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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文革后邓小平拍板不予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

他的人生不仅与邓小平有关，还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曾主张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多次给予无私援助。他曾激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向往跟随中共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但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他却被打成大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他就是从江西大山深处走出的才子。

今天，我就根据邹艳的文章《彭文应的坎坷人生》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邓小平为什么拒绝为大右派彭文应平反。

“安福三才子”之一

上世纪初，从江西省中部偏西的安福县，走出三位少年才俊。他们先后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留学美国，先后学成回国，都曾当过大学教授，都曾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都曾用手中的笔，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呐喊。

他们分别是罗隆基、彭文应、王时造，后人称他们为“安福三才子”。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一个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13岁的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2000多名考生中，分别名列第一名、第二名。

到清华后，他学习勤奋，功课俱佳，尤其擅长写政论文，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

1925年，他留学美国，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政治学学士、硕士学位。

1932年学成归国后，他受聘担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此后，他有很多同情、支持、帮助中共的言论和行动。

1947年，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民盟倒向中共，转入地下。彭文应加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参与反对国民政府的活动，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的通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彭文应成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搞了一个“阳谋”：先是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此谓“引蛇出洞”。等意见都提出来之后，也就是“蛇”都被引“出洞”之后，毛立即发动“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将那些真心诚意给党提意见的人，来了个一网打尽。

据中共官方数据，当时全国打了55万多右派。彭文应正是中了毛的“阳谋”圈套，而被打成大右派的。

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被毛泽东两次点名批判。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两次提到彭文应的名字：“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第二，被全国各大媒体点名批判。

1957年7月19日，上海市委常委张春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如《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反党好汉彭文应》等。

第三，坚持不低头认罪。

彭文应在遭受十多次批斗会后，坚持不承认自己反党。

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申辩：“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他重申：“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数天后，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他又称：“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有位朋友劝他：“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他却正色说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多次登门劝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他却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他拒绝写检讨。

彭文应有哪些右派言论？

1957年8月2日，中共当局印发《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

“我从来不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全套搬过来，但有些是不错的。如在他们国家里，官做的不好可以罢免，可以不选他。他们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好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

“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导，报喜不报忧。”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彭的这些话，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大实话。如果说有问题，也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确实不存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是，毛发动反右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让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闭嘴。毛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周恩来没有帮他

彭文应的老同学潘大逵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

上世纪30年代初，彭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在畅叙，忽有一位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其友急步回到客房，对他说：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请问你身上有没有钱。

彭文应立即将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朋友。其友马上将钱交给西装客人。随后，其友告诉他：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总理周恩来在上海一个会议上见到彭文应后，专门向他提起当年借钱之事。周恩来特地叮嘱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要记住这个朋友。

但是，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彭文应被打成大右派后，周恩来却将这个“朋友”忘到脑后去了。

家破人亡

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所有职务，原有工资津贴随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没有收入的无业人员。

当时，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他再也住不起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不得不全家迁入重庆南路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房子。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肾病。彭文应整日被批斗，使她提心吊胆，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

在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的当天，邓世瑢病危，年幼的女儿一次又一次跑去打电话，想叫父亲马上回来。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当天下午，邓世瑢去世，年仅44岁。

1961年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中，在家里吞服安眠药、碎玻璃、针，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

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次服安眠药自杀，死时年仅19岁。

临死前的抗争

次子彭志平自杀后，彭文应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应心脏病加重。老友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将他送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关照。彭文应的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闻讯后也纷纷来到医院看望。

30多天后，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并发离世，享年58岁。

去世前，彭文应自感来日不多，曾连续熬夜，写了一封致毛、党中央的万言书。其中写道：“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邓小平为什么不给彭文应平反？

文革结束后，中共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进行平反。最后，55万2973名右派，仅96人没有“平反”。在中央一级，仅5人没有平反，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邓小平坚称，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为什么邓小平不愿承认反右运动完全错误而非要坚持“扩大化”了不可呢？

因为邓小平当年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邓不肯承认自己错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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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