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9月27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夏瑜编译报导）“2020年夏天，在北京一条拥挤的街道上，一名中国男子走近我，用普通话问我是否是美籍华人。我当时正在和外籍朋友讲英文。在我点头之后，他改用英语大吼道，滚回你他妈来的地方去！”

这是美籍华人王思琳在CNN网站上讲述的亲身遭遇。她说，“这些刺耳的话对生活在美国的亚裔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在中国听到有人如此对我大喊大叫，我感到很震惊。”

当下，她笑了：“作为一名美籍华人，现在有人告诉我要离开一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那一刻我意识到，无论我去哪里，我永远都是外国人。我出生和成长在美国，但过去几年，我住在北京、香港，现在住在日本——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长得跟我差不多，他们以为我是本地人。起初，这让我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归属感，这是我在美国从未感受到的。”

在美国，每当有人问她“你来自哪里？”时，她的回答总是让对方不够满意。当她说美国时，对方几乎总是会问：“但你到底来自哪里？”

无数次，她被问到为什么能“不带口音”地说英语。

陌生人总是本能地认为她的性格是温柔顺从的，因为她是亚裔。

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加剧，她在中国也因为是美国人而遭到敌意。中国官方媒体煽动反美民族主义，称美国为“世界敌人”。与此同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在美国，大约九成成年人认为中（共）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

下面是她的自述故事。

在美国

在我出生前，父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后来，在中国务农的祖父母来到美国照顾我和姐姐，他们把中国的生活方式融入我们美国郊区的家中，他们把我们的后院变成了菜园，用亲手种植的蔬果做饺子和其他中国美食。

我的祖父母从未有机会上学。他们自学了中文读写，并自豪地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孙辈，中文成了我的第一语言。

当我开始上学前班时，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我的母亲为我浓重的中国口音而忧心，所以我们开始在家里更多地说英语。从那时起，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中国身份”。

到了小学，我要求父母不要再打包中餐当我的午饭。我只想吃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因为我曾因为把棕色的茶叶蛋（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带到课堂而被取笑，其他孩子认为它们已经腐烂了。

这样的时刻让我渴望自己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我的家人、他们的传统以及社区中其他亚裔美国人，都是我所了解的美国——一个文化大熔炉——的一部分。

去中国

事实上，中国才是让我感觉陌生的地方。每年夏天放假去中国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游客，而内心深处，我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每次去中国，我都会更多地了解我的家族历史，见证中国的快速变化。

首先，我们会去我父亲在乡下的村庄，他会带我和姐姐参观他曾经的家——一座小土房。他经常告诉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祖母每天要用大量水冲稀仅有的一碗粥，才能喂饱家里的六口人。

然后，我们会去湖北看望我母亲的家人。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周围，吃着芝麻面，而我母亲的家人则会讲述各自的创伤记忆：政治迫害、自杀、贫困、遭受压迫。

对我和姐姐来说，这些都是寓言，而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出生在美国——一个自由、宽容、富裕的社会。

近些年来，我开始注意到，我的中国亲戚的生活与我们美国乡下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小。我父亲家乡的村民逐渐有了电、自来水、汽车和电话。我城里的表兄弟不再想要美国的衣服作为礼物，他们更喜欢中国的款式。事实上，我们从美国带回去的物质财富几乎没有他们在中国找不到的。

然而，随着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却越来越差，因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和审查。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他们读到的新闻与我的越来越不一样。

夹缝间

2019年12月，疫情爆发时，我住在北京，作为一名美国记者，报导湖北省一种神秘的新型肺炎病例。

我的表妹是一名护士，在武汉附近的疫情爆发地前线工作。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因为长时间工作，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与刚出生的儿子和家人分离而感到焦虑。我的其他亲戚被当局封城，面临着疫情引起的恐惧和不安。我们家的一位密友因感染COVID-19在武汉去世。

当疫情蔓延到美国时，我妈妈确信这种病毒比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致命得多，她担心自己会因为“感染COVID-19的中国女士”而受到歧视。与此同时，我的亚裔美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因为“把病毒带到美国”而被人吐口水、在街上被人大喊大叫，甚至在餐馆里被人谩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有足够实力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国家。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现在，美国领导层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有效地对抗北京，同时又不加剧国内对长相像中国人的歧视。这意味着要向公众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中国14亿人民和全球数百万华裔。

“自从亚裔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就一直被视为外来者”，前白宫内阁秘书长卢沛宁说，“你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中国铁路工人，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1980年代与日本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时。”

当我看到世界两大经济体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沦为争吵时，我不禁想到所有因无法控制的地缘政治争端而处境尴尬的亚裔美国人。

我也想到年轻时的我，当时我只想被接受为美国人。当她知道即使在今天，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会被视为“他人”时，她会感到多么绝望。　◇

责任编辑：齐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