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9月14日讯】国家权威是一个国家系统中的最高权威，是构建政府机构的出发点，也是政权法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权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并逐渐稳定下来的社会最高原则的体现。在历史上充当国家权威的可以是天（神），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种公共契约（如宪法）。一个稳定的国家系统和社会结构必然是从一个稳定的国家权威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

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国体的国家权威是宪法，这两种国体得以成功构建的前提是必须要确立宪法在国家系统中的权威地位。一般而言，君主立宪国是在君主与议会的政治博弈中逐渐建立了宪法的国家权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的权威逐渐消退、过渡为宪法的权威，英国（英国无成文宪法，由其历史上不同来源的法律、判例和惯例组成宪法体系）、日本都是遵循这样的历史轨迹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国家。而一个新型共和国的成功建立则需要至少有一个掌握军权的政治强人以其巨大影响力主动遵守宪法，将其在共和革命（或者独立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转化和沉淀为宪法权威，美国共和制的建立就是以华盛顿主动遵守宪法开始，将其个人权威转化为宪法权威。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两千之未有的一次政治转型，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系统将过渡为现代社会的国家系统，这需要在新国家系统中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如何向现代过渡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神）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最顶端的位置，是中国人心中的至高权威。天的权威在中国社会心理层面沉淀为一种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成为中国人判断是非、好坏的最高道德标准。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中华民族的国家系统正是在“天意”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下图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系统结构图（国家权威和政权关系的结构图）。

在中华传统的国家系统中，天的职能一般是由君主来代行，中国的帝王以天子的身份履行天命，代行国家权威的职能，所以称君主为天子，所谓的“替天行道”也就成为天子天赋的岗位职责。如果天子不履行天道、不施仁政，而是逆天叛道、施行苛政暴政，那么天子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和长久，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将受到来自“敬天的文化系统”中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判权的文士们的道德批判。这些道德批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可以左右社会形势的演变，民心、民意就是顺着这种批判走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制约君权最可靠、最有效的方式。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以天（神）作为国家权威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中华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无论怎么改朝换代，都只是变换了不合格的天子，而不是改变了国家系统中的国家权威。正因为如此，中国敬天敬神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下代代相传、延绵不绝。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对传统国家系统的重大变革，在国家系统中以宪法取代君主（天子）的位置，以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取代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当然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系统中依然存在，只是退出了国家系统）。下面图二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家系统应有的结构图（实际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说君主的天子身份是一种君主与天（神）的契约，是一种天命契约，由文士们依据敬天的文化系统所内涵的评判标准来监督其执行，那么宪法则相当于是全体国民之间的一份公共契约，宪法规定了私权力（民权）和公权力（国家机构的权力）的各自范围，宪法是由国民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制定并监督其执行状况。

如图二所示，要让宪法成为国家系统的最高权威，还需要在中国社会的心理层面上构建出一种尊重宪法的新的文化系统，使宪法所规定的契约最终沉淀为一种全民所自愿奉行的社会习俗。这种社会习俗的建立和养成，就是打造共和制国家系统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共和革命成功后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关坎，孙中山先生将这个阶段称之为“训政”。

根据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图，一个新的共和体制从建立到成功运作，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共和革命，通过军事手段推翻旧君主制，这是“军政”阶段；然后制定一部共和国的临时宪法，组建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运作中培养政府官员和国民遵守宪法的习惯，培养国民在宪法框架下履行民主权利的各项业务技能，这是“训政”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制定出正式宪法，按照正式宪法行宪，在行宪中走向成熟的共和体制，这是“宪政”阶段。

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的成功，清帝退位，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意味着晚清时期开启的中国共和革命走完了军政阶段，进入训政。如果在训政阶段，掌控临时政府的政治强人主动遵守宪法，以个人的政治权威为宪法背书，必然能带动全国上下在国家系统中尽快形成尊重宪法的文化习俗，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就会顺利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国家权威，新的共和国就会顺利走向宪政。

北洋政府为何未能建立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

不幸的是，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掌控临时政府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尊重宪法的强人。如上一篇文章所述，袁世凯开创了以强权破坏中华民国法统的先例，其恢复帝制的行动更是断送了中华民国在训政阶段培育出尊重宪法的社会习俗的历史机遇。

袁世凯对中华民国共和体制最大的破坏就是将宪法的尊严踩在脚下，将宪法当作其谋求个人权力的工具。1914年的《袁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后的产物，这部《袁记约法》从制定过程到具体内容，都体现了袁世凯的个人意志，是为袁世凯的专制权力量身打造的，这玷污了宪法作为国家权威和核心价值的尊贵地位，使中华民国的国格尊严蒙羞。

1915年下半年开始，袁世凯操控下的参政院多次提出更改国体的所谓请愿，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立宪的风潮。10月6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通过《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后由全国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12月11日，国民代表就变更国体进行投票，结果以全票通过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实质就是对中华民国全体国民的侮辱。可以想见，如果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也不会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王在议会下、王在宪法下的君主立宪制，而是一个继续践踏宪法和民意的“袁记君主立宪制”，是《袁记约法》下的那个无限权力的大总统再加上皇帝桂冠和世袭制度。

