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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日讯】第二章：“贪污犯易晓”为什么要“袭击徐永光”？

　　2002年3月20日晚，就在党的新闻工作者齐刷刷遵守“紧急通知”，“对希望工程所谓问题一律不作报道”之际，中国青基会却在当晚的新浪上发布了题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的声明，第二天，新华社也向全国发出通稿，称：徐永光“遭前工作人员诬陷敲诈”。

　　徐永光是这样描述的：柳杨，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副主任，四年前已从青基会辞职。易晓，原青基会工作人员，十年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被判刑，后因病监外执行。易晓、柳杨相互勾结，多次威胁徐永光，对中国青基会进行敲诈勒索。2001年9月，柳杨要求徐永光“为易晓翻案”提供经费，遭到拒绝后，柳、易二人便匿名向有关部门寄出大量诬陷徐永光的告状信，之后又向香港《明报》提供窃取的中国青基会“大量内部文件”，展开“恐怖袭击”。

　　徐永光做出这样的“反击”，并不令人感觉惊讶。记者介入此案不久，就曾直截了当地问过易晓、柳杨：“你们提供的书面证据，我已大致看懂，但你们二人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站出来揭发徐永光？”

　　他们的回答充满哀怨无奈：我们原本并不想揭发徐永光，但徐作了伪证，诬陷易晓贪污青基会200万，受贿5万。2001年，易晓保外就医后，我们曾找到老徐，希望他实事求是，不要继续设置障碍、阻挠易晓为自己申诉。但老徐表面答应，背后却继续使绊，万般无奈，我们才站出来揭发……我们曾十分犹豫，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们，‘徐永光太强大了，你们斗不过他！’可不把徐永光的腐败揭出来，易晓的冤案就永无出头之日！

　　记者听罢，又是一惊。

　　易晓、柳杨提供的徐永光涉嫌腐败书面证据，已让人触目惊心，现在，两位举报人又说“易晓曾被判处死刑”，而且说，认定易晓贪污200万的法院判决，“属于错案”，还说易晓根本无罪，是被徐永光栽赃诬陷……这可真是天方夜谭！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并不友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先搞清楚徐永光涉嫌腐败的问题，在搞清徐的问题之前，我暂时不想听易晓申冤……”

　　耗时两个月，在基本搞清徐永光可能涉嫌腐败后，记者开始调查“易晓贪污案”是否存在冤情－－又是马不停蹄的一个月，看判决，查证据、找法官、问律师、追证人……结果，记者再次被摆在眼前的书面证据、证人证言惊呆了：

　　徐永光涉嫌违规违法，可能揭出中国慈善事业一桩惊天大贪案。

　　易晓“贪污受贿案”则可能爆出中国司法腐败一桩惊天大冤案。

　　本文将公开吁请司法机关重新审理“易晓案”，因此，笔者绝不讳言检察机关和两级法院对易晓的指控和判决，简单概括，司法机关对易晓“贪污、受贿”的认定，共计四点：

1，编造了一份青基会给付深圳先科200万“技术服务费”的虚假协议；

2，用“假协议”从青基会骗出200万，偷偷带到深圳，转入先科账户；

3，欺骗先科，复又将200万赃款“借给”自己的四川亲戚，据为己有；

4，向港商陈维漳索取贿赂5万元。

　　认定易晓犯罪之司法机关的起诉书、判决书，铁板钉钉，不容抵赖（参阅附件）。但易晓自我申辩以及易晓律师提供的最新证言和证据，言之凿凿，显示易晓冤情极深、极大。记者深入追查之后，对此案提出若干疑问。

2－1易晓贪污案的审理，为何如此漫长？

　　说老实话，初听易晓讲述自己的冤枉、悲惨，记者心底曾闪过这样的猜测：徐永光和易晓曾经密切共事，或许因为贪污、挪用希望工程赃款“分赃不匀”，引发内讧？不过，当记者看完司法文书及易晓律师提供的最新证据后，看法开始转变。

　　公诉机关制作的第一份起诉书，文号是92年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5月。起诉书认定，1994年的易晓，29岁。上溯至易晓被捕的1992年2月，他应该只有27或28岁。此案终审裁定是1997年8月做出的，法院认定，当时的易晓33岁。

