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母亲节，我把一朵红色的康乃馨插在母亲的衣襟上，祝她幸福。

今年的母亲节，我把一束白色的康乃馨插在母亲的坟茔，祝她安息。

1988年11月16日，我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起床，煮了半盅麦片和半碗咸鱼饭（母亲一直喜欢吃家乡菜）匆匆赶到医院。医院像往常一样平静，母亲也安静地躺在床上。可是，她却永远也不再醒来了。她身上的绵衣被汗水湿透了，不知母亲临终前经过了一番多么痛苦的挣扎。“生不愿来，死不愿去”，这是母亲常常说的一句话。

那是一家私家医院，收费昂贵，服务质量却十分低劣。对于美国的医院，母亲一直没有好感。她说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们千万别送我进去，在那里花钱又受罪。当我和当医生的外甥把母亲送进医院的时候，病情已相当严重了。她不能吃，不能睡，呼吸也困难。照理，这样的重病号，应该让她住进加护病房才对，但医生没有这样做。每天早晨，护理人员进来，循例是探热、抽血、量体温，以及把一些药丸放在病榻前。跟着有人送来一些面包、牛肉和咖啡之类，最后就是清洁工人进来把这些扔进垃圾桶。母亲除了台山话之外，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也不会听，想饮水不行，想大小便也不行，我们当儿女的就只好充当护士，替她洗脸、抹身，帮她大小便，或者送一些中国食物给她吃。

在病中，母亲常常感叹：我的子子孙孙都哪里去了？为什么让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受罪呀？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呀！

我怎样去安慰她老人家？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亲情淡薄了，伦理也日趋泯灭了。

母亲可谓四代同堂，子子孙孙加起来有好几十人，但有几个到医院去看看她呢？母亲最担心的是死时无人“送终”，果然，她去世时没有一个儿女在身边。这是我所感到最为抱憾的事情。不过，从中我也领悟到一条道理，那就是许多美国人不愿生育女子的原因。

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晚上，我已经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了。我给她吃了半片安眠药，喂她喝了两茶匙花旗参汤，还把一粒菩提子塞进她嘴里。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早已过了探病的时间了，可我还想在母亲身边多停留一会儿，哪怕是一分钟也好，但护土已经几次下“逐客令”了。我也忍耐不住了：“小姐，如果你自己的母亲病到了这等田地，你的心情该是如何？你为什么这样不理解儿女的心情呢？”“什么心情，这是医院的规定。”护士小姐撅着嘴巴走了。

我知道自己的作为虽然合“情”，但却不合“法”。因此再次抚摸了母亲一阵，便沉重地离开病房。这就是我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母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由于外公的早逝和外婆的改嫁，母亲从小饱尝了人间的凄风苦雨。她没有进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母亲15岁出嫁，生下了10个儿女。母亲除了抚育儿女和操持家务以外，还与父亲一道，起五更，睡半夜，节衣缩食，积蓄了几个血汗钱，买了几亩薄地，结果铸成了历史性的“误会”——在土改和文革中遭受到各种不应该有的迫害（后来虽然“平反”了）。

70岁了，母亲来到美国，本以为可以共享天伦之乐，过个好晚年。谁料疾病的折磨以及美国社会日趋淡薄的家庭观念，又使她陷入新的苦恼，甚至使她感到心灰意冷。尤其是最后的两年，她几乎已对人生失却了乐趣和希望。从早到晚，她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早上盼日出，晚上忧日落。她反复地吟唱童年时代的歌，也不停地追忆着那逝去的岁月。寂寞和空虚像潮水一样笼罩着她。这些日子，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回中国乡下，看看那间曾经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看看那个曾经生儿育女的家。但是，母亲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在美国12年间，什么自由女神像、大都会博物馆、世界贸易中心、动物园、中央公园……几乎所有纽约的名胜，母亲都没有看过。一来是我们都忙于生计，没时间带她去，二来她自己也实在没兴趣。母亲最感兴趣的是唐人街的老人中心。那里是些七老八十的人，其中大部分又是台山人。在那里，他们可用台山话说长道短，从盘古开天地讲到乡下的喜庆婚葬，一时哭，一时笑，一时唱，日子过得挺快乐。

母亲最看不惯的是美国的女人，不穿裤子（她认为短裙不是裤子），上身露出半个乳房，尤其是那些穿三角衩的“拦街女郎”。

“真不要脸！”母亲见到这些女人总是小声地用台山话骂上一句。当然，别人听不见，也听不懂，所以也从来不会招致什么麻烦。

母亲很不愿意出门上街。一来，她怕汽车。纽约的汽车又快又多，甚至有点“乱来”。二来，她怕抢劫，为了预防万一，她口袋里总搁着十块八块钱，要是碰上了劫匪，就全盘送上。然而，她最怕的还是找厕所。本来，纽约的厕所就难找，有时即使找到了，也不知是男厕女厕。有一次入错了男厕，心里还难过了好几天。后来，有人告诉她，第一个字母长的是男厕（GENTLEMAN），第一个字母短的是女厕（WOMAN）。母亲觉得老番造字也真有道理，男人总比女人高嘛。可是，有一次进人第一个字母短的那边，里面竟是男人。原来那间厕所写的是“MAN”和“LADY”，因此短字母的变成了男人……

当然，也有些事情，母亲感到很开心。就说“升降机”吧（乡下人叫电梯为“升降机”），“呜”一声就到了9楼；超级市场的大门出入都是自动开关；煮饭不用点火烧柴；还有洗衣服，机子隆隆一转便洗干净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母亲又搬回到王后区居住了。她一天到晚待在黑咕隆咚的“土库底”。不知白天黑夜，也不知春夏秋冬，女儿和女婿早出晚归，几个“竹升”（注：广东话俚语，指在西方国家出生的华人，只有华人外表，没有中华文化思维，类似普通话的“香蕉人”），由于语言和代沟的隔阂，也简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姐姐见她寂寞，特意给她买了一部电视机，可是她不懂英文，像聋子看戏，不知所云，不出几天，又感到厌烦了。于是寂寞和苦恼又包围着她。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她数地上的花砖，从一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窗外飘进几片黄叶，她意识到秋天来临了，于是，心头又涌上了另一种滋味。要是在乡下，秋天该多美呀。金色的稻田，随风轻荡的风筝，中秋赏月……往事不堪回首了，想到这里，母亲的泪水又簌簌而下。

姐姐见她待在家里太寂寞了，叫她到街上散散心，还再三嘱咐，千万别横过马路。就这样，母亲从这个街头走到那个街头，又从那个街头走回来。一天，她发现一个美国人的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苹果落了一地，多可惜啊！于是她每天提着篮子去捡苹果。主人每次见了她都点头打招呼，还说“哈罗”。母亲心里纳闷，我又不叫“哈罗”。我叫她把这件事告诉姐姐。姐姐哈哈大笑，说每天早晨，你见到别人就说声“GOOD MORNING”吧。第二天，母亲见了那主人，说了声“鬼摸你”，果然灵验，主人可高兴透了。从此，母亲脸上也就有了一丝笑容。

如今，又是康乃馨花开的时节。红的，白的，黄的，一团团，一簇簇，争妍斗丽，分外妖娆，我凝望着鲜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母亲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悲哀与悔恨猛烈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摘下白色的一朵，匆匆地走向母亲的坟头。

1990年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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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