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6月15日讯】今年6月4日是中共“六四屠城”35周年，北京城一个多月前就已进入全面“维稳”状态，中共当局草木皆兵，戒备森严，中国各地公安也进入全面维稳。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全球关注。在中共开枪镇压之前，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手拿着Speaker在天安门广场，向绝食请愿的学生近乎哀求地喊话，让他们赶快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已经决定了武力镇压学生。

或许有不少港人还记得赵紫阳当时眼含泪水的那一幕，“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这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赵紫阳的老部下、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曾在2019年向《纽约时报》披露说，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正因为“六四”事件中表达对学生的同情，反对戒严、反对用武力镇压，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危机，赵紫阳遭中共党内强硬派罢免。由于赵紫阳不认错、不检讨、不同意中共做出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政治定性，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紫阳被撤职后，曾多次写信给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拒绝。

1997年9月12日，赵紫阳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这封信给赵带来更严厉的软禁。同年10月13日，赵致信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

他写道：“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8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但官方没有任何回音！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家长达16年，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

古人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共产党却与众不同，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

在六四或赵紫阳问题上，当党性与人性发生碰撞时，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是中共党性所决定的，党性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2019年，去世14年之久的赵紫阳，骨灰终于落土，但官方在墓碑四周安装了监控录像头，部署了警察、保安和便衣人员对拜谒人员进行拦截。

正因为中共党性至上，时至今日，“六四”、“赵紫阳”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忌话题。但是，面对中共当局的强力封杀，民间对赵紫阳的怀念依然不减。

去年11月21日，赵紫阳的长孙赵致远在香港举办婚礼，万科地产创办人王石与友人周岭在微博联名发给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的贺词中，除了恭喜婚礼圆满、新人百年好合之外，也在影片中表示，“值此喜庆之时，念起带领我们走出改革之路的紫阳前辈以及他留给我们无尽怀念的八十年代。感喟之情，无以言表。谨向紫阳前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的高瞻远瞩，不仅启发了一个时代的国运，更是涵养了历史长河的境界。他的宽厚善良，不仅救助了无数要吃粮的百姓，更把福报留给了自己的裔孙。”

今年73岁的王石，其父亲王辉为中共上将王震的下属，1989年六四之前，王石曾带领员工在深圳游行，以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示威者，王石因此被当地政府列入黑名单，据报一度被关押。

2023年10月知名自媒体时政评论人公子沈表示，王石是体制内家庭，代表改开时期成长的社会精英。他们跟政府关系密切，还有外国资本、外国政府的靠山。这些人如果拧成一股绳，会使中国改朝换代，所以共产党对他们很忌惮，而习近平上台后对他们的整肃，也加重了他们的不满。这次王石公开赞扬赵紫阳，可以说是公开叫板中共。

不过，对于中国体制内是否会再次出现赵紫阳这样的自由派人物，重启改革之路的问题，前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现作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直言“不会”！

今年3月末，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其实，每一个中共的政客都非常善于学习， 学习如何拿到权力，保障自己的权力，所以当这班人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也看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我想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

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但因赵紫阳秘书鲍彤认为时机未到因而改成“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政治开放”等议题，遂被暂时搁置。

吴国光还记述了在政改研讨过程中赵紫阳多次发表讲话，其核心可以归结为：政改制度化的实质就是要“分权”。赵紫阳指出：过于强调领导核心的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赵还要求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问题列入研究专题。

2005年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曾在台湾《展望与探索》发表《告别赵紫阳》时评，文章指出，赵紫阳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异数，赵紫阳“十三大”的政改方案，对 “党政分开”提出了具体做法。即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却兼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撤销与政府机构重叠的对口部门，党委办事机构要简而精，在其设想中，“党政分开”是整体政改的第一步，主要为后续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等一连串措施打下基础。

然而这个无法超越威权体制框架的调整，对于“党性”与“发展”的冲突、使得党性转变陷入民主承诺与集权巩固的张力之中。

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在他的《理想主义的年代》一书中写道，“赵紫阳在八九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到中共对民主的天生抗拒，而他，已经为了这个党，这个剥夺他的自由，这个把他一生对党的贡献一笔抹煞的怪兽，耗尽了一生的心血。赵紫阳心中的痛，又岂是足以为外人道的呢？”

王丹进一步表示，“恰恰是在赵紫阳离开了共产党之后，他的人性的光辉才得以呈现出来。他对八九年自己的抉择的坚持，已经赢得了海内外对他的敬仰。离开了共产党，他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书写自己的人生。这不也是一种解脱和成就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在自己的晚年回归了自我，这让我们可以为他欣慰。”

赵紫阳1919年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富农家庭，原名是赵修业，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建政后，赵紫阳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军区政委，也参加过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等极左性质的运动，“文革”期间被打倒。

文革末期，赵紫阳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四川是大饥荒重灾区，要解决9,000万四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饱的问题，在中共的政策限制下并非易事。赵紫阳当时突破中共执政几十年来的禁忌，大胆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从而实现了粮食增产。

赵紫阳的上述举措，使当时贫穷不堪的四川农民初得温饱，城乡人民的生活有了显着提高。于是，“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传遍大江南北，赵紫阳成为全国公认的“改革先锋”。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35年里，中共在任何为改革开放评功摆好的宣传中，从不提赵。但每逢赵紫阳的诞辰、忌日、清明和六四，中共当局总是如临大敌。他们严密监控和限制纪念赵的各种民间活动，对各种回忆文章书籍及拜谒，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封杀。

自由亚洲评论员未普曾发文表示，赵紫阳曾提出要约束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防止他走上个人专权、专断的路，这对当今习近平政权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赵紫阳认为，中共的最高层不应设总书记，应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这样做是要防止中共最高领袖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赵希望，用制度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对此，在独裁与专断中自得其乐而不能自拔的中共现今领导人，对这样的设想和提出这种设想的人怎能不恐惧呢？

未普还说，赵紫阳也是与中共切割最彻底的前中共领导人。他的五位了不起的儿女，和父亲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和父亲一样，都认为赵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既然从民间来，最后就应回到民间去。他们落实赵的心愿，和当局艰苦谈判了十四年，最后终于把父亲和母亲的骨灰葬在民间陵园。从那一刻起，赵紫阳就真正与中共做了切割，赵紫阳的精神也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人物真相》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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