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阮籍的评价。他认为中国诗歌作品中格调最高者即是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堪称中国五言诗历史上的划时代创作。

一直觉得阮籍是个很沉重的诗人，因为他清醒地生活在一个陷落的时代，从不放弃对“高贵”“纯洁”世界的向往。他表面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数，其原因正如吉川氏所分析的：

“他对完全依据自己健康的心理能够奠定新的自律性的生活，抱有充分自信。拒绝他律，是因为具有作为自律者的自信；勇敢地打破普通的调和状态，是因为对于达到超越它的、更新更完全的调和与平衡抱有自信。”

这种健康和自信与他诗中无处不在的悲痛感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如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不断抗争现实和追寻真理的生命轨迹。

竹林七贤中，人多偏爱嵇康，爱他的风流不羁、神形俊逸，爱他诗中的“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而阮籍的诗中几乎没有如是表现快乐、得意的句子，他似乎太过悲伤，以致于在不理解他的人眼中，他显得“病态”且“过于执着人生”。然而，书写黑暗与痛苦，不等于就是消极和局限，相反，一个人如果看不清时代的昏昧、人心的堕落，他对“美好”“光明”的理解也势必是肤浅而狭隘的。对“黑暗”和“痛苦”极其敏感的阮籍，犹如一个在精神道路上长途跋涉的苦行者，拒绝茍同于时俗，拒绝用短暂的逸乐自我麻痹。

在《咏怀诗》中，阮籍继承了过去汉诗对人生脆弱性的感怀，指出世人所追求的幸福无不是转瞬即逝的：世人爱慕美貌，然而“朝若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世人追逐名利，然而“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世人贪求荣华，然而“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世事一场大梦，世人却在梦中流连忘返，乃至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又在欲望和私心的驱使下，一再造下恶业，自食其果。在阮籍看来，人之陷于不幸，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成的：人心败坏、道德沦丧、礼义无尊……都将人推进无穷的烦恼之中。

我相信世上确实有一类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追求精神的富足与完满。对他们来说，生存从来不仅仅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富足——尽管他们可能会在某一阶段恋物成癖，或者托物言志，将未酬的心愿、夙昔的情趣倾注其上——而是达到内心的真正平衡与健全。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优越，如果不能持续为自己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内心就总会存在一个无法被填平的深洞。

这个洞与他们的生命本质相通，然而，苦思冥想通常很难真正触及到它，在任何外物上也很难找到它的确切对映，以至在任何世俗的理论与学说中也得不到完善的解答，但这样一类人却始终无法放弃对它的寻找，并在寻找途中感受到无可治愈的孤独，除非他能找到最终的真理。

阮籍就是这样一类人。在他看来，人世的虚幻几乎是昭然目前的，他向往的是超脱这一切之上的永恒世界。吉川幸次郎指出：作为这种永久的生活的总括和抽象，阮籍经常使用的词是“常”。他一再在诗中歌咏神仙的生活、永恒稳固的世界，如“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安通灵台，游漾去高翔”“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然而遗憾的是，他毕其一生也未能寻找到通往永恒世界的道路。就像当其他人都还在沉睡的时候，他一个人从黑暗中醒来，却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光明。这样的境遇，正如《咏怀》第一首所描绘的：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他的失落与悲痛，在《咏怀》第五十四首末二句“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许多敏感、有智识而又不愿流于世俗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阮籍式的矛盾与痛苦。《夏济安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的人，大多数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和野兽一样，只求享乐，并不要什么道理。偶尔有少数的人，有时或者要往高尚的生活爬，可是没有多大时候，又跌下来了。真正明白是非的人，几万万人中间没有几个，他们不需要人家传道，自己知道研究探索，一字不识，亦可成圣人。人所以有种种不同，全是业报造成……大多数人并不承认自己有病（亦或反而认为他有病），或者有人明知有病可是并不想医好。”（按：因是私人日记，语气稍显偏激）

所谓“高尚的生活”，或可名之为“信仰”。它能让人破除迷妄，了悟真理，因为人心一旦失去规范与约束，任由魔性滋长、压制理智与善性，便会离其本质越来越远。然而对于“垢重情深，迷于色尘，乐无益事，受诸苦恼，流转三界六道”的芸芸众生而言，聆大道、得正法的机缘是万分珍罕的。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甚至，正道明明已在面前，许多人却依然对面不识仙，空将机缘错过……

可是，正如一位朋友所言：“那最黑暗的中心，却必将成为光明的住所。”我始终愿意相信人心中的善念，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叩问中焕发光明，驱散黑暗……如是偈云：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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