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8月27日讯】我小时常看电影，周六晚上大广场放免费电影，搬着小板凳等着天黑。学校组织在电影院看电影，一遍遍地看《样板戏》《收租院》等，戏中的唱词每个孩子都会唱，那是政治任务。机关单位偶尔放内部电影，只要听到消息也跑去看。我记得有一年是看《第三次浪潮》，那时对人思想的管控刚有些松动，对影片的内容感到思想很冲击，也看不懂，但有一个镜头给我印象深刻，一个人的脚印和一个三叶虫叠加在一起的化石。那时，还听邻居小男孩王来平说，他老家有一个小脚老太太能翻墙，家里管不住她，到处跑，听的我们啧啧称奇。
有一段社会上出现怪现象。有人传说喝鸡血、打鸡血能治病，有邻居喝鸡血了。有人说：喝“太岁”水能治病，有邻居养 “太岁”了。桌子上放个广口罐头玻璃瓶，里面像瘦肉一样白白的东西还分层，用清水养着，据说还会长大，水有些酸酸的。
我家不远处有个姓裴的人，我父母也认识他，听说他突然会给别人看病了，也有些名气了，怎么回事？不知道，多年后又听说他瘫痪了。我妈妈非常困惑说：“他还能给别人看病哪，他自己怎么会瘫痪了？”慢慢地“气功”这个词在社会上被听说了。
认识气功
又过了很多年，我们家搬到新城市，刚开始住单位招待所，那时候气功治病已经被一些人接受。碰巧，我们住的那间招待所办了一次气功学习班，我妈妈正调动工作在家也没事，她有肾病为了治病就参加了。她参加学习班仅几天，就出现了异常现象（也就是功能吧），主要是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因为她是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非常反感。这突然到来的一切对她观念上的冲击太大，她的大脑承受不住，她说的话别人不理解，别人就说她是学功出偏，走火入魔了。
她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很难把握自己，很痛苦，也想找高人、找明白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看到的是什么？”
她问了很多人，没人能解答她的问题，也有人跟她说了些什么东西，对她也并不好。当时我在上海出差，等我回到家，家里已经是一团糟。
我爸爸找办学习班的人问，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把事情弄得更乱，后来我妈妈行为都不正常，真是有些疯癫了。有人建议送神经病医院，我爸爸坚决不同意，说她不是精神病，但我爸爸总是试图纠正我妈妈说的做的，这让她很生气。后来我舅舅也来了，我舅舅是我妈妈从小带大的，尽量顺着我妈妈说，少让她生气，这样她会好一些。
他们都找学习班的人寻求解决办法，当时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出了这种事情，有看新奇的，有想提供帮助的，也有其它目的，在招待所搞得沸沸扬扬，学习班也匆匆结束，办班的人都走了。
后来，来了一位老人家，这老太太以前是出家人，后来还俗还结婚了，应该是文革期间被迫嫁人的。那时我妈妈已经不能睡觉了，这老人家说她这是气不通，给她按了神门穴，我妈妈当时就感到有气下来。她对我妈妈讲，你也有孩子，你孩子大了要找对象、要结婚，有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妈怎么办？为了你的孩子你也要控制自己，并告诉她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她这些话让我妈妈听进去了，我妈妈从那以后就能睡觉，看到什么也尽量不讲了；又经过一段时间，观念的转变也是有个过程，也就恢复正常，别人就说她病好了。
我把“佛” 这个词带回了家
大约是“六四”前3年吧，我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进修，当时是培养 “系统程序员”。学习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如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编程用Fortran编程语言 ，也可以选修其它。我们是培训班，学员都是来自我们系统内各单位，这些在职人员有社会阅历，谈起话来涉及范围和内容就比较广。
我们像学生一样住在学生楼里，但我们是带薪读书，我同宿舍有一个女士是佛教的在家居士，她经常会讲到佛教中的事情，有时周日也会去“中国佛学院” （在法源寺），我心里觉得她真愚昧同时我也好奇。我对学习科学技术充满热情和渴望，我不聪明，只能是以勤补拙，天天泡在图书馆。她则比较随意。
有一次浴佛节，我跟她去了中国佛学院，一位约70–80岁的老和尚（法号：能行）接待我们，我那同学告诉我他是负责接待的主持，交谈中得知这位主持是河南人，早年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毕业，他热情地领我们参观介绍，临别时还题字签名送我介绍佛教的书。
在寺院里，我遇到一位约30多岁的女军官和她的女同学。她这女同学珠光宝气，也很有气质 ，一看就不是一般社会阶层的人，这女军官是虔诚地信佛。在交谈过程中，她讲述了她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神奇事，但我觉得她说的是真实的。我修炼后理解她是开了天目，能看到一些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是天目层次不高。当时在我的认知中，学佛的人都是弓腰驼背，搬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烧香磕头的老太太，看到这样的年轻军人也虔诚信佛，这让我很吃惊。