　　易晓一案的审理，为何如此漫长？

　　记者查实：1992年1月23日，27岁的易晓在办公室被检察机关突然带走，同年2月1日，检方以“贪污罪”正式逮捕之，经整整两年羁押，至1994年2月2日，北京中院忽然给北京检察分院下达了《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认定：“你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易晓贪污受贿一案，经审查认为，主要事实存在疑问，证据不足……现决定退回你院补充侦查”。

　　又过了整整一年，1995年2月28日，北京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易晓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合并执行，当然还是死刑。

　　易晓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出上诉。

　　经过死囚牢内胆战心惊的苦苦等候，1995年10月19日，北京高院给北京中院下达了《刑事裁定书》，认定：“原审判决认定易晓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楚”，撤销原判，“发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北京中院开始重新审理，但作为“未被核准死刑之要犯”，易晓不能返回看守所的普通监房，宣告“重审”后，等待着他的仍是死囚监房，脚镣手铐24小时陪伴着他。

　　又过了将近两年，1997年7月9日，北京中院再次做出一审判决，以贪污、受贿两罪判处易晓“死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8月29日，北京高院做出终审裁定，核准了这一判决。

　　记者发现，北京高院1997年的终审裁定书指出：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易晓没有上诉，原公诉机关没有抗诉……”记者问：不再提起上诉，莫非已经认罪？

　　易晓答：不是。面对死缓判决，我的心底还是一百个不服。但自1992年1月失去自由，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半步桥、丰台等看守所内，已被关押了五年八个月，期间有将近三年是在死囚牢内胆战心惊地苦苦等候……在经历了“退回”、“重审”以及看不到尽头的折磨后，我必须面对残酷现实。律师劝我“万万不可提起上诉，如上诉，案子有可能再等三五年也不会有结果”！另外，看守所内的“未决犯”生活，我最感痛苦的是无法与外界沟通，无法找到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虽然押赴刑场执行的“达摩克利斯剑”仍然高悬在我的头顶，但我只有跨出看守所，设法找到证据、证人，才能最终证明我本无罪。

　　我国相关司法规定，证明易晓“放弃上诉”的理由，大致可信。

记者的问题是：易晓一案的审理，缘何如此曲折、漫长、艰难？是司法机关起诉、审判工作不得力，还是此案另有隐情？

　2－2　“秘密审理”易晓案，徐永光为何两次站在“证人席”上？

　　易晓贪污案在审理过程以及审结后，既未在易晓聘用服务的单位内宣布，更未向社会昭告公示（注：违反《公益事业捐赠法》），且多名证人均被检方或者中国青基会告知：此案案情，不得外传。因此，易晓案的审理几乎处于“秘密”状态。

　　据悉，请求“秘密审理”的报告，出自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之手，理由是：易晓贪污了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为避免给希望工程造成不良影响，一要从严惩处，二要秘密审理。1992年，这份报告被送到我国政法系统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案头，徐永光“一箭双雕”的目的达到了，贪污犯易晓被从严、秘密惩处。

　　2002年3月20日晚8时，这桩秘而不宣长达十年的贪污案，忽然由“遭到袭击”的徐永光本人首度对外“发布”。记者的困惑是，徐永光请求“秘密审理”的那份内部报告，今天能否“发布”出来？

　　记者发现，在认定易晓有罪的终审裁定书上，徐永光竟然两次站在“证人席上”。换言之，认定“易晓有罪”的判决书上，只有一位证人的名字，前后两次出现，他，就是那位申请对易晓实施“秘密审理”的徐永光。

　　如前所述，易晓罪行，主要有二：一为贪污200万，二为受贿5万。身为易晓顶头上司，徐永光当然可以为易晓“未经请示，从财务部骗走200万汇票”作证，但老徐怎么又成了易晓“受贿5万”的证人呢？从生活本身蕴含的逻辑去分析，港商陈维漳似乎不该愚蠢到当着中国青基会“一把手”的面去行贿；至于易晓，更不至于傻到把自己的顶头上司老徐叫来，当着领导的面“受贿”呀！

