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9月04日讯】1977年8月28日夜，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的8个月零22天，中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给家人留下遗书后，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但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亡，终年52岁。

于会泳为何自杀呢？

最关键的原因是，在十年文革中，他跟江青跟得太紧。因为紧跟江青，他一步登天；也因为此，他一失足成千古恨。

江青赏识的音乐教师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他自幼喜好文艺，很有天分。1946年9月，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瞒着母亲从家中偷跑出来，投奔共产党。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学习；11月加入中共；1950年7月结业后，留校任教。他所在学校先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到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红灯记》作为样板。

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一文。他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以便于广泛传唱。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非常欣赏。得知于会泳是她的山东老乡，又是文工团出身，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称赞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了。江青还对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说，今后搞革命现代戏要重用他。

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十年文革时期，中共文艺界是一花独放百花杀。这“一花”，就是江青主持搞的八个样板戏。于会泳则是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得知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后，他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时，特别借用了程派唱腔。江青听后，非常满意。

在改编《智取威虎山》的音乐时，得知江青的喜好后，他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一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的圆号交织在一起。这也让江青喜出望外。

江青提出：“主题是改造自发部队，这一点不能不明确。”于会泳心领神会，将江青的话提炼为“主题先行”。

江青提出，要突出英雄人物。于会泳立即加以发挥，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主题先行”、“三突出”成为文革时期排演样板戏的重要指针。

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分别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会议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开演前，于会泳突然从帷幕间走出来，对着台下观众吹捧江青，说她“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一番话说得江青心花怒放。

1969年，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被拍成电影。

江青搞样板戏期间，于会泳执行江青的指示，可谓不遗余力，从修改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全都亲历亲为。有一次，为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江青对他也关心有加，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

江青提拔重用的文化部长

于会泳协助江青搞样板戏，助江青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掌门人，他也从江青那里得到回报。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他成了九大代表，还上了大会主席团；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他不仅是代表，还经江青提名，“当选”中央委员。

“文革”初期，文化部就被“砸烂”。1970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主抓样板戏，于会泳是组员。文化组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的职能，于会泳升任副组长。

1975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化部长人选，周恩来最初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推辞。周恩来又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表赞成，于是提名通过。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有一次，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跟于会泳一起吃烤鸭时，问：“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恩来）总理呢，还是找张（春桥）副总理？”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

替江青受过

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审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创业》，觉得很好。

但是，江青看过之后却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

于会泳顿时傻眼，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给毛泽东写信投诉。

毛看了影片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毛的批示下达后，江青感到很没面子，把于会泳叫到钓鱼台国宾馆训斥了一顿：“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不得不给毛泽东写检讨，将“十条意见”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追随江青整人

文革中，随着江青对于会泳越来越器重，于会泳在文艺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他在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时，迫害师生达一百多人，逼死3人，逼疯4人，半疯4人，还逼死外单位两人。

他在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时，迫害过山西省文艺创作干部赵云龙，歌剧演员王昆，诗人郭小川等。

他在任文化部长后，曾领导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都是抓特务的。词作家闫肃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

于会泳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在宾馆作报告时，非常严肃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

他任文化部长期间，组织过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批晋剧《三上桃峰》，批电影《园丁之歌》《创业》《海霞》等，一批人因此遭难。

紧跟江青批邓小平

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江青与邓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冲突。

到了1975年11月，得知毛泽东对邓小平日益不满，准备再次批邓时，江青不断给于会泳等亲信吹风，让他们写材料揭发邓。

1975年12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邓小平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文化部司局级干部及样板团中的亲信印发批判，声称“邓是‘还乡团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于会泳担心地震冲淡了批邓，8月12日在中国京剧团的梨园召开文化部“放排炮”大会。会上，他朗诵了一首诗：“梨园批邓，排炮齐轰，虽有地震，其乐无穷。”

江青在文化部的“死党”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对于会泳进行隔离审查。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

1977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把于会泳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他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

这个定性，给于会泳致命一击。

1977年8月28日夜，于会泳给家人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之后，服毒自杀。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结语

单纯从音乐专业角度看，于会泳是一个有音乐才华的人，在音乐上有一定造就的人。

但是，当他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江青绑在一起之后，整人和挨整就成了他的宿命。

江青被抓捕、江青的罪恶开始被清算后，他的精神支柱坍塌，担心当年被他整死、整疯的人找他索命，只好一死了之。

善恶有报是天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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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