暑假回家我把我经历的这些新奇事告诉我妈妈，她说：“你不要接触她/他们，那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她们会束缚人的。” 那时我妈妈对气功有一些认识，但对“佛”这个词还是很排斥的。
在我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六四”学潮前期，清华、北大学生来回讲演并在校内游行，留言板上贴满了小字报，在学生楼边上也拉着绳子、上面挂些文章。有时我下了晚自习回宿舍路上，还看到有人在校内游行。我们数学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参与这些，好好学习珍惜学习机会，据说这老师曾在大西北插队很多年，最后恢复高考才回城。
祸从天降
91年我做了妇科手术，手术成功，恢复也好，准备上班了。一天突发急症，又住进医院传染科，经诊断是因手术过程中输入不洁血浆所致。当时社会上因输血染病的人很多，医院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就发明了个新病名，统称 “输血型肝炎”，因为医院查不出是什么病，所以达到医院规定的指标出院了。
我出院约半年多以后，我同病房的病友给我电话，说 “我们这批人都是丙型肝炎”，听说我住院时相邻几个病房都是输血染病的。到底输血染的是什么病？医院没给任何正规说词。
我出院后就在父母里家养病，因手术内分泌失调，情绪非常烦躁，性格也变了。但有妈妈陪伴，情绪稳定很多。她总是让我感到我的病不算什么，经过一段修养调理就会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先生和女儿也都住到我父母家，我女儿上附近幼儿园，一家人都特别喜欢她。但有一次闲聊，我妈妈突然说： “如果将来你死了，你这孩子我不能给你带，我养大了，人家爸爸领走了，我可真受不了。” 我想我怎么会死呢，也没在意。后来想想，我妈妈是知道我输血染这病的真实情况有多么严重。
为了治病，现代医学的办法都用尽了，那时候医药费都是国家报销，花了国家很多钱，年纪轻轻就成了单位的老病号。后来我单位业务分流成立公司，员工自由选择去向。我选择的标准是，哪里不指定医院看病，随便报销医药费我就去哪里。
河南血祸原因与吹哨人
08年我到了海外，看到了“河南血祸”事件，时间、地点、描述与我经历的完全一样，我明白了我也是这事件的受害者，也是见证人。这一切中国老百姓是很难知道真相的。
据维基百科，“河南‘血祸’是指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华中地区河南省为中心的艾滋病大规模传播事件。 事件起因主要是各地的血浆经济，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以血液传播为主，感染者大多参与过卖血或在疫区接受输血”。
在权威网站获悉，当年“河南血祸”，卖血农民染的绝大多数是艾滋病，只有少部分丙型肝炎。但我知道的当时社会上因输血染病的都是“丙型肝炎”，没有听说一例是输血染艾滋病的。那年代艾滋病这名词本身足以压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从得知。
据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老先生透露，“河南血祸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纵容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推行血浆经济，认为靠卖农民血可赚一大笔钱，可让卫生系统一本万利，但不做检测就进行采血，并将剩下的红血球混合后回输给卖血者”。他还说：“应该做艾滋病毒的检测，应该要检测其它的性病等等，病原体都要检测，可是他们为了赚钱，卫生部门竟明知故犯，不检测就直接采血，可是（血浆）采集完以后，不剩一半的红血球吗，他又多人混合以后又回输给卖血者，这样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有携带艾滋病毒，其他人都无一幸免被感染，这个事故就这样发生的。” 陈老先生不顾85岁高龄，不惧威胁恐吓实地调查了30个县，获悉卖血导致30-50万农民染艾滋。
河南血祸导致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艾滋病孤儿，多少艾滋病村，政府并不关心还极力掩盖，对揭露真相的医生（吹哨人）百般打压，如：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 高耀洁医生，为保存疫情资料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王淑平医生，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还有，对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百般刁难，不允许她的调查结果公布于世；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桂希恩等，网上还看到多位为揭露“河南血祸”事件坚忍不懈努力的人。
历史会记住这些不惧强权为民请命的勇士。（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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