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一次的群众运动或党内整风都是这样搞的，而每一次都充满了血腥和残酷。被镇压者的悲惨命运就不用说了，而镇压者的命运也不好，他们被后来纠正错误运动的人打下去了。“文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先是造反派打倒了老干部，后是老干部们复出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处理了造反派。所以，每一次运动和迫害的追随者实际上都被发起运动的“核心”玩弄于股掌之中。

因为讲无神，所以要搞人治。因为是人治，所以谁的权利大谁就是对的，就得听谁的。所以“文革”中那么多人被迫害，相互斗来斗去。为了所谓的进步、所谓的革命，不惜丧失人性还觉得自己跟党跟得紧，是光荣的，是对的。

为什么红朝盛行谎言，要用谎言来维持？就是因为无神论实际上造了一个“假神”。因为它走上了神坛，所以它总是“伟光正”，没有一点错误。若有错误，也是极少数人犯的，不是它犯的。而且一旦有了错误，它会掩盖，甚至用掩盖来掩盖掩盖。所以它会不断撒谎，并用新的谎言来掩盖破了的谎言。为了它的名誉，可以不惜牺牲无辜的小民的生命。所以人们在经历了暴政之后，会对暴政低头，因为没有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敬畏，不再相信善恶有报，也不再相信邪能胜正。因为现实告诉他们的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

为什么人们在听到六四真相、法轮功真相的时候不相信，非的亲身经历了才相信？为什么谎言盛行？为什么诚信缺失？因为相信无神。无神论打破了人从内心自觉约束自己的力量，打碎了人的道德，泯灭了美好的人性。所以，人们只好在暴政下偷生，只好相信谎言，并自觉不自觉地传播谎言。所以不敢相信别人，为了自己不吃亏而去干坏事。所以不珍惜别人的生命，对无辜生命的逝去麻木不仁。

我们都说真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却把不断修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的东西奉为“真理”。在经济发展“一片形势大好”的假象下忙着追名逐利。过得挺滋润的朋友还不停地劝我，别傻了，过自己的好日子吧。我们的好日子就是钱多了，花不完？我们的好日子就是无视别人的苦乐？我们的好日子就是不分善恶美丑，一切听党的？我们的好日子就是养男孩怕他学坏了，养女孩怕她被骗了？我们的好日子就是时不时的有一种“不听党的话就被党镇压”的恐惧？当假恶暴充斥着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而且，在黑恶势力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好日子不是靠麻木良知得来的吗？我们交的税不是被用来迫害善良的人了吗？而我们对自己的好日子的追求和满足不也在被那些迫害善良的恶人当做人权进步的遮羞布吗？倘若如此，我们在对自己的未来做什么？我们正在葬送自己的未来，正在把良知卖给假恶暴！

七

法轮功信奉的是“真善忍”，要求的是自身道德的回升，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受到褒奖，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他们的风采、他们的平和都在告诉着世人真理的光芒、真理的力量！

可是，我可贵的中国同胞呢？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在谎言的蒙骗下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迫害的帮凶。谁都希望过幸福的生活，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可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帮凶的那些人却在亲手毁坏着善良，葬送着美好。多么令人痛心啊！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不论信奉神也好，信奉佛也好，信奉自然也好，还是无神论自造自信的“假神”也好，都承认了高于人的意志的“神”（人不能够战胜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人就不能够为所欲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善恶美丑终有定论，只是这一切不是人来最终衡量的，人是在被衡量着的。

而且，现在科学的一些新发现也在告诉我们，精神的世界是奥妙而有力量的。科学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也不能否认神的存在。水结晶实验、轮回转世现象的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宇宙中的巨变，……，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在预示着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历史上的一些预言也在启示着我们：人啊，在善恶美丑之间要慎重选择。

全球已经掀起了反腐、反恐的浪潮。人们渴望道德能够回升，人性能够回归美好。这一切已经是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了。法轮功的精神正在激励着更多的人、激励着那些还有良知的人，揭露谎言，支持正义。

我就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全文吧：历史潮流，浩浩昌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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