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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9日讯】尽管,新世纪的面貌可能被生物科技或光电科技绘上彩妆,但特有文化与传统产业的深度结合,仍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重要的经济发展趋势与经营策略。毕竟,人离不开土地,更离不开科技以外的生活品味,尤其,台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传统农业在面临重大冲击之际;如何让农产品重回国际舞台,无疑已是台湾当前重要的经济课题之一。
其中,茶产叶便是台湾所有农产品中,最独具历史与文化意涵的一样。依前清淡水海关纪录,台湾的出口贸易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之间,单是茶产业即占了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日治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台茶总共输出九百六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公斤,价值五百八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圆,当年,日本政府编列的台湾年度岁入预算是九百六十五万圆。
也就是说,光是茶叶的收益,约是全台年度岁入预算的百分之六十。当年风靡全球的出口大宗“Formosa Oolong Tea”,即是“白毫乌龙” 或别称“东方美人茶”的椪风茶;这种茶因具有独步全球的熟果香与蜜香,更是国际市场上量少价昂的抢手货。简言之,台茶自十九世纪开始,即对台湾的经济社会造成钜大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较大陆原乡地区高出许多的变化;当时,台茶的产销体系不但启动了台湾新的权势阶层兴起,更是奠下往后台湾快步朝向初级工业化的基础。
茶街自成区块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的国际贸易舞台上,台茶独步全球的丰采,自然也对台湾的都市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令人侧目的便是造就了大稻埕的“台湾茶街”。茶街的范围大致在现今台北市大同区,从西边淡水河畔的环河北路算起,东到重庆北路,北至民权西路,往南延伸到长安西路之间;其间又以贵德街为主轴,向四周辐射状发展,较大的范围涵盖现今的民生西路、南京西路、西宁北路、迪化街到延平北路一带,日本人称呼这一带叫做“Daitotai”。
日治中期,美国茶业专家威廉乌克斯(Willam H. Ukers)来台考察台茶的产销体系、制茶工法与交易手法时,曾对当时的大稻埕有以下的描述,他说:“茶栈里,雇有许多从事茶叶分类和炭焙的女工,她们常常是浓妆艳抹的去上工,有着乌黑亮丽的头发,发上喜欢插着茉莉,丰腴的脸颊与乌溜溜的眼神,常透着诱人的气息,走起路来像是摇曳生姿的百合”
当时的大稻埕,可说是国际级的都市中心,骚人墨客如今走过贵德街残留斑驳的巴洛克式建筑骑楼下,不免也要缅怀这段独具文化魅力的茶街沧桑。茶街,有着台湾移民史上坚毅的创业精神,也有过蜚誉全球的国际尊荣;若能在新世纪里结合新兴的消费趋势;那么,隽永的茶香,或能重启老街的文化商机。
记忆拼图
唐山过台湾的移民情怀,仍具体呈现在王锦珍茶行、安西福记茗茶等,由福建安溪后裔开设的茶行里;日治初期, 贵德街上南兴茶行的后门,曾是日治时期台湾文化协会举行“港町文化讲座”的地点之一,那是台湾民族运动的纪念碑,如今或统或独的争议,在当时,都只在阵阵茶香里,化为今日台湾史上一丝丝的气慨幽魂。茶街上人来人往的“亭仔脚”(骑楼),曾是日治时期总督府执行都市计划下的一环,曾经在“亭仔脚”下拣茶的女工,也反映了茶产业的独特生态,例如当年商家不顾规定,占用“亭仔脚”雇工拣茶的特权。
