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会或推财税改革分析：因分赃不均

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当局正酝酿所谓“财税改革”。图为北京街头拥堵的交通。(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更新 2024-07-04 9:56 PM 人气 1835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7月0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专题部记者徐亦扬采访报导）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预计会议将推出新一轮所谓财税改革措施。此次“改革”可能涉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分配，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的税收收入。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财税改革的目的实际是为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赃不均”的问题。中央此举实际上是为了安抚地方官员，让他们继续为中共卖命，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也是把相应的责任推回到地方政府。

中共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当局正在酝酿推出新一轮财税改革。近日，中共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2023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下称《报告》）。在谈及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时，蓝佛安称，要“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2023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随后，中共官方文件延续了这一表述。蓝佛安称要“推进”新一轮财税改革，中国财税法专家称，这意味着“财税改革”将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有消息称，中共推行的“财税改革”将把重点放在允许地方政府保留更多财政收入上。主要的变化可能是围绕地方政府能保留多少收入，而不是增加或提高税收。地方政府可能会被允许保留大部分消费税（占中国税收总收入的约十分之一）和更多的增值税（占中国税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措施旨在通过平衡收支来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积累。

中国媒体对此也发文称，中国一些专家认为，本次财税改革应侧重于提升地方活力，留更多收入给地方政府。

中国证券公司中信证券认为，此次中共的“财税改革”将重点放在平衡中央与地方（央地）关系上，着力解决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目前，中共地方政府获得一半的增值税收入和40%的个人所得税，而中央政府则获得大部分企业所得税和所有消费税。目前，消费税是对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的。

中共在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分别设立了国税和地税部门，2018年又将两者合并。分税制实施前，中央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地方因经济状况向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际是因为基于中央缺钱，而地方有钱的现状。

2000年后，中共进行了两次重大的税收分成“改革”，地税系统业务范围不断萎缩。一次是在2002年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此前企业所得税收入属于地方，由地税局征收。“改革”后，中央财政进一步集中财力，将原本属于地方财政的企业所得税变更为共享税，中央占50%，到2003年又增加到60%。一旦变成共享税，税种的征收就从地税局转移到了国税局。

2018年，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国税局和地税局宣告合并，其实质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成再次改变，中共中央收回了更多的财权。

从2011年到2021年，土地销售对地方预算的贡献从五分之一上升至近三分之一。直至2021年，中国进入了严重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期。到2023年，这类收入从2021年的峰值8.7万亿元（约合1.3万亿美元）下降到5.8万亿元（约合7,800亿美元）。

分析：此次税改主要是因为“分赃不均”问题

7月4日，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在接受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收回财权后，地方的税收都集中在北京，然后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这种做法令经济较好的省份意见很大，因为税收上缴后，返还的较少，而许多偏远省份几乎完全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过去这一问题很难平衡，因为中央是靠着一盘棋去转移支付，这个矛盾一直未能解决。近几年，由于疫情封控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财政进一步收紧。

“这其实刚好碰上了同一时间，并不是直接相关，刚好把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推向了地方。”黄大卫说，“绝大部分人误解，以为最近的财税改革是由于财政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地方财政现在已经是资不抵债，依靠分税制改革，别说今年，三五年内要解决财政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靠收税基本上无法解决。”

旅居新西兰的媒体从业人士叶知秋也表示，中共此次酝酿的所谓财税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央和地方“分赃不均”的问题，同时中央也在推卸一部分责任。

叶知秋向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各省的收入不同，中共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这一矛盾，但之前还不是特别突出。近几年来，中共中央不断收紧财权，尤其是2018年国税和地税合并后，中共党魁习近平进一步收紧财权，将大部分财权收归中央，再由中央调配，等于是将富裕省份的税收补贴给穷的省份。

“说白了就是黑社会要养小弟，中共也是一样，需要地方政府替它干活，所以必须给予地方油水和好处。”叶知秋说，此前地方官员的油水最大来源是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对于他们来说，土地财政的好处除了所谓的政绩和GDP增长，他们个人的灰色收入也相当高。此外，另一部分好处来自财政支出，其中也包括各种回扣和贪腐；另一方面则是变相的福利，例如三公消费等。

叶知秋表示，此前，地方官员通过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的方式从商人那里获取利益，因此，尽管他们对中央的财政收入分配不满，但这还不是最突出的矛盾。然而，现在房地产市场崩盘，所谓的土地财政崩溃，这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大幅减少，已引发他们的不满。中共中央再将地方的税收大头拿走，他们还能从哪里贪？中央不仅拿走了钱，实际上也拿走了权力，导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突出。

他说：“所以现在中共实际上是在安抚人心，安抚这些官员，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好处，以继续为中共卖命，维持政权稳定。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内部维稳的举措，也就是将更大比例的税收还给地方，但同时也将责任推回给地方。如果地方政府继续入不敷出，那就表明主要是地方政府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中央‘分赃不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