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这篇文章是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的英文自传《上帝的双面谍（God’s Double Agent）》中第九章的译文。他在山东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学习期间，在一九八九年，组织发动了本校的游行活动，声援北京的学生，并和他的一些同学去了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六四之后，遭到了当地政府和学校的严厉惩罚。就在被隔离审查、被迫写悔过书的艰难日子里，认识了耶稣，从那时起，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篇译文得到了傅牧师的首肯。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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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路出现之前的年代，作为（译者注：山东聊城师范学院英语系）英文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搞懂怎样制造炸弹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假如我在高中化学课上多专心一些，也许我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知道如何将几种化学品加在一起，做成比例精确的、致命的混合物。可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件事，我所学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莎士比亚让他故事中的角色死亡的方式相当的可怕──闷死、剑刺、砍头、绞刑、瘟疫。这些太不爽快了，我需要的是一个更麻利的东西，一下子就能把我和张明院长一快儿干掉。

我开始经常梦见死亡与凶杀。白天，我留心那两个监视我的公安警察（傅牧师注：那时候叫“政保（政治保卫）”，后来叫“国保”）、规规矩矩地坐在隔离房间里、写我所谓的供词，并幻想着报仇。有的时侯，过了一个小时，低头看看，桌子上的纸依然是空空的，我并不急忙写满一页，而是重开一页。我不再担心给人留下努力的印象。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习和考研究生的可能性，我就不再有任何的动力去讨好那个系副书记。事实上，我不再想给任何人留下好的印象。晚上，当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公安批改我的供词时，我把头埋在桌子上痛哭。

一天，在教室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坐在我的前排（译者注：在开学时）、抽签抽到了英文名字的同学“杰克（Jack）”终于转过头来说话了。

“这，”他低声说， “可能对你有帮助。”他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了我的桌子上。那是一位中国（古代）文人的传记。

看了看小册子的封面，然后翻过来看背面。 “这有什么帮助呢？”

“我不知道，”杰克有点不耐烦，“是（译者注：英文老师）老吴（Lao Wu）给我的。”（１）

“谢谢，”他的同情心感动了我，尽管还看不出这本书有什么用。

“或许会让你不要再那么的……哭哭啼啼。”

我勉强地翻着小册子，故事是关于山西省临汾附近西庄村的一位儒家学者，他以智慧而远近闻名。但是，他独自一个人时，却非常的悲伤和忧郁。

这我认同他，我一边翻着一边想。虽然我没有什么心情要看一本新书，但我也没啥好做的，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等着拿被批改的供词。而且，有意思的是，杰克认为这可能会解决我的问题。我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并开始阅读这位经受折磨的文人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席子直，儒家思想和中国的经典文化无法安抚他困扰的心。三十岁时，忧伤造成了伤害，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一段时期，他的妻子和朋友给他穿上了最好的衣裳，让他躺在床上等死。结果他没有死，他自己对此很失望。后来，他的朋友说鸦片（译者注：抽大烟）或许能让他高兴起来。鸦片立刻但却是短暂的见效。可是，暂时的兴奋反而带来了深度的沮丧，甚至比之前更糟。

“这个故事很惨唉，”一边说，我一边用小册子轻敲杰克的背。 “为什么给我这个啊？你要我哭得更惨吗？”

“老吴说这很鼓舞人心的哦。”杰克耸了耸肩。

我再次打开书重新阅读。当席先生意识到鸦片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时，他已经上了瘾。 他的健康以更快的速度变糟。 1876年，当山西发生饥荒时，戴德生机构（Hudson Taylor Group）的两名英国宣教士到他邻近的平阳府赈灾（傅牧师注：当时是英国知名宣教士戴德生成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数千人死于饥饿、自杀和疾病，因而那两位宣教士带来了食物、金钱和新的基督教。

饥荒最终结束了，宣教士们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让当地民众来思考这个新的信仰，他们在报纸上举办了一场征文比赛，要应征者回答：“什么是最有效的戒掉鸦片的方法？”这引起了席先生的注意。他对鸦片略知一二，而且，他那时非常需要钱去买鸦片。于是，他决定用了四个不同的名字投了四次稿，并且赢得了四个奖项中的三个。

颇不情愿地，他和姊夫去平阳的一位宣教士李修善牧师（译者注：David Hill）家里领奖。他对各种关于宣教士和新宗教的谣言早有耳闻。

“如同白昼驱散了黑暗，李牧师的出现也驱散了我所听到的所有瞎扯的谣言”，他说，“所有的恐惧都没有了，我的心获得了安宁。看到他慈祥的目光，想起了孟子的名言：‘人心若不正，眼睛必定显露（译者注：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那张脸告诉我，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真诚的好人。”