　　徐永光能给易晓“受贿罪”作证，真不知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法官根据被告人犯罪事实和法律条文判案，记者无权调阅本案卷宗，只能从逻辑上做出推理、提出质疑。不过，记者使用微软拼音输入法撰写此稿，无意中发现，输入“证人”也可能呈现“整人”，两个词汇之间的巨大差别，应该引起法官关注。

2－3　易晓受贿5万，“赃款”是从哪里追缴、起获的？

　　检方认定：易晓索贿、受贿5万，法院宣告“没收5万”受贿款。记者有点搞不懂：易晓受贿5万，至案发时为什么一分钱也没少，这意味着“贪婪的易晓”在受贿得手之后，居然没动过一分钱的“赃款”，这是为什么？

　　易晓辩白说：“5万元是从我的朋友谭湘江那里追缴起获的！”

　　记者找到谭湘江，他爽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易晓贪污200万的事，我不清楚。但检方、法院认定易晓受贿5万元，绝对是是错案。记得91年底，易晓给我打电话，说港商陈维漳要找人帮忙制作一个三维广告片头，可付5万元。因我当时在央视系统，机器设备好，也有能做三维片头的朋友，就答应了。第一笔2.5万，易晓是在成都付给我们的，我的合伙人邓峰签收的。第二笔2.5万，是我本人在北京签收的。我是制片人，对三维片头的制作我也并不十分在行，因此，我也要找人帮忙做。没想到片头刚刚做好，还没交出，易晓就出事了。

　　后来，检察官找到我，一上来就吓唬我，说我是易晓同案犯。我也急了，1992年，我还没转业，还属于央视军事部记者。我就说：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听我说出这话，检察官当时一楞），如果你把我当作证人，我可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不经调查试图把我当作易晓的同案犯，那么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你可以找央视的保卫部。我是现役军人，军人犯罪，交军事法庭审理，你还未必有权过问。

　　但是，检察官坚持要我把已做好的三维动画片头以及5万元交给他，这时的我，已把3万多元转交给了制作片头的具体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自己倒贴，凑足5万，交给了检察院。

　　记者追问：你把三维片头交给检方，我能理解，因为那是证明你们付出劳动、港商支付报酬的证据，但你为什么要倒贴3万多，帮助易晓凑足5万？

　　谭湘江：是帮易晓，也是帮检察院呀！检察官当年找到我时，我有个错觉，认为这是误会，我以为司法机关终究会搞清真相，放回易晓，也退回属于我的那5万元钱，所以我决定先凑足5万交给检方。可是，我已经找了朋友做好了三维片头，怎么好意思出尔反尔，再去找朋友讨回那3万呢，打落牙齿，只好自己先倒贴补上。

　　记者再问：听你这样讲，易晓受贿的“5万赃款”，是从你谭湘江这里“起获”、“追缴”的，我是否可以这样报道？

　　谭湘江：是的，你可以这样报道。我对每一个来找我调查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十年前我这样说，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说！

　　记者发现：曾经退回5万元“赃款”的电视制作人谭湘江，既没被法律追究，也没有出现在判决书的“证人席”上，但是，完整转交了“5万受贿款”的人，却被缉拿归案，予以严惩。法律荒唐一至于此，能不令人齿寒？

　　5万元的三维片头制作费，或许高了些；5万元制作费之一部，或许应该上缴央视某个部门的“小金库”。但无论如何，作为中间牵线搭桥、一分钱好处也“没拿”的易晓，凭空被戴上一个“受贿5万”的帽子，于法不公，于理不通。记者以为：易晓受贿之主要疑点，不在于谁从港商那里“收下了5万元”，而在于“谁退回了那5万元”！

仅凭这一点，北京高院难道不该依法重新审理此案？

2－4 ﹕200万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北京高院对易晓犯罪的关键认定是：1991年“7月上旬，易晓私自编造一份华委会（即中国青基会）给付先科公司服务费人民币200万元的协议书。同年12月，易晓以（先科公司）阮崇德要求履行协议为名，从华委会财务员处骗取公款人民币200万的汇票后，携款至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场，以个人名义将款存入该商场账户，又将此款借与其在四川省的亲戚江波、易建忠使用。易晓从深圳激光商场开出200万收据，交给华委会财务平帐，将此200万公款据为己有。”