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本质都是宪政体制，其核心价值都是在国家系统中以宪法作为国家权威，以尊重宪法为立国之本。而纵观袁世凯的作为，无论是打造《袁记约法》中的终身大总统，还是筹备洪宪皇帝，宪法都沦落为袁世凯专制权力的橡皮图章。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权力在皖系、直系、奉系之间转换，在十年间推出三部宪法，期间国会多次被解散，也多次被重建。由于辛亥革命打造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框架，这个框架下的中央政府运作必须得有国会的参与，比如选总统；必须要有宪法，比如要规定政府是由总统掌权还是总理掌权等等。当军阀们需要国会选举自己为总统时，就会恢复国会，想尽一切办法凑足国会议员人数，并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公开贿赂）来保证自己当选，以使自己的总统职位合法。当军阀的政策在国会遇到阻碍时，他们也可以动用手中的军力，或者派兵包围国会，殴打国会议员，或者号召手下的军区司令们通电为其政策护航，以武力恫吓国会。这里面的乱局本文就不再赘述。

北洋时期，有议会、有宪法、有选举、有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有结社自由、有新闻自由，但是宪法的国家权威地位未能确立，国家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未能确立。归根溯源，这一切的祸源皆在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马上病死，他留给北洋军阀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不尊重宪法和国会，可以使用武力控制国会议程和宪法制定。袁世凯把这一切亲自带头示范、手把手教给了底下的北洋诸将。

孙中山以军政再造共和、重建法统是历史必然

由于宪法的国家权威地位未能确立，北洋时代的政治法则是谁拥有自己的军队，谁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北洋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国史上政局最混乱的年代，武人治国、法律废弛，军阀割据、战乱频生，整个国家缺乏核心价值观和凝聚力。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创建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稳定的中央政府，将中华民国各省以核心价值观凝聚在一起，已经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当然北洋军阀也想完成天下一统，如段祺瑞、吴佩孚都有这样的理想，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军事实力。但是北洋军阀有一个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就是其武统的合法性不足，他们的武统不是为了缔造共和体制，打倒不遵守宪法的军阀以树立宪法权威，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每个军阀都是这样想，这也使得每个军阀在战争中一旦获得有利局面时，就会面临友军背叛或者部下倒戈，因为军阀们都不会让其中一家独大后威胁到自己的地盘。在护法战争初期，段祺瑞在湖南战场很快打败南军，但是随后遭遇直系吴佩孚的背叛，使段祺瑞武统南方的计划破产；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当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冯玉祥背后倒戈攻入北京囚禁曹锟，致使前线的吴佩孚一败涂地，北京政权落入奉系张作霖之手。

北洋军阀之间的这种争地盘和扩充实力的战争，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诸如定国、讨逆、镇威、讨贼、安国，注定不会让国家一统，只会让军阀越打越多，地方割据越演越烈，局势越来越乱，让宪法和国会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到北洋政府的末期，局势混乱到已经没有正式的政府，张作霖建立的是安国军军政府，自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

回到主题，袁世凯为部属留下的政治遗产是藐视宪法，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旧时代政治法则。但是君主制时代的兵争天下、强者治国是有一套严格游戏规则的，就是头上有天作为国家权威，身边有敬天的文化系统作为核心价值观。在这套国家系统结构里，用枪杆子争夺天子的位置，进行改朝换代，并不会搞乱天下秩序，反而是对已经被前朝末代君主搞乱的旧秩序进行重建。而北洋政府时代整个国家没有国家权威，尊重宪法的核心价值观被北洋军阀不断践踏，在这种国家系统下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既不能像传统社会那样重建秩序，也不能在共和框架下完成训政、推进宪政，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枪杆子里出地盘的军阀割据结果。从袁世凯不尊重宪法开始，到北洋军阀继承其政治遗产，北洋政府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最后被忠实于共和体制的革命军所推翻，这也是中华民国历史的必然。

相比之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行的军政概念，其真正的内涵是“枪杆子里出宪政”，这是建立共和或者再造共和、重建宪政法统的必经之路。革命党建军必然以共和理念为核心价值，以党组织为军队的基本架构，以党的领袖为军队统帅，这并非中共那种模式的党军，而是为实现宪政而缔造的共和革命军，其使命是确立宪法为国家权威并创造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

孙中山再造共和、重建宪政法统的军政之路从1913年的二次革命开始，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于1928年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制定了正式宪法。蒋介石以其个人权威带头遵守宪法，将其个人权威沉淀为宪法权威，宪法的国家权威地位得以确立，中华民国宪政国家系统的全部结构实现了完整拼图。虽然此后经历中共叛乱，国府迁台后的威权体制，但是这套完整的宪政国家系统再也没有遭受破坏，这是当今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区在结束动员戡乱法令后得以迅速实现宪政的根本原因。

——转自《》

责任编辑：连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