我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用手揉了揉脸。小时候，我曾听我父亲说过“耶稣教”的人。实际上，在距离我家约五六里的村子有一座废弃的老教堂，那些人在那里面聚会。我还记得第一次路过时说：“哎，这是什么？”

虽然它挺漂亮的，但荒废了，而其中一堵墙已经倒塌。我的朋友们拿它开玩笑，而我从来没有进去过。那座教堂看起来危险，也很神秘。

“以前曾有一些外国人住在那里。”他们告诉我。凡是与外国人有关的事情，自然都是非常有吸引力。对外国人的称呼“洋鬼子”，字面意思是“外国家伙或坏蛋”，因而，我见过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堂就自然地联想到不好的东西，因为它与美国人有关系。我们走近、好奇地看着它，好像它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太空船。

想到那座老建筑，我微笑了，这也许是几个月来唯一的没有假装的微笑。我放下书，看着同学们的背影，伸了一下懒腰。他们在埋头用功学习，而我却读一位鸦片成瘾者的故事。我问自己，我真的这么落后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回到那本书，继续往下看。席先生领取了奖金，甚至开始为宣教士工作，将《新约》翻译成中文用来制成宗教小册子。当翻译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时，他跪到地上痛哭，他感觉到终于找到了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的答案，而在儒家思想和中国经典文化中都无法发现的。不可思议的是，答案就在一位名叫耶稣的人的故事中，而祂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却受到统治者的惩罚和杀害。

我感到一阵寒意袭来，这时我抬起头，觉得这本书是专门写给我的，上面的每一页都在向我低声地诉说着深刻的真理。书中有很多优美的句子、从未听说过的在一起使用的短语、以及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灼见真知。

我从背包中拿出我平时用来学习英语的笔记本，打开它，在以前的英文笔记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写下：“席子直一书的记录”。接着，我开始抄写书中读过的一些精美的句子。

我在本子上抄了几页之后，又回头看书。我很想知道他改信基督教后有什么改变。毕竟，他是个毒品上了瘾的人。基督教能不能帮助他最终脱离忧伤和毒瘾？

“我曾试着用中药来戒掉烟瘾，但戒不掉；用西药来戒，也失败了，”我读着，“最后在《新约》中看到，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于是，我祈求上帝赐予我祂的圣灵。祂确实做到了人类和医学无法做到的事；祂让我戒掉了抽大烟的习惯。”

一滴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淌了下来，那时，坐在我前几排的一位同学听到我抽泣的声音转过身来。当她看到我，翻了个白眼后迅速转过身去。我在教室后面的哭泣不再新鲜了。然而，这一次，我的哭泣并不是因为绝望，尽管（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它一直伴随着我。相反，我是感觉到如释重负：还有希望！祂的名字叫耶稣？圣灵？祂和我小时候祈求的“老天爷”是什么关系？我作了一些笔记，并擦掉了眼角的泪水，以免它落在笔记本上。强烈的情感和困惑使得我不能快快地记录以便接着读故事。

席先生信了耶稣基督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胜魔”，意思是“战胜魔鬼”。他停止了吸毒，建立了一些福音戒毒中心，这样拯救了成百上千的人。

我看得茅塞顿开却又充满了敬畏。这个人创造了真正、持久的改变──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这正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当我还是一个被嘲笑的贫穷的小学生时，我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并认为实现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变成一个有钱人。

到了高中，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公平和平等的机会，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当上总理。进入大学之后，我要的是民主和自由。到了这个时侯，我觉得自己拥有的雄心壮志和个性特质足以能将我所处的社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可是，我的宏伟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事实上，那些我以为已经被我改变的人反而背叛了我！这就是我感到如此绝望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一直在策划要杀死张院长后、再杀死我自己的真正原因。没有任何改变。从未改变。我的人生、我的国家以及我的社会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我怎样地努力，无论这个世界上存在多少的不平等、不公平或不公正，都无关紧要。我不会看到任何真正的改变。

直到那一刻，我一直在想，哇，我就是那个能够领导中国的人。我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我能够带领人民朝更好的方向走。但是，我在这书中读到的优美的句子已经深入到我的内心。突然，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心中存在着的黑暗。

我合上小册子，将它放在笔记本上，瞅了一眼还在批改我的供词的系副书记。只要一看到他──这个共产党的官──我的心就会被刺痛。我曾向所有人宣称我反对腐败，而我之前也贿赂过这位党的系副书记。我以为我是在为了自由而努力，但我却封锁了大学的教室，不给别人有是否要加入我们 （游行）的选择。我要公平，而很小的时候就偷过食物。我要善良，但我却决定要杀人。

读这本书就像举起一盏明灯照着我自己的生命。那个隐形的我原形毕露，而我并不喜欢我所看到的自己。我不是一个正直的领导者；我甚至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事实上，我距离一个杀人犯只差几天、甚或是一堂化学课。