　　200万贪污款的来龙去脉，值得关注。

　　1991年下半年，经易晓“穿针引线”，荷兰飞利浦公司捐赠中国青基会价值一亿多元的激光视听设备，做成了。这是希望工程十多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实物捐赠。徐永光承认，易晓对此事做出贡献。1992年1月17日，团中央负责人在机关年终大会上，甚至专门给易晓颁奖。

　　被称为LD的“激光大碟”，今天早已被淘汰，但在当时，这可是“稀罕玩艺儿”。价值一亿多元的设备，共有一万多台（套），在天津塘沽港卸货后，装了整整47个标准集装箱货柜。可是，这批先进的数码视听设备运进后，需要维护、保修。这件事谁来管？

　　谁来“负责维修”固然重要，有没有这份“技术服务费协议”更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易晓是否“私自编造了虚假协议”，关系到易晓的“罪”与“无罪”！

　　记者查实，这份《协议书》确实“存在过”。其要点是：深圳先科作为飞利浦公司的在华合资、合作伙伴，在一定期限内“免费”负责这一万多台（套）激光视听设备的维护、保修（注：设备已下拨给团的各基层组织）；但青基会须预先给付先科公司200万的“技术服务费”。可惜，徐永光和深圳先科的总经理阮崇德，十年前都给出了“否定”或者“记不清”的回答，两位“关键证人”的证言，导致易晓被判死刑。

　　不过，两位“关键证人”的证言，在1999年至2000年间，发生了180度“逆转”，徐永光、阮崇德等人在接受易晓律师鲁晓风询问，采制具有法律效力的“询问笔录”时，突然全都“翻供”了。顺便说一句：十年之前，谭湘江、伍进、张培明等做出过“有利于被告易晓”证言的证人，反而始终没有“翻供”。

　　－－2000年3月和7月，徐永光在接受律师调查问讯时，两次作证指出：“我们和深圳先科之间的合同规定，应付这200万”，“深圳先科阮崇德（曾）发来传真，说捐赠项目已完成，请支付200万元服务费”。　易晓只是中国青基会的临时聘用干部，根据财务规定，易晓“根本无权”调走那200万元，“易晓带了汇票去先科，我也（打电话）通知了阮崇德”，在200万的拨款财务凭证上，后来“我补签了字”。

　　－－2000年7月和8月，阮崇德也两次作证指出：“200万元是中国青基会应该付给先科公司的服务维修费，我（阮崇德）在服务费协议书上签过字”，我认为，“按法律来说，（这份）合同当然有法律效力”。易晓律师追问：200万元从深圳先科公司调至四川江波所在企业时，你们两单位曾经签署书面借贷协议，你们的这颗印章，是否曾经交给过易晓？阮回答：“没有，公司公章都在我手里（或由公司会计保管）”，这个印章“从未交给过易晓”。

　　中国青基会原财务主管张培明提供的证言、证据，最有力度。

　　2000年4月11日，张培明对鲁晓风律师说：“（易晓调出200万）这事，我认为完全可以查清。因为第一，调200万是易晓无权办理的，项目办我记得有规定，调几千元都必须报领导（徐永光）；第二，易晓不分管财务；第三，调200万这么大的一笔款，应当有手续。领导如果不知道，（就）不会开会通报（给财务）”。

　　是否有书面证据呢？有！

　　2000年，张培明向易晓的律师提供了一本1991－1992年的工作日记，上面简单而又清楚地记载了：“1992年1月3日　／／　李宁　／／　项目办公室　／／　12月20日　／／　易晓带200万（哈）／／　应由基金会负担的”。这几个简单词组翻译过来就是：1992年1月3日，李宁（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分管财务）召集开会，说明近期资金调度情况。说明1991年12月20日，有人从哈德门账户上开出200万汇票，交给易晓带往深圳，这笔资金的调出，由青基会负担。

