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7月23日讯】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是汤玛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88岁高龄时的著作，而他在2005年84岁时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共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88岁高龄还有新作面世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指出，获奖的奥曼和谢林从事赛局理论（game theory,也有译为“博奕”或“游戏”理论）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商业贸易上的矛盾冲突，甚至于战争纠纷。两人的研究可应用于裁军、安全政策、市场的价格形成，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磋商。评审委员认为他们俩的“不合作的赛局理论”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有的人、有的国家可以推动合作，有的人、有些国家却带来冲突。

瑞典王家科学院则指出：“为何某些个人、组织和国家集团能够顺利推动合作，某些集团却因彼此冲突而蒙受损失？针对这个古老的问题，罗伯特·奥曼和汤玛斯．谢林的研究已将赛局理论或互动决策理论拱上主要分析途径的宝座。”此外，“重复赛局理论拓宽了我们对合作前提的认识”，“对这些议题的洞见有助于解释经济冲突，如削价竞争和贸易战等，以及为何某些社群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要比其它社群更为成功。重复赛局途径阐明许多制度的存在价值，如商业公会、组织性犯罪、劳资协商和国际贸易协定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表示，谢林在1950年代末期核子武器竞争激烈的时代出版的《冲突的战略》里，提出了赛局理论是社会科学的整合架构的讲法。他让大家知道反制的能力比对抗攻击的能力有用，不确定的反制比确定的有效。现在证明这些理论对解决冲突以及避免战争有相当的贡献。而由于他的推广，现在社会科学几乎都会用到赛局理论。

赛局理论的基本思考

赛局理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说是追求自利的, 而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赛局理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也是研究竞争的逻辑和规律的数学分支。而赛局理论经典故事“囚犯的困境”，说明了非合作赛局及其均衡结果的成立。

“囚犯的困境”系描述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抓到两个嫌疑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被窃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经杀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偷了点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检察官说：“你们的偷盗罪确凿，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10年刑，他只判3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这样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内许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内许均衡”首先对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史密斯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或者说私利与公益相调和。从“内许均衡”引出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内许均衡”提出的论断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可以是“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非合作赛局均衡在现实中要比合作情况普遍，其主要原因是人们相互间缺乏信任和透明度，以及人的私心作梗。 从“自私的基因”等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到“内许均衡”的体现。

如果赛局者们进行赛局多次，而且清楚地知道赛局的次数，他们在最后一次出于私心或所谓的“理性”肯定采取互相背叛的策略。因此，在次数已知的多次赛局中，赛局参与者很难合作。如果赛局次数未知，赛局者就会意识到，当持续地采取合作并达成默契时，他们就能各自比持续地不合作更加受益。这样，合作的动机就凸现出来。

公平和道义不在赛局理论内

赛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近似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方能最大限度的得利。据佛莱策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国际贸易教授考沃寨克（Cowan Jack）分析，赛局理论是经济实践的灵活工具，为制造双赢和最大限度获利而提供数量上的可靠分析依据。但也有人质疑赛局理论本身欠缺人的道德伦理性，因为其应用性缺乏对人道主义的考虑。反驳者则认为赛局理论虽然的确是研究人的自私性，但这不等于支持人的自私性，就像研究战争的人士不一定鼓吹战争一样。但毕竟赛局理论目的是在互动中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的利益，那么，缺少谋略或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必然失利。如此看来，社会公平和道义的确是不在赛局理论考虑之内的题目。

根据加州洛杉矶分校的大卫·莱文（David Levine）解释，经济学家所说的赛局理论被心理学家认为是社会条件理论，这也许是个更准确的对赛局理论的描述。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利益和冲突、竞争与合作，而这正是赛局理论的研究对象。

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正是探究个人选择行为的动机，以及人际间互动所形成的所谓“宏观行为”。谢林以自己的演讲会听众选择座位作为开场，那是听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前12排空空如也，但后面24排却密密麻麻挤满了800人，究竟是这场演讲会如此独特座位选择还是场场如此？是每一个人的理性抉择还是存在任何特殊因素？事出一定有因，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提出“合理的解释”，试图找出重要因素供业者、政府和个人未来决策的参考。

谢林成功地以这个有趣的活生生例子展开他对日常生活中诸种“人的行为”之分析，举凡生男生女、宿舍的男女安排、白人黑人及不同种族的分配、球赛座位买票卖票、不同高速公路的选择以免拥塞等等非常现实人生的课题。个人基于理性自利，依“成本效益”来作抉择，但理性的个人当参与各种群众场合时，却往往有一窝蜂的“盲目”举措。谢林在书中提及蜂蚁行为来类比人的行为，他更和一般的赛局学者或近代经济学家一样，利用数学模式、公式来“设计”规则，藉以规划或诱引人的选择行为。后一种课题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机制设计”专家时，引起了热烈讨论，其中涉及“机制”究竟是“长成的”或“做成的”之基本理念，这并非赛局学者最先提出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一代大儒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早就全力探究此课题。