看了一下钟，我意识到在教室里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我花了全部的时间阅读，并将书中“优美的句子”抄到我的笔记本上。

“你要这还给你吗？”我拍了拍杰克的背。“或者，放在我这儿一段时间吗？”

“不要还，”他回答，挥手让我离走。“我不相信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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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匆匆地穿过校园。太阳已经升起一个小时了，但露珠仍然顽强地黏在青草叶子上，像一颗颗水晶珠。喷泉旁的广场上，数十名学生正在打太极拳、练气功，他们一致性的动作像一群大雁一样，一起飞向新的一天。两名学生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进一家茶馆，而店主在扫台阶，准备开张。

“老吴”，我边叫着他的名字，边敲着一所外国专家楼公寓的门。外国人是一群享有特权的教师，因为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洗衣服务和厨师，他们所住的大楼也比其他的好、更新、而且其它的条件也好多了。

“什么事让你起这么早？”他打开门，并微笑着开玩笑地问。 “是来看我还有没有香蕉？”

他穿好了衣服，但头发凌乱，手里拿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对不起，我来得这么早，但我想和你谈谈。”我回答道。

他指着沙发，我就一屁股坐到了上面。“我要和你谈谈席子直的传记。”

他压低了声音，好像我们突然在图书馆里一样。 “哦？你从哪儿得到的？”

作为一名美国人，他签署了一份不向学生传福音的协议，虽然允许他诚实地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学生们对美国的一切都感兴趣，老吴就创造了机会激发学生对基督教的好奇心。他主办了圣诞节与复活节的庆祝活动，而且总是小心谨慎地回答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

“杰克昨晚把那本书给了我，”我说，“他说是你给他的。”

“哦，是的。”老吴回应道。 “我记得。想喝点咖啡吗？我刚做了一壶新鲜的。”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进了厨房。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基督教，因为我已经被马克思的理论熏陶，而且从小被教育：宗教就是群众的鸦片。

“他说可能对我有帮助。”

“能帮你做什么？”老吴小心地问。

“让我高兴起来，不再那么消沉！”我大声地说。

“那，你是说，”他提示着，“管用吗？”

我笑着回答：“有效果！我看到了曙光！”

老吴从厨房出来，递给我一杯咖啡。“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坐下来问道，“跟我说说这个‘光’。”他啜了一口咖啡。

“我信耶稣！”我激动地说。“我感觉到鸟儿都只在为我唱歌， 感觉到上帝祂亲自用双臂拥抱着我。我曾经只有悲伤，而现在感到了快乐。”

老吴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认识我一年多了，但他只见过我从他的食品储藏柜里找吃的东西、在篮球场上是挺好的后卫。而我从未表现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

“哦，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消息，”他含含糊糊地回应。我猜，他不确定我真的是要谈基督教，还是政府派我来摸底的。

“我怎样注册？”

“你是问怎样加入基督教？”他不由自主地笑了。

“是的，我怎样才能正式地成为一名基督徒呢？”我恳切地问。“（在中国）要加入党组织是有程序的：首先要加入共青团，然后才有可能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加入基督教）有没有仪式呢？”

“不要操之过急，”他仍然非常平静地说道，“为什么不把你的感受写下来呢？花一点时间回想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发生的事情。”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谨慎的笑容，而我并没有真正觉察到他的犹豫。我对基督教不了解，因此我不知道在中国成为基督徒所具有的危险。我只知道我一直很痛苦、悲伤，而且已计划要杀人。但是，相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再那样了。

“好主意，”我抓起书包站了起来。当我走向门口时，看到了他的柜台上放着的香蕉。我拿了一个、剥掉皮、咬了一口，然后看着老吴。

“可以吗？”我说的时候，嘴里满是香蕉。在家乡，我从未吃过如此奇异的水果。

“当然啦。”他边说边为我开门。

“等我写好了，立刻回来。”

我穿过校园，脑海中不停地想着我的新信仰。尽管走过很多次了，而我现在的漫步感觉不一样了。我不再孤单，慈爱的上帝知道了我的存在。

“早安，”我对着监视我的两名公安警察微笑着，他们就躲在大楼旁的灌木丛后面，一直在等我。“你们今天好吗？”

我打招呼，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本来会让我恐惧而无法正常生活，但现在，他们对于我不再具有那种力量了。我到禁闭室时，系副书记已经在那等候了。

“很高兴你最终还是来了，”他说，“来晚了，快进去写你的供词吧。”

“当然！”

他歪着头，我这么快就答应让他完全不解。我快步进了房间、拿出一叠纸、开始写。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写组织和参加学生抗议时犯下的所谓错误。但我必须先写点别的东西。