　　判决书中提到的“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场”，当年的经理名叫“伍进”。伍先生于1999年11月亲笔写下的证词，同样十分关键，他证明：（1）200万在打入深圳激光商场账户之前，“阮总曾从澳大利亚打电话来，说基金会要把钱打入我们账号”。（2）200万记得是“借给”四川某地一个工厂用的，好象是生产电解锰的，经办人是江波。

　　在手写证词的最后一段，伍进写道：“另说明一点，易晓在与激光商场进行的业务往来中，没有拿商场一分钱好处，记得当时我与北京检察院的调查人员也是这样说的。”

　　记者拨通了伍先生的电话，进行核对。他说：“事实就是这样的。1999年我就对北京检察院说，如果你们说易晓走私（我们原来听说易晓犯了走私罪），那么我不了解。但如果说易晓贪污了这200万，那恐怕有点冤枉。我对自己的证词，负法律责任”。

　　记者经仔细对比，还有如下惊人发现：

　　（1）伍进是深圳（先科）激光商场经理，属于此案“关键证人”；（2）他是1992年接受过北京检方直接询问的证人，证明调入、调出200万，阮全部知道；（3）他是1992年就向检方指出“易晓恐怕有点冤”的证人；（4）他是1992至1997年的起诉书、判决书中从来没有被提及的证人；（5）他是1992年就向检方指出：易晓平常“不贪”的人。（6）和易晓“受贿5万”的关键证人谭湘江一样，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列入北京高院的判决书。

　　记者不知道，这是检察官的疏忽，还是法官的疏忽？　

　　还有个小问题：关键证人徐永光，为什么会突然“翻供”？

　　原来，“放弃上诉”之后，1997年10月，易晓终于在天津“转运站”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三位朋友和同事，他恳请朋友们帮助查找当年的财务凭证，结果，柳杨找到了易晓带走200万汇票的那一天（1991年12月20日），徐永光正好出差不在北京的书面证据－－老徐出差报销的飞机票。领导出差在外，通过电话批准某笔资金的调动，在任何单位都会经常发生。领导出差回来，补一个签字也符合手续。记者亲眼看到：1992年1月4日、徐永光出差回来、元旦过后上班、在易晓带走200万的拨款财务凭证上，补签了字。

　　这份签字原件，目前已被柳杨带到海外妥善保存。

　　柳杨说：徐永光签字同意易晓带走200万，就是易晓没有贪污的“铁证”，也是促成徐“翻供”的催化剂。徐永光“翻供”之后，试图把“诬陷易晓”的责任推给已经退休、远在澳洲的阮崇德，恰好老阮此时因故回国，看到了易晓转交的徐永光“翻供证词”，于是阮也迅速“翻供”。当然，阮的翻供，还受到深圳激光商场经理武进、会计姚晴等工作人员证词的“催化”。

　　柳杨说的对不对呢？记者恳请司法机关作出裁定。

　　最新的证言、证据，正在使本案疑点的性质发生某种变化，因为这些最新证据揭示出了如下可能：检方和法院历经“五年半努力”认定的易晓贪污受贿案，很有可能在明天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之后，被证明是错案。

　　记者敢于写下“错案”两个字的“逻辑勇气”是：既然北京、深圳两家单位的“一把手”、商场经理、财务部会计等多人同时作证，给付200万的“协议书”是存在的，易晓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深圳都无权“自行调出”那200万元，那么本案明天的再审结果，将只能在这样两个结果中选择：

　　（A）必须挖出本案的“主犯”。

　　理由：本案“关键证人”徐永光、阮崇德当时的职务，比易晓高；他们当时的权力，比易晓大。而且，他们都在“协议书”上签字了（等于“共同编造”），都知道这笔钱的调出、调入、再调出，他们甚至在财务凭证上签字表示了同意，在企业间的借款合同上盖了章，因此，如果易晓罪名成立，那么此案涉嫌犯罪的人名单上，应该是“一串人”而不是“一个人”。于是，本案就属于“漏掉了主犯”的大错案。