市场机制V.S政府管制

简单地说，可由“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之区分来理解。任何经济学家都不会否定市场机制，但对市场的理解程度却产生分歧。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群聚居，彼此互动合作，即需某种机制引导以建立有效秩序、合理分配资源、提高群体福祉。在一切机制之中，最为重要、最为人熟知，但也最常被人忽视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机制。透过个人所有权及使用权的自愿交易，经济活动得以有效进行，资源能够合理分配，甚至依福利经济理论的推证，在理想的状态下可以获致全民最大的福祉。因此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中采行之广、历时之久，罕有其它机制可望其项背；而所谓自由经济的根本精神，也不过就是努力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莫轻易以人为干预扰乱其自有秩序，造成全民无谓的损失。

偏偏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人要骚扰市场机制，加以压制扭曲，甚至强令其无法运作。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市场机制有重大缺陷，必须以外力强予导正，方能为人民造福；而人造的替代机制，则能在匠心独具的设计之下，巧妙地去除市场机制的偏差，获得比市场机制更大的福祉，甚至在人间建造天堂。

直到近30年方才大梦初醒，挣扎重回市场机制的怀抱。然而即使30年之间，一般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扬弃干预与管制，走向自由化、民营化的大道，盘踞人类社会一半的共产主义体制更接连解体，投靠市场经济的正轨；但机制设计并未因此而走进死胡同，反而大放异彩，成为经济思想主流之一，乃至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其故又安在？

市场机制的确存在若干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所谓资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等让个体的理性抉择无法达成最大社会福祉。诈骗欺瞒、假公济私，是最常见的资讯不对称现象，而肆意制造及抛弃垃圾、污染环境令他人受害，则是最普遍的外部性危害。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市场机制乃无法有效运作。于是形形色色的机制便应运而生，政府乃是机制设计之中完全失控却又威力无穷的巨大怪兽，以导正“市场失灵”之名长驱而入，反以政府的更大失灵以及绝对权力的胡作非为，造成更大祸害。

尤其当20世纪初若干经济学家完全昧于资讯成本之高昂，以及大部分不对称资讯根本无法获得的现实，误以为高速运算技术可以设计出完美的经济统治机制，以取代有瑕疵的“市场机制”，甚至于让昏聩霸道假公济私的共产经济体制大行其道，令生民涂炭、国力凋萎，造成人类历史上一大惨剧。直到1991年寇斯（Ronald H. Coase）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交易成本理论”受到肯定， 以及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领衔的公共选择学派大行其道，对官僚行为及不对称资讯为祸的真相大白，才迅速被自由化、民营化的浪潮瓦解。难免瑕疵的市场机制被证明仍是无可取代，只能在其上依不对称资讯及外部性等具体问题，设计特定机制以改善现状。

“市场失灵”是一大迷思

当今世人皆以“市场失灵”作为“市场机制”的缺失，由而指责、甚至否定市场机制，殊不知当今各类教科书中所列举的各类“市场失灵”，原本就是人间的常态，也就是说：“没有市场失灵的完全竞争市场只有天堂才有”，遗憾的是，“人间毕竟不是天堂”，所以人间原本就是到处充斥着市场失灵，更不能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正确的方式是针对各种“市场失灵”找出原因所在，进而设法消除之。平实地说，一直以来也都有在走这条路，只不过都想藉由政府来去除、弥补或者协助，我们见到的事实是愈帮愈忙，反而更加重市场失灵的程度。主因就在政府也是凡人所组成的，在“私利”的驱使下，“为私害公”乃不可免。

值得再提醒的是，“市场机制”这项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发现，系透过“竞争过程”，让私心不得不变为利他心，这也是亚当‧史密斯之所以说“无形之手调和私利和公益”的原因，害人、骗人的物品和行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终究会被淘汰。不过，人的渺小致人间充满“无知”，即使人人都愈无私，都能以诚待人、开诚布公，还是有无限的“未知”，而“资讯不对称”也永不可能在人间消失。可叹的是，现实人间充斥机巧、欺诈，于是亚当‧史密斯乃处心积虑探索“道德情操”，等而下之则寻找“法理”，海耶克也惮心竭虑找寻“长成的秩序”。他们都往“人心”这种“形而上”或“无形的”路努力探寻，较诸今日数理模式“匠心”设计的“机制”，岂天壤之别就可形容的？

今日饱受赞誉的学者仍停留在精心设计机制以求其大用的阶段，令人不能无憾。而“机制设计理论”及“赛局理论”，强调的“尔虞我诈”，以“欺骗成功”自豪的作法，不但无助于“人心回升”，反而可能会对“人心沉沦”形成推波助澜呢！我们也不禁感叹，以诺贝尔奖鼓励这些学问，对人类的福祉、和平有何助益？

人的行为V.S动物行为

至于人的行为和蜂蚁等动物行为的异同，已故的自由经济大师、《自由中国》半月刋重要主笔夏道平先生（1907～1995）的说法很值得参考。他说：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团队行为V.S非团队行为

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年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合，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合。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自由市场就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则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及维护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读了谢林这本需要“头脑体操”的书之后，不禁再想起这两个关于人的行为的根本性且关键课题，提供大家深思并盼严肃对待！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