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文革自杀之谜

十年文革，夺命无数。(Feng Li/Getty Images)

更新 2024-09-05 3:31 PM 人气 376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9月05日讯】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中，许多文化人都被中共“革”掉了性命。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一个文化人，明史专家，因为写《海瑞罢官》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是一个文化人，国际问题专家，因为他与宋庆龄的80封私人通信被抄走而上吊自杀；天津市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是一个文化人，办过很多报纸，1968年3月1日，因为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王亢之何许人也？

王亢之1915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城关一个地主家庭。他家是深泽城里有名的书香世家，也是城里的大户，被称为“王宅半边城”。

1931年，王亢之考入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读书，1935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3月，与康世恩等发动学生罢课，因抗争失利而离校。

1938年春，王亢之回深泽县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任宣传部长，同年8月加入中共。1939年春，他创办中共深泽县委机关报《号角报》，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40年9月，创办中共冀中七地委机关报《新民主报》。1942年9月，七地委机关报改为《黎明报》，王亢之任社长。1944年冬，调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5年，《冀中导报》复刊，王亢之先任副社长，后任社长。

1947年12月，王亢之调《晋察冀日报》工作，任总编辑。不久，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出版《人民日报》，王亢之任副总编辑。1948年底，王亢之接受筹组《天津日报》社的任务。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号出版。1950年,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天津日报》社社长。

1956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工作。

陈伯达的提拔

毛主席一生先后用过26位秘书。陈伯达当毛的秘书时间最长，前后共计31年。期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为毛的笔杆子，陈伯达有两次差点当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第一次是文革前，当中共中央决定将天津市改为直辖市时，曾决定由陈伯达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只是文革爆发后，陈伯达出任了更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职才作罢。第二次是文革爆发后，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病逝后，陈伯达曾向毛提出到天津工作。毛也同意了，但几天后，毛改变主意，此事才作罢。

因为天津离北京很近，陈伯达常到天津调研。1957年至1966年，陈伯达几乎每年都去天津。1961年，陈伯达奉毛之命，在天津钢厂搞了几个月调研。1964年，陈伯达再次奉命到天津小站搞“四清运动”蹲点。这一年，他到天津多达23次。

因为上述原因，陈伯达对天津市一些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比较熟悉，对天津官场的影响较大。

王亢之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与陈伯达一样都是笔杆子，“四清运动”中，又被任命为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团长，与陈伯达接触更多一些，两人的私人关系比较好。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央，要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上，要打倒一批刘、邓的“代理人”。

1967年，被毛确定为文革中的夺权年。在毛的全力支持下，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天津也不例外。到了1968年12月，天津市一批党政官员被夺权后，成立了“三结合”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谁能进新成立的革委会呢？

陈伯达自然想用他熟悉的一批人进革委会。于是，在陈伯达的提议下，王亢之当上了天津市革委会常委。

天津市革委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不少也是陈过去熟悉的人。

王曼恬的告密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北京，主要借助于他的妻子江青；在天津，主要借助于他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

天津市夺权之后，王曼恬当上了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初，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所谓“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称，这个会议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所谓“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

王曼恬的这封信一下子便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因为在文革中，江青自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在文艺界，她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岂容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要夺文艺界的权。

江青与陈伯达矛盾的激化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上面有毛撑腰打气，下面有一帮子吹喇叭、抬轿子的。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真正的老大，不是陈伯达，而是江青。

江青自恃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飞扬跋扈，根本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训斥陈伯达，甚至痛骂他。陈伯达不甘心当“刘盆子”（意即傀儡），常与江青发生争吵。

两个人有一次互呛，江青说：“我看不起你！”；陈伯达也回敬一句：“我也看不起你！”陈伯达还对其他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两人的矛盾在江青收到王曼恬的告密信时，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而天津市是陈伯达分管的地盘。这封告密信给了江青插手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收拾陈伯达提拔重用的王亢之等人的绝好机会。

江青发难

1968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秘密通知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和天津市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一千多人到北京开会。

2月21日晚9点半至11点半，江青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并作了极具煽动性、倾向性的讲话。

江青开门见山就提出所谓“二黑”问题。她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你们谈一谈。

江青在讲话中猛批天津市领导，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如方纪、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

她还说，河北省深泽县有一个大叛徒集团。而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就是深泽县的。

江青谈到天津市作协主席方纪时说：“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她要求天津市立即揭开公检法和文艺界的盖子，深挖后台。

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天津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 “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天津市文艺界对所谓的“黑戏”“黑会”“黑线”“黑网”“黑后台”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全市文艺界被批斗、拘捕、绑架、审查监禁的有八百多人。

江青怒斥王亢之

由陈伯达提名，结合进天津市革委会，分管天津市宣传、文教、统战等工作的王亢之，更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68年2月28日，江青在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是他的“黑后台”。

江青还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务，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

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亢之忍无可忍，当场站起来辩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更没领过什么帕司。”

王亢之怎么成了“叛徒”“特务”呢？原来，1942年9月，中共冀中七地委机关报改名为《黎明报》，王亢之任社长。当他为创刊号写发刊词、编辑新华社的国际、国内要闻时，被日伪军抓获，在押往深泽县城的途中，王亢之瞅准时机，闪进侧面的道沟里，借着道旁蓖麻的掩蔽，奋力跑回了北冶庄头。然后，拖着伤病之躯，将《黎明报》的创刊号编辑完成。

但是，被日伪军抓到，却跑脱了，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叛徒，他怎么能跑脱呢？日伪军放他回去，不是让他潜伏下来当特务吗？

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是非常自然的逻辑，不需要确凿的证据。

就因为江青的这一句话，天津市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成立“抓叛徒办公室”，先后揪出一千五百多个叛徒，株连人数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