　　（B）再审之后只能认定：易晓无罪。

　　理由：“支付200万技术服务费”的合同是真实存在的；调出200万是执行这份合同；执行合同是徐永光知道，阮崇德知道、两单位的财务人员也都知道的事；而200万从深圳转往四川时，也有合同；阮签署调出200万的合同印章，又一直由阮总自行保管……那么易晓“贪污200万”，只能是子虚乌有。

　　于是，本案就不是“大错案”，而是一桩“大冤案”了。

　　但是，拍案惊奇之事，并未到此结束。

2－5　“200万贪污款”，又是从哪里“起获”的？

　　易晓受贿的5万元，是从谭湘江“口袋里”起获的，那么被易晓贪污的200万赃款，又是从哪里“起获”的？易晓说：是从江波所在国有企业的账户上“起获”的。江波是谁？他是不是易晓的亲戚？他是怎样从易晓那里拿走200万“赃款”的？他是不是易晓的“同案犯”？

　　记者找到江波，他说：“我确实是易晓的表亲。”

　　据查，案发时江波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岷江电解锰厂（全民所有制企业）担任厂长。江波说：91年6月，我到北京看望易晓，偶然遇到徐永光，徐得知我有企业管理经验，而青基会正准备上马“农药”项目，因此想“借调”我到青基会工作。我回四川后，因厂内工作忙，迟迟没答应。1991年11月，徐专门发了借调函，催我快办手续。

　　这是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陈旧借调函原件：

　　信函用纸虽然泛出深黄色，但印有“共青团中央华青事业管理委员会”的红色抬头，依然鲜红。编号“（91）华青人字第05号”，收函单位：阿坝州委组织部。借调原因：为对农药“灭杀毙”的生产工艺进行论证。借调时间三个月，从1991年11月15日至1992年2月14日。结束语，“请大力支持为盼！”函件开具日期为91年10月15日。

　　因老徐“态度诚恳”，且州委组织部“同意借调”，从91年11月始，江波借调在老徐手下“干活”了。江波说：借调后，我即被老徐派往深圳，准备兼并当地的一家精细化工厂，以便转产“灭杀毙”，可惜，一个多月后，农药项目没有搞上去，老家的厂子却打来长途，说自我离开，厂内管理松懈、生产滑坡，特别是企业技改项目得到上级批准，但资金一时难以落实。因此厂里要求我尽快回去，并希望我能从内地借一笔资金。我遂向青基会报告，一是请求回四川，一是恳求能借给我一笔资金，以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被易晓贪污的200万元，还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怎样证明？

　　又是一份书面证据。一张颜色发黄、折叠揉旧了的《阿坝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机关报），出版日期1992年2月27日。本报讯：岷江电解锰厂生产的电解金属锰，产品质量优良，该厂扩建700吨电解锰生产线的报告，得到上级单位的同意，但所需资金4月份才能到位。“咋办？‘借鸡下蛋，下蛋还账’。体谅州里财政困难，厂长江波从深圳借回了200万元，副厂长付黎明从陕西借回了100万元，‘岷锰人’就这样开始了第三次冲刺……”。

　　奇怪！报纸是92年2月27日的，但易晓在2月1日就在北京被正式批捕，到了2月27日，阿坝报怎么还敢公开“吹嘘”江波借到了200万？这可是一笔足以判定某人死刑的“赃款”呀！

　　江波的解释是：许多具体日期和细节我记不住了，但1992年2月27日，我和我们企业肯定还不知道易晓被捕的事。记不清的，我不说。我能够记得并能证明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1）我借调到中国青基会，是组织对组织的事情，有借调函为证。

　　（2）200万的事情，是企业对企业的事。我就是给我们企业筹款。我报告过青基会领导，也和深圳先科的下属企业签订了书面的借贷协议，合同规定，借款是有利息的（江波向记者提供了1991年的借贷合同复印件，上面标明：借款月息为7□）　。

