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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发动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结束,在中国大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
短短四年间,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思。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披露:“‘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
中共给资本家画的“大饼”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为了争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给民族资本家画了一张诱人的“大饼”。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中共将保障“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之一是私人资本主义。
1949年9月29日,中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共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当时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中共翻脸要“革”资本家的“命”
据《黄克诚自述》讲,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时,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问:“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将消灭资产阶级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基本绝种了。”
1953年6月15日,毛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绝种”的总路线。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
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
第一,三反。1951年底,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官员。
毛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贪污腐败,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将“三反”运动“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
第二,五反。1952年初,毛发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主要对象是资本家。
毛指出: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伴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
到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了,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被逼死的三个资本家
上述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都是以极左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其套路都是,将资本家名誉上搞得臭烘烘的,同时在经济上处处卡脖子,让你在走投无路之际,举手投降,被中共“共产”。过程中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许多资本家被逼自杀。
1. 卢作孚之死
在中华民国时代,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到1949年,民生公司更发展成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1950年1月,在香港的卢作孚,在中共代表的游说下,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
1950年8月,卢作孚与中共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卢作孚还热情响应中共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
但是,好景不长。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从镇反,到三反、五反,民生公司都受到重大冲击。与卢作孚一起艰苦创业的公司重要管理人员,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或被拘押,或被开除,或被遣散。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1952年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卢作孚也成了批斗对象。他被揭发以请吃饭、洗澡、看戏等方式腐蚀中共干部。
短短三年内,中国曾经最好的民营企业被整垮了,这还不算完,中共还唆使一些人对他的人格进行侮辱。这使卢作孚陷入绝望。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2. 冼冠生之死
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是一个商业天才。他从学徒做起,1915年创办冠生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冠生园在全国各地的分店达37家,并配建有十多家食品厂,经营的食品达2000多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
冼冠生创业,靠的不是坑蒙拐骗,而是信誉和质量。
但是,在中共建政初,因经济不景气,冠生园的经营出现重大困难。到“五反”前,冠生园已开始积欠工资。
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所得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发不出工资来。
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劳资双方尖锐对立,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冼冠生没钱,硬是将他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
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上门逼税。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3. 鼎丰号老板之死
裴毅然的文章《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中,讲了一个被逼死的资本家的典型案例。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的张老板,在“五反”运动开始后,已经坦白交代了三次,但是,店员仍逼他“彻底坦白”。
当时,张老板的生日临近。他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外,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
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三反”“五反”运动时,上海跳楼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上班后常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据说在当时的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
当时中共搞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巨额的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如果找不到尸体会被中共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
因为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为防止自杀蔓延,中共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士兵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中共建政后,投共的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之一。
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荣毅仁也承受不住了,也不得不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初,他交代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因数额巨大,他不得不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说实话: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它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财政部长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等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连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都被逼迫坦白违法获利2096亿,到了几乎要上吊的地步了,其他资本家的遭遇如何?
毛泽东大笔一挥,将荣毅仁划为“完全守法户”,毛发动三反、五反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毛以下,有多少中共官员一拍脑袋,就把所谓“不守法的”资本家送上不归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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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