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贺岁节目聒噪着，没人看，家人走进走出准备吃团圆饭。老妈坐在轮椅里，老眼昏花看着从国外回来的六岁外孙女嘻嘻哈哈逗弄小狗。她忽然举起手似要说什么，又颓然坠下，清一清喉咙慢慢说：“Ergu走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声音混浊不清的，又转头问我，“老施不知道怎样啰？”

我愣住，不懂老妈意思，反问：“哪个老师？”

她也愣住了，“噢⋯⋯”不再说话。

似乎老妈以为我是大姊？那两个名字，我从小到大没听说过的人，是谁？大姊知道内情？

时局动荡，“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革命青春落得苦涩，到了三十多岁，伊铭带着与两个不同男人生的四个孩子，住在河边小木屋公家宿舍里。小萝卜头们热热闹闹的，自然丝毫不懂单亲妈妈的孤苦郁结。她的同事来做媒，劝说了几次后，有一天下班回家，她对孩子说：“这个家，需要一个男人，否则会遭人欺侮。”

那个残缺的年代，似乎所有有家眷的人都在为单身或单亲的人物色对象，以同乡或同事的名义，互相拉扯将就着组成家庭，安顿下半生。你挑人，别人也挑你。为了顺利再婚，减少将来的龃龉，伊铭决定了，把最年幼的二菇交还给老施。

与老施这段姻缘令她呕气劳神，当初生下二菇后，她就跟老施决裂了。老施在台北单身自住，生活轻松写意，交了女朋友，隔月才来探望女儿一次，自当付起做父亲的责任。

二菇与兄姊们相处的最后一日，伊铭下班后骑脚踏车，匆匆赶去杂货店托儿所接了她，带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往后五十多年，就是靠这张邮票大小的黑白照片自我安慰过来的。照片里二菇小脸圆圆，妹妹头，大眼睛直视前方，不知道明天以后会怎么样。还没上学的她，肩上斜背着大姊的书包，是妈妈的愿望。那天晚上，兄姊弟妹一起分吃了一块蛋糕。

老施自是怀恨在心，在女儿面前尽情数落生母抛弃亲女之可恶，不准许母女相见。大姊曾数次奉母命，孤身前往台北施家，探问二菇消息，从未遇上好脸色。数年后，老施声称二菇已随教会远走出国，没有邮寄地址，从此母女失去联络。

伊铭自责，也无他法，生活里细碎无底的折磨不断，上班、照顾三兄妹，还有夫妻家务事，推着她向前走，无暇抚平伤口，再翻出二菇照片只能叹气，对婚后新生的幺子和幺女更是绝口不提此事。

现在，重病缠身，八十八岁的伊铭错把外孙女认做半世纪前亲手送走的女儿，无意中对疼爱的幺女说出她的秘密。

我踩着踏板，YouBike从福德平宅社区的无人街道上滑过，101大楼像电影特效背景一样贴在每个路口，气派辉煌，四周的房舍却破败倾颓，长满树藤，大白天都像鬼城，不敢想像夜晚景象。

我没想到在市区居然有这等残旧未拆的贫民村。痛苦的过往被挤压到记忆深处，却依然明摆在闹市的边缘。为了寻找二菇，尝试了解她和她父亲曾居住的家，我从社会局询查到网路，终于闯进这个时空，人事全非，连空气都是封闭的，我只能轻轻路过，不惊扰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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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