　　江波说：我借200万的事，易晓也知道，但这笔款子，不是朝易晓借的。1992年，北京检察官到阿坝州找我，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企业不能立即归还这笔钱，那么我就是贪污犯。但是，我不愿还钱，我们企业不愿还，当地的银行也不愿还。因为按合同规定，借款还没到期。我个人很尴尬，企业遭遇的麻烦更大了，因为技改项目已上马，基建已开工，设备已开始购置，但检察机关要求立即中止借贷合同，这可太难了！

　　记者追问：你说这笔钱是从电解锰厂国有企业的账户上归还的，有证据吗？

　　江波回答：当然有。钱进来，走的是银行、企业账户；钱被检察机关调回，也是从企业、从银行被调走的，而且，检察机关拿走这笔钱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收据。这些东西，在我们企业的账上都能查到。

　　律师鲁晓风指出：这是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至案发（1992年1月23日），200万尚未进入易晓的“口袋”，而是经深圳先科同意，转入了四川一家国有企业的大账。

　　“大账”，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内账户”，不是体制外账户或小金库账户，更不是个人户头。因此，就易晓贪污罪的“实施完毕”而言，易晓如果想“据为己有”，就必须“有一人”，去协助易晓“共同贪污”，才能帮易晓把那200万元“据为己有”。

　　简言之，如果没人从四川岷江电解锰厂的国有大账上协助“贪污200万”，易晓就拿不到钱，就无法实现“非法侵占公有财产”的目的！现在，检察机关是从江波企业的账户、江波企业的银行户头上划走了赃款，怎么能据此给易晓定罪呢？

　　记者发现，检察机关虽然从电解锰厂的大账上“追缴、起获”了数额巨大的赃款，但厂长江波和电视制作人谭湘江一样，没有被羁押、逮捕、判刑，连一天都没有。唯有易晓，被司法机关认定贪污200万，罪大恶极，判处死刑！

　　终审判决又说：“案发后，追缴人民币147万元发还华委会”。问题是：电解锰厂借走了200万元，为什么这里只“追缴147万元”，剩余的53万元赃款是不是被易晓挥霍了？查阅易晓的申诉书，上面竟说：200万元并未“灭失”！

　　记者追问：这是为什么？

　　律师鲁晓风回答：北京与四川相隔遥远，易晓失去自由后，江波曾按照中国青基会要求，把50余万划拨给了易建忠。鉴于这50余万的流失与检察机关未能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有关，与易晓无关，因此我坚持认为“至易晓案发，200万元并未流失”。

　　记者追问：易建忠为什么没有退回那53万？他是否受到法律制裁？

　　鲁晓风答：易建忠也从未受到制裁，你看，判决书上，他也是证人，不是同案被告，因此我根本没有去找他。

易建忠也未受到法律追究，死刑犯易晓能“平衡”吗？

2－6关键证人，为什么能从希望工程捐款中获得“好处”？

　　还有疑点。根据记者掌握的大量书面证据，本案的两位主要证人，均在易晓失去自由之后，从徐永光那里获得巨大“好处”。

　　港商陈维漳，系“指认”易晓索贿、受贿5万元的主要证人。1992年2月，陈维漳凭借一份倒签了日期的《借款协议书》，就从中国青基会借走“不计利息”的50万元。记者查实，这笔借款，迄今未还。（有关此事的内幕，参阅附件）

　　深圳先科公司原总经理阮崇德，即指认易晓贪污200万的主要证人，获得的好处“相应”更大。第一，阮从徐永光处获取820万投资款，十年过去，这笔投资的本金部分完全没有归还，青基会还替阮承担了75万元的银行利息。第二，阮个人拥有的公司还曾获得北京中关村信用社“担保贷款”1000万。财务凭证显示，徐永光是凭借希望工程150万美元的“待拨款”，为阮的贷款提供了“抵押”的。

　　两次站在“证人席”上的徐永光因“诬陷易晓”获得多少好处，只有天知道。

2－7　易晓多次提出“再审”，北京高院为何迟迟不予答复？

　　本案还有疑点。那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法官对记者说：两审终结，当事人提出申诉，法院可以受理，也可以依法不受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四种情况下，原审法院必须接受当事人的申诉，必须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进行重审。这四种情况，在《刑诉法》第204条里写得很清楚。其中的一条是：如果当事人提供了足以推翻原有审判的新的证据，则原审法院必须重新审理。现在看，易晓的案子就出现了这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的证据，即：主要证人徐永光、阮崇德的证词，发生了变化；青基会财务人员，提供了某些新的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书面证据。

