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4月25日讯】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剧作家、电影导演、书法家。
1917年,吴祖光出生于北京一个名门之家,从小对戏剧着迷。1937年,他20岁时,写了中国第一部抗日戏剧《凤凰城》。从此一发不可收,踏上戏剧创作道路,写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等十余部剧作。
1947年,他去香港做电影编导,成为香港电影界的先驱者之一。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他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邀请函,激动不已。当时,他在香港的友人诚恳挽留他,并许给他优厚的工作待遇。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即乘海轮回大陆。
回到北京后,他很想做编剧,但党要求他做电影编导,出于对党的信任、热爱和感激,他服从党的安排,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
但好景不长。从1957年开始,他步入多事之秋,三次挨整。
被打成“反革命大右派”
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吴祖光聆听了毛的报告,兴奋不已,以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来了。
之后,不断有记者、朋友、领导要他给党提意见。他的妻子新凤霞担心他祸从口出,劝他不要提。
5月31日,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全国文联党组书记阳翰笙,邀请他出席一个给党提意见的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但此时,一向温顺的妻子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他狠劲一把推开妻子就走了。
他当时想的是,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那一天,他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被戏剧界老前辈田汉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发表。
不久,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他的发言成了反党铁证。他被打成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第一个大右派。
之后,他被批斗五六十次之多。
一次批斗会前,专案组的人对他说:“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该再隐瞒了。”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什么问题。后来,专案组的人说了“二流堂”三个字。他也想不起“二流堂”有什么问题?于是,他被批成说谎者,骗子等。专案组让他写交代,他也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他才知道“二流堂”的反党问题是什么。
从此,他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早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三年。
一家老小全部受株连
吴祖光回首往事时写道:“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先说我的妻子,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广大观众最喜爱的演员,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但是,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动员、威胁她和我离婚,她断然拒绝。之后,她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这个晶光透体的‘评剧皇后’,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
“三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当了七年‘兵团’通迅员,每天走七十华里送信,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班主任老师取消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至于我的父母,在父亲病已垂危的时刻,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最好、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却将我放逐万里冰荒,父亲去世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再就是我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母亲,担负起了全家及三个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
弟妹也受牵连: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戌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却被分配到内蒙古。他在苏联留学的六弟被抽调归国,受到狠狠的批判。
“我的原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全部摧毁掉了”。
文革再遭难 劳改整七年
1966年文革爆发,戏剧界是重灾区,剧作家吴祖光在劫难逃。
“二流堂”反党问题再次成为“造反派”关注的焦点,无数大字报、小字报、标语等,一起向“二流堂”开火。
他家附近协和医院的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他家的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他妻子加上一个新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
一段时间,他被强制待在家里,不准自由行动,造反派却可以任意闯到他家为所欲为。他的家多次被抄。一天,一个名叫陈湘的年轻人,骑一辆平板三轮车到他家,把他的书搬到车上,装了一车,骑回去了。
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李振玉,把他叫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责骂他。原因是他给几个月没见面的妻子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李大声责骂他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住在一个有十八间房子的四合院,这是他花钱买的私宅。文革爆发后,萃花楼饭庄党委的姜某和一个工人带着家属,闯进四合院,占了八间房。后来,他用剩下的十间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没几天,被街道一女干部抢去一大间。
经历抄家、管制、隔离、批斗之后,他被下放到文化部设在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的“五七干校”。在这里,他被劳改了七年。
被勒令退党
从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大右派”到1980年平反,吴祖光蒙冤23年。
到1980年,吴祖光竟戏剧性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一天,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他谈话,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问他,由于他和党有长久的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时刻,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入党“申请”。
因为是部长和他郑重其事谈话,他不得不认真对待。当晚,他召集全家人开会。说明情况后,妻子、两个儿子赞同,只有小女儿反对。他少数服从多数,写了申请。
1987年8月1日,吴祖光入党仅七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跑到他家,宣读中纪委文件。文件谈了他的六条“错误”,劝他“退党”,并作出“不听劝告,即予开除”的决定。
吴祖光说,“这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合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考虑到胡乔木年长体弱,亲自登门,我同意退党。”
吴祖光挨整的原因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讲真话。
1957年,党要他提意见。他当时唯一的意见是:“延安来的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而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普遍、盛行,尤其在戏曲界: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
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至于“二流堂”反党问题,那是根本没影儿的事。
1940年代,在重庆时,他和一帮文艺界朋友常在影评家唐瑜住所——“碧庐”聚会。有一天,郭沫若给“碧庐”取了一个名字,叫“二流堂”。于是,在这里常来常往的一帮朋友,都成了“二流堂”的成员。他们自由来,自由去。抗战结束,星散各地。
1949年中共建政后,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北京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当年在重庆“二流堂”常见面的一帮朋友,在这里又聚到一起。高兴了,就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根本没有成立什么组织,也没有反党这一说。
但是,到了1957年反右时,中共因为要整人,胡乱联想,硬是整出了一个“二流堂”右派反党集团来了。
吴祖光被劝退党的背后原因是: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1986年底,曾被打成右派的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写了一封信,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座谈会。
钱伟长收到信后,将信上交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于向邓告密。
邓看到信后,勃然大怒。1986年12月30日,邓召见胡耀邦、赵紫阳等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
吴祖光也是收信人之一,与方励之等看法一致。据说原本也要开除他的党籍的,但胡耀邦从中做了一些工作,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出面,劝其退党。
结语
吴祖光曾讲,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认定中共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
这是他1949年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北京最重要的原因。
1957年,他一心一意为党好,向党交心,却被党“一棍子打死”,全家遭殃。十年文革,又是十年磨难。
文革结束后,还是因为讲真话,他竟被勒令退党。
讲真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讲真话,是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力。
但是,在中共国,讲真话难,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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