“特权”,是一个吊诡的字眼,有时它被形容像是洪水猛兽,但大多时候,它却是传统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茶产业来说,洋商买办出身的李春生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例子,他因为精通英文成为洋商买办,再利用时局动荡及本身的经营理念,拿下有别于洋商的“台茶之父”称号;他在拥有大量资本之际恰逢前清政府割让台湾,当时为了避免台北城暴动扩大,他曾与辜显荣等人迎接日军进城,台湾史上因此对他的褒贬不一。
但李春生笃信基督教也是个思想家,他曾独资兴建位于今日台北市甘州街上的礼拜堂;红砖色的外墙与巴洛克式的造型,曾展现他对西方现代化的想望。这种想望,算得上是台湾全球化的先驱:一种来自国际贸易的经验,与不愿故步自封的思想跳跃。
从前清到日治,台茶创造出的附加价值,除了出现豪宅建筑之外,资本阶级所引动的文化活动亦丰富了茶街的人文色彩。台湾第一位专业人体模特儿林丝缎,曾在今贵德街与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画室工作;台湾新文学运动创始人张我军,曾在贵德街上的农林公司旧址上班;西宁北路不起眼的小巷子里,留下〈望春风〉〈四季红〉等名曲的作词家李临秋身影。李临秋故居的附近,曾有一家“宏济医院”,院长林清月在看病时不忘研究台湾歌谣,自称“凡歌必记”,后来“弃医从歌”进入唱片公司任职,人称“歌人医师”。
此外,日治时期出现的台湾人休闲胜地第一剧场—“永乐座”,亦与台茶贸易有关,因为永乐座的出资兴建者陈天来,就是买卖台茶致富,李临秋年轻时也曾在永乐座上班。至今,贵德街上仍矗立着一座高耸的巴洛克式建筑,那就是茶商陈天来的茶行旧址与故居,豪宅内的装潢考究,室外屋顶镶嵌着家徽,家徽的磁砖从荷兰进口,家具是由高级的酸枝、红桧及黑檀木制成;后来的台湾电影《长江一号》,即曾借用这栋豪宅当场景,将镶有彩绘玻璃的楼梯全入了镜。换个角度看来,台茶,正是台湾文化的推手。
社会阶级
当然,茶街上不只有富商豪宅,常民生活的文化资产也是处处可见,例如茶街上的慈圣宫、法主宫和城隍庙,至今仍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这些神只的出现,也是来自茶业的商业机制—“茶郊”;茶郊,是茶商的贸易组织,也是茶商们聚会的所在,茶商们原来在茶郊里供奉的家乡守护神,逐渐就演变成大稻埕的地方性宗教盛会,至今成了活生生的文化资产。当然,茶产业带动经济繁兴,无可避免的也孕育出新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茶街上的茶行,不只是工作的空间,更是身份地位与摩登时尚的表征。
除了大茶商李春生盖在迪化街及甘州街的旧宅,以及陈天来的剧场及巴洛克豪宅之外;至今淡水河落日仍映照的“盐馆”,更是台湾早期接触西化的代表作之一。“盐馆”,是辜显荣的故居,一栋二层楼的建筑物上。自一楼到二楼的拱形窗与墙壁上,都镶嵌着独特的瓷砖图案。现在,这间宅邸是“荣星幼稚园”的现址;早期,是曾经闻名全台的荣星儿童合唱团的据点。
“荣星”取自辜显荣的字─“耀星”的“星”与本名中的“荣”,辜家曾在民权东路经营的“荣星花园”〈现已辟为市立公园〉,过去也曾是台北市闻名的景点;流转在茶街建筑物中的社会阶级与现代主义特征,证实了西方价值嵌入台湾市井的年代,可能要比当代人所了解的情况,至少早了七、八十年。
满足文化欲望
后现代消费主义强调特殊类型与认同的休闲,以及城乡空间中引人欲求的“文化欲望”。乌尔瑞(Urry,1995)描述了城镇地景的三个文化吸引力(desirability):一是有可参访的场所和风景,二是具有合宜美学的乡土建筑,三是休闲活动的文化正当性,例如运用文学和艺术人物,让某些乡间具有特殊风味。而“台湾茶街”满足了这样的文化欲望;这欲望,构筑于当时的空间场域与社会阶级,如今,它也是都心的建筑座标且具有独特的文化意涵。其中,值得后现代消费者细细品赏的是,空间场域不只是单纯地解构建筑形式;更多的是从社会转化的角度,来考量都市结构变迁的历史。
著有《台湾茶街》一书的池宗宪认为,把大稻埕放进台北都会区的发展脉络中,就不难发现它已超越了建筑造型分析的限制,也处处透着自前清伊始,大稻埕淡水河岸隐含的社会情境变化,以及空间结构的历史轨迹。他说,时间与空间的平行与交错,体现在茶街上的痕迹,至少有因大清朝五口通商条约,进驻福尔摩莎岛的外商德记洋行和怡和洋行,这两座代表当年台茶全盛贸易的德记大楼和怡和大厦中,至今还留有台农与洋商之间,磨合折冲的记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