　　可是，记者发现，易晓虽然在1999年12月就向北京高院递交了申请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诉书，但三年过去，北京高院迄无任何答复。记者曾经打电话找到北京高院负责此事的张法官。张说：没办法，我无可奉告。

　　那位熟悉易晓贪污案、接受了记者采访、但又不愿披露姓名的法官，对此作了总结，并披露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信息，他说：坦率讲，如果易晓的案子发生在偏远省份，发生在基层法院，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或60年代，出于认识问题迟迟得不到纠正，我还可以理解。可惜，易晓的案子发生在北京，发生在90年代的北京，这是令我深感震惊的。担心“官无悔判”的心理作祟，我曾建议易晓越过北京高法，径直投书最高人民法院。据我所知，最高院接到易晓申诉后，曾立即给北京高院发函，请他们抓紧办理。熟料，北京高院至今仍在打“太极拳”，这可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闷葫芦里，到底埋藏着什么隐情呢？

2－8　易晓发动“恐怖袭击”，徐永光当时为什么不报案？

　　最后的疑点，与法院没有关系，只与徐永光有关。

　　读者看到，徐永光说：2001年9月，柳杨就和易晓勾结，对希望工程和徐永光发动“恐怖攻击”。可是，徐永光逻辑上的漏洞再次显现出来了。既然“犯罪分子”曾在保外就医的2001年就“讹诈”过徐，而且是既要“讹诈钱财”，又要“图谋翻案”，那么徐永光当时为什么不报警、不立即诉诸媒体，立即给罪犯易晓来个“公开曝光”，并立即报告司法部，给易晓来个“提前收监”呢？徐永光为什么要一口气拖到2002年3月，当易晓、柳杨发起第二轮“袭击”时，他才开始“反击”？

　　记者手边有照片，显示“袭击”发生的那些日子里，徐、易曾举杯换盏、共进晚餐。易晓有求于徐永光，希望徐不要阻挠其“翻案”，应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面对“讹诈”的徐永光与易晓“碰杯”的时候，不仅没有拂袖而去，反而送给易晓一条“都朋”牌高级皮带，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

　　说句不文雅的话：如果屁股底下没“屎”，2001年的9月，徐永光会心甘情愿地忍受正在保外就医的“贪污受贿犯”的讹诈和袭击吗？

　　2002年初，当传媒指出“徐永光涉嫌腐败”时，徐永光迅即“反击”，并公布了“易晓贪污案”，他大声呼救，请司法部、公安部帮忙“捉贼”。这种愚蠢做法，只会使徐永光更快地陷入他自己挖掘的“逻辑陷阱”。

　　陷阱一：假如徐永光认定“易晓贪污200万”属实，那么它恰好证明了徐永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试想，一名“聘用人员”，居然能轻而易举地从中国青基会财务部“骗走”200万汇票，并且三倒腾、两转移，就把大量善款“据为己有”了，这还不是“极度混乱”？作为“一把手”的徐永光，难道不该对这笔巨大损失承担一点“领导责任”么？而且，这种“混乱”居然从1991年底就开始了。捐款人难免要问：希望工程财务管理的这种混乱，会不会蔓延、发展、直至今天？

　　陷阱之二：既然徐永光坚持“抨击”说，易晓调出200万“借给”（注：判决书用语）四川阿坝某国营企业、自己的亲戚，因此易晓行为属于“贪污罪”，那么大家看到，徐永光同样“偷偷调走”了希望工程“上亿”元的捐款，这其中，也有借给徐的温州老乡余祥根的，而那位老乡迄今“无力归还”……这，又该算是什么“罪”？大家知道，易晓曾被北京中院据此判处“死刑”和“死缓”，法律面前，徐永光和易晓难道不是“平等”的吗？　

　　记者心中忽地闪出这样的句子：贼喊“捉贼”，贼之就擒其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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