“昨晚看书的时侯，我信了上帝，”我写道。甚至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铅笔在纸上飞舞，记录着所有的对我的整个世界的想法，而现在它变得更有朝气。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正是这种感觉奇迹般地赶走了我以前心中怀有的对许多人的仇恨和愤怒。想到门外还站着一位中共公安时，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继续写着，想着，他只是不知道耶稣罢了。对张院长的憎恶感消失了，甚至还同情我以前的朋友约瑟夫（Joseph），他曾公开主张要判我死刑。写完了第一页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哼唱。

公安敲着门，大声喊道：“你在干什么？”

“抱歉！”我回应道，继续草草地写下我灵魂中的思考。很快，我还要写悔过书，这样我的看管才有事情做。我已经被监视了三个月，但我灵魂中涌动着的喜悦是任何政府的公安都无法抹去的。

到了晚餐时间，我几乎是跑到食堂去找海蒂（Heidi，译者注：作者的女友同学）。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她谈我的信仰改变。一进门，我的眼睛就瞄到了她。她独自坐在我们平常坐的那张桌子旁。每晚，她都是这样严肃而甜蜜地等着我。

“你好！”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热情地招呼。

“你咋啦？”她劈头就问。因为她早已习惯了我在校园里低着头、耷拉着肩膀地走来走去。

“你不会相信吧，”我说，“我是耶稣的信徒。”

她满脸茫然地望着我。“真的？”

“是的，我感到胸口的一座大山被移走了，”我解释道，“从而感到的不再是悲伤，而是快乐。”

“你确定这是‘快乐’而不是头脑发热吗？”她笑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医务室。”

从她讽刺性的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宁可谈论其它的话题，但我还是坚持要告诉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么好！”

“宗教是为那些软弱、易受蛊惑的人服务的，”她认真地说，“可你聪明多了。”

“我读了这本书，”我一边说，一边把书拿出来放在餐厅的桌子上。“这是关于一个人被改变的故事，他也曾感到悲哀和沮丧，但后来他相信了耶稣。”

“你没看到吗？”海蒂尽可能用温柔的语气说，“满怀焦虑的人意志不会坚强。这个人软弱，所以他接受了这么荒唐的宗教。”她看我的眼神，似乎我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病人、指望着几乎不可能的康复。“你不必走他的路。”

“可是，我现在心里有着这么多（上帝）的爱，”我解释道，“我不再对张院长或约瑟夫有坏的感觉了。”

“为什么不？”实际上，她的声音很严厉。“他们毁了你！”其隐含的意思是，他们也毁了她。毕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其他的朋友疏远了我，但她和我的关系却变得更亲密。

“院长没有骨气，而约瑟夫是个投机分子，天安门广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去，他就背叛了你，占了你的学生干部的位置，还在报纸上宣扬要杀掉你！”

“这些人也需要从基督里找到新的生命，上帝可以帮助他们。”我说，“祂也能拯救他们。”

“希秋，听我说，”她的手猛地拍在桌上，我杯子里的水晃荡起来，然后拿起我的书，“你那么聪明，不需要这种补脑子的东西，也不需要去爱那些想要你死的人。”

“那……你是说，你要读这本书？”我带着狡猾的微笑问她。

“你昨晚刚信了耶稣，就已经是一名宣教士啦？”

她不太情愿地把书放进了背包里。

“吃饭吧，”她说着，翻了个白眼，然后我们默默地吃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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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上完一堂老吴的课之后，去敲他住宅的门。他开了门示意我进去，并笑着说，“我在等你。”

“我全部写下来了，”说着，把五页纸放到他的咖啡桌上，“就像你要求的那样。”

老吴轻轻叹了口气，戴上眼镜，拿起我写的心得。他翻过第一页，然后第二页，我感到很紧张。我的感受是否足以证明我的信仰改变？我是否是像海蒂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太孤独而变得情感冲动？但当我的老师看完最后一页抬头看我时，眼里含着泪水。

“那，我可以加入吗？”我问。

“当然，”他跪在地板上回答，“第一件事是要祈求上帝的帮助——祈求上帝的指引。”

“哦，是的，”我说，“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的指示。”我明白我需要做什么，但我没有合适的言辞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用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语言谈论精神需求。因为共产主义要求我们向政府寻求“指示”或权威命令，所以我想要得到上帝祂自己的指示。我想获得救赎。

就在那儿，老吴在他的公寓里带领我祈祷。

“上帝啊，”我说，“这就是我的生命，我想成为祢的信徒，成为祢的孩子。”

我想起了席子直书中的一个精美的句子。

“哥林多后书（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5: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passed away; behold, the new has come.）”

我多年前祈求的“老天爷”，其实就是我们的造物主。

（1）傅牧师注：“老吴”是当时的美国外教，他的中文名字叫“胡牧”（Brent Hoover），来自加州洛杉矶。英文版传记《God’s Double Agent》出版时为了保护他，将他的名字写成“老吴”，因为那时他还经常去中国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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